努爾哈赤－－大清王朝帝業的建基人，生在公元一五五九年，那是明代世宗嘉靖三十八年。死於公元一六二六年，這年是明代熹宗天啟六年；也是他自己所建後金「天命」年號的第十一年。

他崛起白山黑水之間的時候，當時東北亞洲的情勢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知道傳統上對這一地區經常有影響力的，就是蒙古、中國和朝鮮。可是在十六世紀時，曾經縱橫亞歐大陸的蒙古人，早巳式微；連他們一直控制著的松花江、遼河流域的部分草原，都在逐漸分崩瓦解中。而十六世紀末葉，日本名將豐臣秀吉率勁旅入侵朝鮮，朝鮮向中國求救，明朝以水、陸兩軍赴援，血戰七、八年後，日本的野心固未得逞，明朝亦因勞師遠征，兵疲財盡；加以明王朝歷經幾代的君昏臣弱，政府機構日趨腐化，駐紮山海關以

外將卒的戰鬥力，迅速的在衰退中。朝鮮人和他們的李氏王朝哪？則在戰後餘灰、殘破不堪的生活�堻摁孝菕C

自古以來，唯有大英雄能認識情況，因時乘勢，於是這位女真族的領袖，即在這一段歲月中脫穎而出。

一

說到努爾哈赤的先世，除了他的父親塔克世，祖父覺昌安，曾祖福滿的名字，大概可信之外，更上代祖先的名字，以及「愛新覺羅」是否真是他的姓氏？這些恐怕都有問題。

就拿清代皇室的家譜－－玉牒上的規定來看，努爾哈赤弟兄們的後代稱「宗室」、「繫黃帶」，他的祖父、曾祖父的後代稱「覺羅』，「繫紅帶」，這雖然是用來分別皇室宗族的遠近，但豈不令人對他的祖先是否以「愛新覺羅』為姓生疑？本來，在今日文教昌明的社會中，又有幾個人能夠歷數三、四代以上祖先的名字？況且女真人原是只知漁獵、並無文字記載的民族；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做了皇帝(即清太宗)以後，常說「我國本不知古」，既是不知「古」的民族，如何能列舉多少代祖先的名字？難怪甚多中、日學者，用些片面的資料來研究清代皇室的祖先和姓氏，其結論常是言人人殊的，原因或即在此。

其實，中國有句常說的話：「好漢不必問出身」，「織蓆小兒」可能是大英雄的昭烈帝劉備；「皇覺寺的小和尚」也可以成為削平群雄、擊敗元帝國的明太祖。何況努爾哈赤的家世，累代以來，多為建州女真一些部族的領袖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二

努爾哈赤弟兄五人，他居長，有同母弟二人，異母弟二人。他十歲時死去了母親，據「太祖高皇帝實錄」上說，繼母對他「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而于產獨薄。」然而他並不計較這些，二十四歲時，他的祖父覺昌安、父親塔克世，都在明兵攻打古勒城時，死於亂兵之中。這時他早已經是「偉軀大耳」「聲若洪鐘」年輕健壯的小伙子了。

幼年時，不知因何種緣由，他曾出入明代駐遼東大將、原籍為朝鮮人的總督李成梁之門。多半也到過北京城，瞻仰了明代這座雄偉的帝都。努爾哈赤可以講漢語、蒙古語和滿洲話，他也認識一些中國字，即使沒有讀過全部的，至少讀過部分的「三國演義」。這些，對他的一生都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不僅增大了他的眼界，啟迪他暸解運用智慧的重要，而且開拓了他的雄心壯志，使他體會出做大領袖的人須具恢宏氣度和知人善任的道理來。

三

這一年，也許因父祖之死對他的刺激，他以「遺甲十三付」，招納流亡，結識英豪，立下了闖蕩江山的決心。但，他的事業，初時很受些挫折，征戰中也負傷過多次，有一次在征瓮郭落城時，幾乎死於箭下，「太祖高皇帝實錄」上這樣寫著:「上臨城攻之，亦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上乘屋顛，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射上中首，貫冑，傷入指許。上拔箭，見敵趨過，即以所拔箭從煙突隙處，迎射之。貫其股，應弦而踣。上被創流血至足，猶鏖戰不已。敵有名羅科者，乘烈焰中潛逼，突發一矢，中上項，硅然有聲，穿鎖子甲護項。上拔之，鏃卷如鉤，血肉並落。眾見上創甚，競趨而前，欲登屋扶掖以下。上止之曰，爾勿來，恐為敵窺，我當徐下。時項下血湧如注。以一手捫創處；一手拄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諸臣皆大驚，相怨咎。少甦，裹創，迷而復甦者數四，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裹創厚寸餘，至次日未時，血始止，於是棄垂下之城而還。」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努爾哈赤慄悍善戰、堅忍不拔的精神和他大難不死的幸運。後來他當然終於攻克了瓮郭落城，捉到了射他的鄂爾果尼和羅科兩個人，並將他們都收做了自己的部下。

四

總之，直到公元一六一六年，也就是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他才建立他的後金國，定都於赫圖阿喇（清代時稱興京，現在遼寧省的新賓），稱這一年為天命元年。當時他已經五十八歲，進入老年了。所以他的霸業的成就，很像春秋時晉文公重耳一樣的大器晚成。不過在建立後金之前，事實上他已經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措施：

（一）統一女真各部族：努爾哈赤先後戰勝長白山的小部落，再收服附近的哲陳部、蘇完部、董鄂部，成了建州女真的領袖；更遠征東海和渥集部，又在連年苦戰中粉碎了扈倫四部－輝發、烏拉、哈達、葉赫的抵抗，並且滅掉了其中的三個；剩下最頑強的葉赫，在天命四年(一六一九年)仍未能逃過滅亡的命運。這時他已是鴨緣江、圖門江以北，遼河以東，松花江以南，東至濱海，這一大片土地上的共主了。

（二）創造了滿洲文字：努爾哈赤以為漢人讀漢文，蒙古人讀蒙古文，女真人在金代時所用的金文，因公元一二三四年蒙古人滅金之後，三、四百年來金文失傳，現在必須要譯成蒙古文然後讀之，是一種很大的不方便。他自然也應該看出，一個民族如果使用一種共同的文字，才容易產生向心力。所以他請當時的文學之土額爾德尼、噶蓋，改良蒙古字，製為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和金代時的金文是完全不同的)，滿文自此始創立。這一年是一五九九年，努爾哈赤四十歲。

（三）建立八旗制度：由於連年爭戰，努爾哈赤很早就以「牛彔」為單位(每三百人為一「牛彔」)；現在土地日廣、人民日眾，遂建立了八旗制度。滿洲人至今所以叫「旗人」者，實基因於三百七十年前努爾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的緣故。所謂「八旗」，即為以八個不同旗幟為分別的集團軍(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滿洲人包括努爾哈赤的族人和子孫在內，都編於這八個集團軍之下。平時，各有汎地漁獵耕農；戰時，各旗分攤出兵征戰；獲勝時，所得戰利品、牲畜、奴口，則由八旗分取之。記得德國的大兵學家克勞塞維玆(Karl vonC1ausewitz)在他的名著「戰爭論」裡，曾經強調「戰鬥與生活合一的民族與社會必強」的原則，我以為也許足可解釋滿洲人於初起時，何以能夠以少數民族，有限的軍隊，而鐵騎過處，所向披靡。

(四)完成雛形政府：努爾哈赤深知分權與任人的重要；初時，即把他自早年就簡拔身邊，一直患難與共的五位戰友－費英東、何和禮、額亦都、扈爾漢、安費揚古，用為五大臣，參與密勿，幫他分理政事。他們之下，更設札爾固齊十人，像是今天的次長一樣，佐五大臣分任行政、庶務上的事情。努爾哈赤對這五位勳臣的本人，不僅推心置腑，一生禮遇，連他們的後人，在清代也都累世公侯，而且幾乎輩出名人，若說這五家為終清之世的股肱之臣，亦不算誇大。他並命三個年歲較大的兒子－－代善、莽古爾泰、皇太極和一個姪子－－阿敏，為「四大貝勒」，讓這四人做他眾多子姪們的領袖，凡一切軍國大計的決定，他們都有權參加。而且他們每人也都至少掌握一旗的兵力。在樹立八旗制度的時候，各旗均任命「固山額真」 一人，做為管理這一旗的大臣。實際上，這八個「固山額真」當時也就是努爾哈赤的八個集團軍的司令官。

五

有了上述的這一切措施做基礎，叮以說努爾哈赤漸已成就了相當的「氣候」，所以在他建國「後金」、稱「汗」、以「天命」為年號時，規模早具，並非是一群烏合之眾了。

努爾哈赤在建國的過程中，用「遠交近攻」的策略把女真各部族逐一吞併了，可是他從來沒有向明朝顯示過挑戰的態度。如今割據一方、分庭抗禮了，他知道與明朝的衝突只是時間問題，已無可避免了。

他一方面訓練軍隊，積極備戰，一方面決定爭 取主動，先發制人。在興兵之前，他要培養士氣，那時候他和他的謀士們，還不能像唐代的大文豪駱賓王一樣，替徐敬業草擬情詞並茂的「討武氏檄」，然而剋敵致勝，軍心需要鼓勵，他是完全瞭解的。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他以較為原始的方法，推出他自己誓師的傑作，以「大恨七宗」－－父祖無故為明所殺，恨一。明待葉赫部好而對女真部惡，恨二。漢人私入女真地挖參被戮，而明勒令交出十名女真人償命，恨三。葉赫與女真為仇，而明左袒葉赫，恨四。葉赫有女，早巳許嫁努爾哈赤，明朝教唆另婚蒙古王子，恨五。明朝逼令退地，使女真人田禾丟棄，恨六。明派一無賴之人為使，凌辱後金汗，恨七。－－祭告上天。努爾哈赤這樣做，目的是讓國人感到久在明朝的欺凌之下，自身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他要女真的士卒居於「哀兵」的心態中。他知道「師直為壯、曲為老」的作用，讓他的士卒覺得自己是站在「直」的地位，是「壯」的；而明朝是站在「曲」的地位，是「老」的。他點燃起士卒們同仇敵愾的怒火，來發揮「以一當十」、「以一敵百」的效果。

事實證明，他的這一手法成功了。努爾哈赤的軍隊，渡過渾河，直趨撫順。守將李永芳是他熟識的，他把大兵列陣於城下，向城上的李永芳說：「你如抵抗，我的箭並不認識你，你必死在我們的箭下；試想，小小的撫順城，如果我不能攻下，我還能夠興師與明朝的大軍做戰嗎？你好好的想想吧，再給我答覆。」永芳頗達時務，他深知努爾哈赤的話是有道理的，於是薙髮請降，保全了撫順一城軍民的性命。

這時明朝的廣寧總兵張承胤、遼陽副將頗相廷、海州參將蒲世芳等，率領一萬軍馬來救，戰陣之間，努爾哈赤若秋風之掃落葉一般，把這些官兵都殺了。一仗下來，女真兵獲得戰馬九千匹、甲冑七千付。是年七月，努爾哈赤再率兵攻清河城，守將鄒儲賢，以一萬兵固守不降；可惜他的氣節並沒能發生甚麼作用，結果是，清河城陷，鄒儲賢和一萬多守城軍民盡遭屠戮。撫順、清河諸城失陷，張承胤、鄒儲賢等軍，相繼覆沒，邊警告急，北京震動。明廷決定起用大軍，做一徹底的解決，如此遂爆發了薩爾滸之戰。

六

薩爾滸之戰，明朝的一方是－－

主帥：楊鎬，他是朝鮮戰役中豐臣秀吉手下的敗將，明神宗因他「熟諳遼事」，起為兵部侍郎，經略遼東。行前特賜尚方寶劍，用示倚任之專。他以瀋陽為大本營，調度各路軍馬。

軍隊：此役從征將士，均為明朝精兵勇將稱一時之選者。當時分四路進兵，以後金京城赫圖阿拉為會合點，預備一舉而殲滅女真，北路兵則徵調蒙古葉赫兵與俱，南路兵則徵調朝鮮兵與俱。所以楊鎬不但是明軍的統帥，他也是國際聯合軍的統帥。大兵總數號稱四十七萬，其實恐怕沒有半數，不過依最保守的估計，連蒙古兵、朝鮮兵在內，兵力至少當在十二、三萬人以上。而且那時候明朝已有西洋教士代為鑄造的大砲，故軍中並攜有火藥和槍砲。

後金的一方是－－

主帥：努力哈赤，這年他已六十一歲，他是身經百戰的戰士，雖然英雄暮年、血氣已衰，但經驗豐富、老謀深算。他的年長的子姪們都在三、四十歲之間，正是年富力強、能征善戰的時候；他自己一向主軍，故將帥之間，若臂使指，可以全無隔閡，調度自如。軍隊：斯時後金初建，八旗中每旗兵力，有否七千五百人尚成問題；不過為了圖存救亡，女真兵必傾巢而出，大概兵力的總數在四萬至五萬之間，約是明兵與蒙古、朝鮮聯合軍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們持有的武器是弓矢刀矛之類，並沒有砲火的配備。

大戰開胎接觸是在明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二月終，遼東一帶，河道剛剛解了凍，僅是幾天之前，仍在大雪紛飛，朔風凜冽，早晚尤其寒冷，地面上還看不過一點春意。明兵在這種氣候下，不免凍手凍腳，沒有當地的女真兵對天時那樣適應。

本來，楊鎬以精選的戰將，數倍的兵力，更兼蒙古、朝鮮的出兵助陣，聲勢浩大，如果誘使女真兵到遼河平原上，做大規模的會戰，同時發揮鎗砲火藥的威力，也許不難擊敗努爾哈赤的軍隊；可是楊鎬不此之圖，他的中路軍主將杜松、南路軍主將劉綖，都是神宗時代著名的勇將，驕兵悍將，自以為可操全勝，惟恐他人分功，輕敵躁進，杜松首先領兵過撫順關，在赫圖阿拉以西一百二十里薩爾滸山麓紮營，再分兵強渡蘇子河，想直撲女真軍。他遠離了平原大路，進入山區河谷，失去了砲火的優勢。特別是，距赫圖阿拉愈近，努爾哈赤的軍隊均是當地生長的人，他們對地勢也愈為熟悉。

整個的情況是：楊鎬的軍隊數字雖佔優勢，但兵分力散；雖有砲火，但放棄了發揮威力的環境；此外天時、地利、人和，均為努爾哈赤所佔，明朝大軍的潰敗，也就勢成必然了。

先是，努爾哈赤偵知杜松分軍渡過蘇子河，即命次子代善、八子皇太極領少數兵先去應付他，自己則集中兵力，猛襲薩爾滸中路軍大營，自日暮至深夜，萬矢齊發、聲震天地，明軍死者枕藉，營陷。努爾哈赤再全軍追擊杜松，杜松知大營已陷，狼狽失措，在腹背受敵下全軍覆沒。杜松、王宣、趙夢麟諸大將皆死陣中。

努爾哈赤乘勝揮兵搗北路軍，北路軍的主帥馬林知道不妙，採取守勢，然擋不住女真騎兵激雷閃電一樣的攻勢，轉瞬間北路全軍崩潰，馬林落荒而走，僅以身免。副帥麻岩陣亡，蒙古葉赫軍都逃走了。

消滅了中、北兩路軍後，努爾哈赤轉旆而南，迎向從寬甸而來的劉綖和朝鮮軍。這時劉綖軍已深入約三百里，並不知中、北兩路軍敗訊。女真兵在山路夾擊，明兵大潰，劉綖父子力戰被殺。「明史」「劉綖傳」上說，「士卒脫者無幾」。可憐剩些逃脫的傷兵殘將，投入朝鮮營，但朝鮮軍早巳嚇得魂飛膽裂，臨危變節，向後金呈遞降表，逼得那些明朝將卒，均跳山澗自殺了。

總共不出五、六天的時間，明朝三路大軍，被努爾哈赤竟各個擊破；三月初旬，戰事就結束了。只有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柏的一軍，尚未投入戰場，楊鎬趕緊把他調回，保護著他撤退了。後金兵全役中僅死傷五百餘人，明朝的損失，據「明史」「楊鎬傳」上的記載是，「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

薩爾滸一戰，關係深鉅，明朝精兵猛將死傷殆盡，原氣大傷；努爾哈赤所建後金的局面才算穩固了，這一戰真稱得上是清代龍興東土一個重要的關鍵。自玆以後，明朝對於後金間，雖還有多次戰爭，但僅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只能扮演捱打的角色了。

七

明兵既敗，努爾哈赤把軍隊稍事整頓，以戰勝的餘威，在這年六月攻下了遼河中北部的重鎮開原，守將也就是薩爾滸之戰北路軍逃脫的主帥馬林被殺。七月更陷鐵嶺。八月滅掉了葉赫。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明朝換了新皇帝－－明熹宗即位。三月初，努爾哈赤起兵取瀋陽，與守城明軍激戰後拔之。五天以後，他的軍隊再圍困了遼陽；當時遼陽是遼東的首府，經略袁應泰就駐節於此，可是他也抵擋不住後金的進攻，城陷時，應泰自焚而死。於是遼河以東明人據守的土地，並大小七十餘城堡一時俱下。這是薩爾滸戰後第二次大勝利，努爾哈赤遂即把首都自赫圖阿拉遷至遼陽。

第二年，努爾哈赤復渡遼河西犯，舉兵逼廣寧(現在的北鎮)，時廣寧巡撫為王化貞，遼東經略為熊廷弼，經撫意見參商，以致明朝的十四、五萬�茩x隊再度大潰敗，熊廷弼、王化貞二人倉皇退奔山海關，廣寧城及附近西平、鎮靜、平洋橋諸堡，均落入後金之手。是為努爾哈赤第三次大勝明軍。

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後金國都自遼陽再遷至瀋陽。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年)，努爾哈赤領大軍期盡收關外地，列陣於山海關及寧遠大路間，寧遠守將袁崇煥堅守不退，置紅夷大砲於城上轟後金兵，後金兵受挫而退，據說連努爾哈赤也「掛了彩」。有些著作認為，努爾哈赤就是因攻寧遠時受傷而死的。努爾哈赤的確是這一年死去的，不過攻寧遠在一月末，四月時他曾征蒙古，五月時又曾與據皮島的毛文龍相戰，他是八月十一日去世的；究否因傷去世？我們就不得而知了。這一年他六十八歲。

一個王朝的興起，時常並非一人一代的努力而能把帝王的基業鞏固的；清代就是努爾哈赤以下，連續四、五代皇帝，都是競競業業，很有做為的政治領袖。努爾哈赤有十六個兒子。其中有幾個非常的出色，他的大兒子褚英、二兒子代善，都是勇武善戰、早年幫助他打天下的人。他稱褚英為「阿爾哈圖土門貝勒」，滿洲話就是「足智多謀的王子」(官書後稱「廣略貝勒」)，但他器量狹小，不為諸弟所喜，受訐、被囚、自殺。代善不但助父親打天下有功，而他的最大貢獻，是努爾哈赤死去之後，他本可繼立為汗的，可是他把大位讓給了八弟皇太極；所以皇太極和清代後來的皇帝，一直尊代善和他的後人為「禮」親王。

代善實在「慧眼識英雄」，皇太極是努爾哈赤眾多兒子中，惟一有大領袖才具的人，他為人公正廉明、智慮深遠，無任何不良嗜好，尤其不贊成他父親對漢人的殺戮政策。除了衣冠、服飾和一些風俗習慣他認為應該保持女真的傳統之外，他是個很傾心漢人文化的人。在他繼承汗位的十七年中，才真的替清代統一中國打下了基礎。如果說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的獲勝，是清代興起的一大關鍵，那麼，筆者認為，皇太極在努爾哈赤死後之得能繼承汗位，應該是清代興起的另一大關鍵。

多爾袞，是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努爾哈赤死的時候，他才十四歲。皇太極很看重這個小弟弟，美稱他為「墨爾根代青貝勒」，滿洲話是「聰明王子」的意思；所以後來封他為「睿王」。努爾哈赤大概沒有想到：僅僅在他死去十七年之後，他的小兒子多爾袞已經率領著滿洲的鐵騎，入主中原了。

我中華民族乃融合漢、滿、蒙、回、藏及其他少數民族而成。自民國建立，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先倡導五族共和，並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先總統蔣公亦一再昭示邊疆民族地位之平等。在我國憲法第五條中，更明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因之，國人對國內邊疆民族不應有所歧視，更不可存有優越感。我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又有悠久歷史，傳統文化，係由各民族演進組合而成。惟歷代各族名稱多有不同。如禮記王制即有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說，究竟何為夷狄、何為蠻戎？亦難以肯定。而先總統蔣公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根據史實指出漢、滿、蒙、回、藏均為黃帝子孫之支系。玆依據史書對滿族來源、遷徒及演變加以考證，知滿族來源有二：一為東胡系，一為肅慎系，現分述如下：

一、東胡系

「東胡」係東邊胡人之意，係對東北諸族之通稱，史記謂：「東胡，烏桓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之東，故名東胡」，其居地在今之河北、熱河、遼寧一部，另有一族稱為「山戎」。玆對烏桓、鮮卑再稍加說明。

漢初，東胡為匈奴所破，餘眾保有烏桓山，故稱烏桓、居今日熟河之地。當漢武帝擊破匈奴後，徙烏桓於上谷(今河北省中部)等地，至東漢安帝時(公元一○九年)犯五原(在今綏遠)，建安時(公元二○七年)曹操破之於柳城(今熱河朝陽縣)，殘部走遼東，後徙居塞內，與漢族相融合。

鮮卑亦為東胡族，代烏桓而興，地在烏桓之北，其得名之說有二。一係以祥瑞得名，因滿語Sabi即為祥瑞之意。一因其據有鮮卑山故名。惟趙尺子教授謂：西伯利亞即係鮮卑，在北史魏本記中謂：「魏之先出自黃帝」。可知先總統蔣公之說有其根據。鮮卑初服屬匈奴，後強大自立，反時擾漢境，魏晉時進入塞內，後有五胡亂華，建立十六國之事，鮮卑族建立前燕、後燕、西燕、南燕、西秦、南涼等國，至拓拔魏更統一北方之混亂，而形成南北朝對立之局面。至吐谷渾原係人名，後乃以吐谷渾為姓，亦係鮮卑族系，只因其兼併羌、氐，故非純鮮卑族系矣！至唐代屢為邊患，其地在今日青海西部。又柔然(又名蠕蠕)亦為鮮卑一支，地在新疆一帶。他如奚亦係鮮卑族一支，居於內蒙古東部今熱河之地，原稱庫莫奚，至唐代始去「庫莫」二字而直稱為奚，後為契丹所滅。契丹亦為東胡族之一支，原在吉林之北，後遷至今吉林、遼原、熟河等地，唐代曾內附，後叛附不一。五代時，由阿保機建立遼國，姓耶律氏，自稱皇帝，後石敬塘曾向其借兵，並割燕雲十六州，以迄於宋，終為邊患，直至金人興起，方被滅亡。

二、肅慣系

肅慎系堪稱滿族「正宗」，古代稱為息慎，後稱挹婁、勿吉、靺鞨、渤海，又轉音為女真、女直。清太宗自稱為滿洲，不再有女真之名，居住吉林、黑龍江之地。虞舜時即與中原來往，周武王時尚曾進貢，後至秦漢時，乃與內地斷絕來往，其後女真建立金國滅卻契丹(遼國)，至清代更入主中原，統一中國有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現將挹婁、勿吉、靺鞨………等活動情況簡述如次：

挹婁：肅慎在三國時入貢於曹魏，郎稱挹婁(見晉書)。

勿吉：挹婁至南北朝時稱為勿吉，後分七部，隋代時尚遣使朝貢(七部為粟末、室、黑水、白山等，以黑水較強)。

靺鞨：隋唐時靺鞨部內附，且遣使來貢，其最北部之黑水靺鞨，在唐太宗時曾助高麗反抗中國，至玄宗時又來朝貢，至栗末建立渤海國，黑水又隸屬渤海國。

渤海國：原係栗末靺鞨，曾隸屬高麗，在唐玄宗時建立渤海國，長達二百餘年，至遼國興起，方被滅亡。

女真：靺鞨建渤海國後，再無靺鞨之名，至五代時稱為女真(或謂本名珠里真，訛為女真)，曾因避遼王宗真之諱改稱女直，在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阿骨打即皇帝位，自稱大金國，都會寧(今松江省阿城縣)。宋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滅遼，即南下攻宋，後蒙古鐵木真興起，於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為元人所滅。

明瞭滿族來源後，再探討「滿洲」名稱由來。或謂滿洲係佛號「曼殊」所變，含有吉祥之意，惟明人稱為「滿住」(最大酋長之意)，以後演變為凡在東北境內居住各支系之人，皆為滿洲。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即皇帝位(追諡為清太祖)，建國號為金。至明崇楨九年(公元一六三六)皇太極又改國號為大清(追諡為清太宗)。明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順治(追九年(公元一六三六)皇太極又改國號為大清(追諡為清世祖)入關滅明，建立大清帝國。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民國成立，清帝退位，中國乃結束君主專制局面。

西人多稱滿族為通古斯族，除大部入關外，尚有極小部份住在深山、水濱，如索倫，又名索俄洛，因其善於騎馬故又稱使馬部。案，索倫為滿語，即係射者之意，多住在興安嶺深山中。又有達呼蘭部(即打虎兒)，住在呼倫貝爾等地。畢喇蘭部住在黑龍江省興安縣。鄂倫春部，係滿語養「四不像」(馴鹿)之人，在嫩江省及黑龍江省，有北鄂倫春、南鄂倫春之分。赫哲族俗稱魚皮韃子，住在松花江兩岸。奇楊族即奇勒族，住黑龍江之漠河縣，錫伯即鮮卑之轉音，又名西伯、悉比或史伯，皆譯音也。原住吉林省，乾隆時部份移至新疆之伊犁、塔城等地。

總之，自滿洲入關後，初以八旗分駐各地(若干城市皆有滿人城)，散佈全國，經過二、三百年時間，與漢、蒙、回族融合，漸漸失去原有語言、文字，匯入整個中華民族之洪流，其風俗、習慣、生活起居與漢人殊少差異。漢、滿、蒙、回、藏既源於同一祖先，自應彼此親近，互助合作，使我中華民族歷久彌遠，團結永固也！

我在寧夏讀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有一天閒著沒事作，趁著爸爸不在家，打開他的書箱，沒目的的亂翻著，突然發現一本奇特的書，封面左上角沒書名，卻在右下角恭整的寫著「索爾加室」四個字。由於好奇心的驅使，翻開第一頁看看，現在巳記不完整那些字句了，只記著其中一句是：「…世居長白山南麓之會寧鄂爾坤地方……」。在那時小孩子對於長上的名諱等，不許可隨意的亂問亂說，所以我立刻合上書，將書箱收拾好。

後來讀完中學投考軍事學校，到離家一千二百里外的蘭州受訓，在填寫表格，寫到籍貫一欄時，我躊躇了，自思「我並非世居當地的回族、蒙族或漢族，寧夏乃是寄居之地，我的根在東北的會寧」。可是問題來了，在讀初高中時，曾仔細的多次翻閱地圖，從未在東北找到過會寧的城鎮，倒是在甘肅及韓國北部有會寧的地名。怎麼辦呢？記得清史上聖祖曾提到過敦化這個地名，想必是個大城或名城，於是在籍貫欄內寫下吉林敦化四個字。直到現在，我一家大小，包括內人，全是敦化人。卅六年我曾請調瀋陽，亟想去找一找會寧在什麼地方，可是因匪患而無結果。

十餘年後，我偶而涉獵一些歷史書籍，再翻查辭海，始知會寧就是金朝時代的上京，也就是如今哈爾濱東南的阿城(阿什河)。所以協會成立以後，我一直想將籍貫改為阿什河，至少在協會的名冊內應做這樣的更正。直到前不久，拜識了廣樹誠先生，他告訴我：「根據歷史資料，戍守綏遠、寧夏及伊黎的旗人，是在清乾隆年間，自吉林、黑龍江等地錫伯族中，挑出若干人，派駐上述三個地方」。為了使祖宗們辛勤守邊的功績不被漠視，我正式向協會請求，將籍貫更正為寧夏新城。

暇時回想，四十多年摸索，只弄清了短短兩句答案，三百年多年前祖先們居住在會寧的鄂爾坤(即今之阿什河)，一百多年前遷居寧夏，真是尋根不易，但僅此兩句話，已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因為我總算約略知道祖宗們源自那裡。

上下五千年，縱橫七萬里，在此環宇之內，經過時間、空間之長期演變，萬有事象，浩翰無際。祗以帝制史言，出現了約二百六十位帝王，其中堪稱英主明君者，固屬不少，而真作到開疆拓土、征服外患，立有顯赫之功者，確是鳳毛鱗角。

論者輒以推祟秦皇漢武為典範。秦皇雖有南開五嶺、北逐匈奴之功，但亦有焚書坑儒、賦稅徭役之苛，更曾興造阿房之擾，功過是非，殊難定評；漢武帝英年當政，文治武功，彪炳一時，北伐匈奴，南取閩越，東征朝鮮，擴大了中國早期版圖；在文治方面，罷黜百家，表彰儒術，定為一尊，開文字之仕途，惜晚年為著長生不老，求神仙進方士，大建宮室，平心而論，似有白玉微瑕之嫌。一言開疆拓土，擴大幅員，文治武功，均有懋績，懿行聖蹟，足為楷模，其最大建樹，厥為根除長期之外患，使五族融洽者，乃清聖祖康熙帝也。

中國之外患，自史有記載者始，是從古公檀父東遷以後，迄至清初為止，約三千七百餘年，其間經常入寇，從未停息。外患本源地帶，散佈於西方、朔北及東北方，至明代尚有東南方之倭寇，對中原地帶構成包圍形式，每當入侵，予以反擊，敗而再起，退而復來。自西周穆王時起，侵犯中原者為（犬嚴）狁、西戎。戰國及漢朝時代，則為匈奴，漢朝為應付匈奴之困擾，採取和親政策，下嫁公主於匈奴王，以換取和平。魏晉南北朝時代，五胡橫流氾濫，盤踞北方，建立將近廿小國，前後計達一百餘年。及至唐朝，復有突厥、回紇、吐蕃等，相繼來攻。到了宋朝，情形更為嚴重，訂澶淵之盟，為遼輸納金帛，遼減金興，復以銀絹為貢禮。明代有瓦剌、韃靼入寇，致使重修長城八達嶺。這樣的歷代外患，每當進犯，邊區居民，京畿一帶，心驚膽懼，扶老偕幼，逃離故土，閻閭丘墟，生靈塗炭。這種外患，最後威脅清朝。

親征外蒙

康熙帝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十六歲除權臣鰲拜，廿歲向三藩挑戰，經九年搏鬥，終將三藩勢力剷除淨盡。當時，住於外蒙的蒙古族，分為三部，即車臣部、札薩克圖部、土謝圖部，均屬元太祖十六世孫。到康熙廿七年，統治新疆諸部的噶爾丹，利用札薩克圖部與土謝圖部的「內鬨」，從新疆帶領三萬人，幫助札薩克圖部打土謝圖部，打敗了土謝圖部之後，便佔領了札薩克圖部，最後侵入了車臣汗部，於是，噶爾丹成為事實上跨有外蒙與新疆的大霸主。次一步便向清朝轄區進軍，威脅清朝。

第一次親征：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決定親征，自己出了長城，駐紮在博和洛屯，把兵力交與裕親王福全，任命福全為撫遠大將軍，迎擊噶爾丹。兩軍在烏蘭布通相遇，即今熱河省西北部。交戰的第一天，噶爾丹把駱駝捆起，蓋上浸水的毛毯，排成一道防線，稱為駝陣，噶爾丹兵士藏於駱駝後，放矢弄箭、駝陣抵不住清軍的炮火，一仗下來，噶爾丹大敗而逃。次年五月康熙帝召集蒙古諸部於多倫，將漠北諸部，編為卅七旗，使其過安定的生活。噶爾丹仍不死心，糾合部眾仍計劃南侵。

第二次親征：五年後，康熙卅五年，康熙帝自領中路軍由張家口東北的獨石山出塞，另派薩布指揮東路軍，統帶盛京與吉林的軍隊會合科爾沁各旗，由外蒙東邊進攻，一方面派費揚古率領西路軍，以陝甘的綠營為核心部隊，從外蒙的西方打進。康熙帝的中路軍長軀直入，到達克魯倫河的河邊，噶爾丹在對面，不敢交鋒，撤兵西走，退到土謝圖汗部中旗的昭英多地方，適與費揚古及其所領的綠營兵相遇，綠營三個總兵，是涼州總兵董天成、肅州總兵藩育龍、寧夏總兵殷化行。殷化行佔領一個山峰，等待噶爾丹一萬多騎兵的到來，恰好居高臨下開砲轟擊。同時，費揚古指揮大軍，擾亂其後方輜重，在合擊之下，噶爾丹又一次大敗而逃。這次戰役，噶爾丹王后阿弩戰死。噶爾丹以後遁至阿爾泰山東麓，眾叛親離，日暮窮途，在翌年仰藥自盡。

第三次親征：康熙卅七年二月，因為不放心噶爾丹的，殘餘勢力，再度出塞駐驛榆林，噶爾丹部下將噶爾丹的屍首及其女兒鍾齊海並三百餘戶殘餘人口，送到費揚古駐紮之地薩奇爾巴哈孫。康熙帝這才放下心。原來逃至漠南的外蒙幾十萬難民，被送回蒙古原地，營其遊牧生活，將卅七旗擴充為五十五旗，後又擴大為七十四旗。從此外蒙古的問題，算是澈底結束，彼此均得安居樂業。

綏服西藏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西藏執政桑結用達賴五世的名義，請康熙帝給自己封爵，康熙帝受其矇蔽，冊封他為土伯特國王，到噶爾丹死後，從其投降人口中得知「桑結」如何慫恿噶爾丹的情形，且探知達賴五世早巳圓寂，康熙帝曾遣使責問。到康熙四十四年，駐在喀木的一個蒙古王子拉藏汗，將桑結殺死。噶爾丹死後有個姪兒，策妄阿拉布坦，起先他忠於清朝，朝廷劃給他阿爾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全部額魯特四部的領土。策妄阿拉布坦野心很大，處心積慮想吞併西藏，康熙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藉護送女婿歸省為名，派大軍侵入西藏，於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佔領拉薩，將拉藏汗殺死，對於朝廷亦構成嚴重威脅，康熙帝乃於不得已情形下，採取用兵一途。康熙五十六年任命富寧安為靖逆將軍，在烏魯木齊郊外吃了敗仗。五十七年二月康熙又命令侍衛色楞率領禁軍，會同西安將軍額倫特，由青海一路向西藏前進，救援親近朝廷的拉藏汗，大軍開到哈喇蘇河，遇伏，全軍覆沒。康熙五十九年又派延信與噶爾弼，分別由青海及四川進軍，噶爾弼指揮下的岳鐘琪，從打箭爐第一仗便打下�媔瞴A再一仗攻下巴塘，衝進拉薩，終於解決了長期困擾的西藏問題。

擴大版圖

康熙三度親征，與清朝一代版圖擴大很有關係，親征乃是以身作則，感召部眾，親作楷模。到了乾隆時代，以十項武功，擴大了歷史上僅次於元朝的大版圖。從我國歷史上採尋，秦、漢、宋、明四個朝代的幅員、大抵偏於南方，尤其南宋時代，約一百零三年，特別侷限於南方。元朝的版圖為最大，可惜時間短暫，很快起了變化。唐代的幅員比較大，但比清朝全盛時期，仍遜一籌。清朝全盛時期的幅員，東達烏蘇里江以東之沿海州，包括混同江下游地帶，庫頁島全島屬於中國範圍，北至外蒙諸部，西括西藏全境，西南及於雲貴，東南延至閩粵及台灣。到了乾隆時代，兩平準噶爾後，將新疆完全收入版圖，構成了亞洲唯一大國，綿延二百六十餘年，溯本求源，實乃康熙帝之貢獻也。

勤政愛民

康熙帝自幼熟讀五經四書，雅好文學，手不釋卷，尤其崇拜朱熹，特別提倡朱子理學。自親政以後五十年間，勤政愛民，事必躬親，孜孜圖治。康熙帝嘗說：「一事不謹，則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則貽千百世之患，故予之從政，不論鉅細，即奏章之內，有一偽字，必加更正，而後發出。」因此在他統治之下，真正做到了國富民強，民生康樂的地步。康熙十一年頒佈訓諭十六條，條文如次：一曰，敦孝弟以重人倫；二曰，篤宗族以昭雍睦；三曰，和鄉黨以息爭訟；四曰，重農業以足衣食；五曰，黜異端以崇正學；八曰，講法律以儆愚頑；九日，明禮讓以原風俗；十曰，務本業以定民志；十一曰，訓子弟以禁非為；十二曰，息誣告以全良善；十三曰，戒窩逃以免株連；十四曰，完錢糧以息催科；十五曰，連保甲以弭盜賊；十六曰，解仇怨以全性命。

從前述十六則，顯示其關心民瘼，遵行禮法。除此之外於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選拔碩彥奇才，內外地方官員，各舉所知，達一百四十三人，集於京師，康熙帝親臨監試於體仁閣，錄取了第一等彭孫遹等二十人，第二等李來泰等三十人，俱授翰林官，纂修明史。

撰修群書：康熙帝召集群儒，從事大規模的編纂，當時由國家主持的著作，其重要者有：三禮義疏、性理精義、朱子全書，通鑑輯覽、圖書集成、淵鑑類函、佩文韻府、全唐詩、四朝詩、駢字類編、康熙字典、子史精華、數理精蘊、曆象考成等數十種，成為社會上普遍的應用書籍，圖書集成一書共有一萬卷，編修二十餘載始完成。

減免賦稅：為體恤人民，一再減免賦稅。在三藩之變以前，國家的財政，呈現赤字，三藩平定後，收入便逐年增加。到康熙四十九年，國庫存銀已有五千萬兩，就在翌年下詔，徙五十年起，將全國直轄省份的錢糧依次通免一周，又規定從五十一年以後所有滋生人口永不加賦，成為中國歷史上一椿空前的德政。

治理河患：中國的黃河、淮河、運河與桑乾河，動輒氾濫成災，在明萬曆年間，曾大規模修濬數次，到順治初年，黃河自復故道，由河南開封而東經蘭封等地與淮水合流人海，時潰決泛濫，村落田廬盡成澤國，成為清初一大患。從康熙十六年到四十七年，經過卅幾年的辛勞，河工在康熙帝辛勤督促之下，終告完成。

結語

帝制時代政治之興衰，往往是賢者當政則興，不肖者臨朝則衰，惟聖祖康熙帝臨御寶阼六十年，勤政愛民，孜孜不倦，曆服綿長，超越千古。幼時熟讀經書，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秉修齊治平之道，策安邦定國之計，誠為一代之聖君。至於討伐外蒙，不在於發兵多少，而在於御駕親征，親征則士有鬥志，兵有戰心，為後世樹立楷模；論及綏西藏平外患，不在於版圖之擴大，而在於結束長期之困擾，從斯萬里長城，形同虛設。歸結其政績，弭外患，消內憂，達成五族融洽，團結成為一家，實為劃分歷史上時代之大事。文經武緯，功勳彪炳，玆恭述之，敬謹永世懷念。

吾雙設治，約在前清咸豐道光年間，據吉林通志記載，奏案極多，以係仿古屯田制，計劃規模詳盡，井然有序，全國縣治中，無一可與並駕齊驅者。其設治籌備之初，有兩公所，一為東官所，一為西官所，俗稱東單城子，西單城子，雙城之命名相傳即由此也，縣城位于全縣中央地區，成完整正方形，闢有南北，東西兩大街，中心區為十字街，各寬均六十尺以上，縣城內分為四隅，曰東南隅，西南隅，東北隅，西北隅，各隅亦設有二道街及寬長巷道若干，街道筆直，設有東西南北四大城門，城門之宏壯，亦為全國縣城之僅見者。

縣城四圍，設有一百廿個旗屯，其第一部份，計四十單位，名曰陳營子又曰陳屯，指撥京旗民丁居住。第二部份八十單位，名曰新營子，又曰新屯，指撥漢軍旗民丁居住，其中有所謂窩堡者，多由旗屯浮丁居住，圍繞兩大旗屯之外，為圈荒地帶，多為一般民丁居住，但無如旗屯民丁有固定之產業也，陳營子京旗所住與新營子所住，各分為八旗，惟由東官所，又分為東官所南四旗，北四旗。西官所亦分為南四旗北四旗，而與陳營子有別，由各屯之分佈，設有縣道、屯道，由縣道至屯道，頭頭是道，犬牙交錯，按圖索驥，由一屯可通達其他乙百十九個屯，至為便捷。

所謂八旗，即正黃、廂黃、正紅、廂紅、正藍、廂藍、正白、廂白，而八旗旗屯每五個屯為一組織單位，例如正黃旗頭屯、正黃旗二屯、正黃旗三屯、正黃旗四屯、正黃旗五屯，餘均類稱之，每屯原撥民丁廿四戶，屯分三街，曰前街、腰街、後街，每街八戶，每戶住房基地寬二百尺長四百尺，以二百尺建住宅，二百尺作場園，但前街住宅場園，其間隔一街道，即場園在前，住宅居後，而腰街住宅區場園區均各僅二百尺，則在屯外兩邊，東有八百尺，為腰街東四戶場園，西有八百尺，為腰街西四戶場園，後街南北四百尺，則相連貫，因而住戶以後街為較便也。三街八戶中間，有一大街，直通三街，為屯中主街，而腰街前街左右四戶，每兩戶中間，亦均設有較小街，但後街無之，腰街左右四戶中間，各有官井乙口，另外住戶亦有自鑿私井者，但供水不取值，輿官井相同，每街東西四戶。在設治之初，均置牛具乙付，及車馬碾磨耕具齊全，以為四戶共用，每戶各配給土地卅響(土向)，每響十畝，而此四戶之耕地，則均阡陌相連，俾耕種時使用牛具便利，每屯之邊，均有深壕，嗣有在壕內加建屯牆四門，以為防匪之用，壕外圍繞全屯，亦有寬闊大街，全屯為一完整之方形，乙百廿旗屯，均如是也。五屯之分布，成一梅花形，其中頭屯為廿八戶，以一戶之住宅區建一官學，頭屯居中，其西北曰二屯，西南曰三屯，東南曰四屯，東北曰五屯，各屯相距均在二、三里左右，其間大道之外，又在田中設有毛道(即小道)，以能雞犬相聞，藉收守望相助之效，管理五個屯者，曰卡什達，管理一個屯者：曰屯達，凡事均能緊密聯繫，每五個屯與另五個屯之相距，均不出六、七里，近縣城者約五、六里，遠者約五、六十里，星羅棋布，無虞匪患，而窩堡圈荒住戶，雖無具體組織，但亦受一百廿旗屯一切影響，此為各旗屯設置之形勢也。

如前所述，當設治之初，已將各屯民丁住宅農具道路耕地，先子分別完成配給，始行經由各有關地方，指撥京旗民丁與漢軍旗民丁，前往居住，是此種屯田設縣之設置，確已作到寓兵於農，兵農合一之效，以係勻田而耕，無極富極貧之差，誠為一久遠大規模之計劃。

前清太平天國之役(俗謂征長毛)，西北討回之役，當時因雙城民丁，均從挑兵制度，應挑多數民丁參加，因此具有軍功者極多，其最著者，封有兩將軍，在縣城內均設有將軍府，通稱為前府後府，前府吳將軍，後府托將軍，將軍府門前建有排樓，門之左右建有石獅，院落森嚴，一般民丁，望而卻步。其餘軍職，如馬步全營傳冀長，而軍功封有輕騎都尉，雲騎尉，騎都尉協領佐領等等，不勝枚舉，因是旗民民丁少年時，咸以習武為榮，但文事農業，並未因此而廢，在此乙百廿旗屯之外，又在縣屬東南拉林地方，設有倉場，通稱為拉林倉，並設有廿四個旗屯，亦分八旗，唯每旗只設三個旗屯而已，民丁均為京旗，初設協領官，管理倉務，倉糧屯集，年有增加移換，既為屯田，戰鬥體之一部份，又具備荒賑濟之效。在協傾之外，並有副都統高級武官之設置，統制八旗子弟服從兵役，有富將軍名陞字貴卿者，即為拉林人，署理伊犁將軍奉天副都統，拉林最先不歸雙城管轄，而設治亦早，在前清乾隆年間，至光緒年間，始劃為雙城之一部份，成為雙城最大重鎮，而雙城設治，係以拉林設治制度為藍本，更擴而充之，美而化之，後來居上，頗承當時朝野之重視。

雙城南西北三方，臨松花江流域為界，東方稍近山區，為一大平原，中東鐵路縱貫全縣，水陸交通便利，商業發達，截至清末民初，全縣可耕之田，巳達六十萬響(每響十畝)，膏腴之田，則在五十萬響以上，只西所南四旗各屯，約有五、六萬響，遇雨水稍多之年，則歉收些許，雙城一向雨水調合，荒旱極少，盛產大豆、高粱、小麥等，每年冬季，雙城火車站(又曰北站)，堆集如山•待運外銷，雙城又曰雙城堡，人常譽之為保土，即無荒歉之謂耳。亦有謂雙城命名，由土名雙城堡而定，尚不知確否。

清末甲午庚子之後，全縣文風興起，人才輩出，此實啟由知府阮公懷先生，惟時吉林省中學尚未設置，而雙城府中學，即先開創，教育培植，成為一預備學校，其後外出留學者，多由此校造就而成，城內建有魁星樓乙座，亦即人文鼎盛之徵象也，此外設有兩衙門，一為西衙門俗稱民衙門，亦即知府衙門，掌管全鯀一切民財建教各政，一為東衙門俗稱旗衙門，亦即協領衙門，鄉賢莫院長柳忱之尊人明海先生即曾任協領有年(後曾任副都統)，掌管旗籍民丁升遷、遞補，並新陳屯京旗與漢軍旗地籍問題，所謂十八響三畝三，與十一響六畝七事件也，糾紛甚多，入民國後，始由買賣而解決矣。

吾縣人文之盛，可由幾事徵之，民二召集之舊國會兩院議員八百餘人，雙城竟有八人當選，在吉林本省當選者，莫德惠、高露天、楊振春、楊繩祖四人，由黑龍江選出者為王文璞、劉振聲、田美峰、姚介忱四人，全國一千六百縣，平均兩縣可佔一人，而吾雙一縣竟估八人之多，人多稱之。又民十至民廿年間，以至抗戰初期，莫德惠先生由北政府農商部長轉任奉天省長，翟文選先生由東三省鹽運使又續轉任奉天省長；又民十八抗俄札蘭諾爾之役，韓光第將軍在土尾巴山陣亡殉國，而抗日之役，唐聚五將軍又在冀北陣亡殉國，兩省長兩將軍之光榮事蹟，先後映暉，無不人人稱讚。九一八之前余適為遼寧東豐縣宰，返雙掃墓，便中考查。雙城學生在國內外讀大學者四、五百名，而讀中學者，高達三，四千人，同時在國內各省現任縣長者，則有余(遼寧東豐)與莫松岫(河北望都)、王治瀾、(黑龍江肇東)趙則民、(遼寧懷德)韓樹業、(黑龍江鐵驪)蔡家聲，(河南修武)安英伯、(河北欒縣)王禹欽(吉林敦化)等亦達八人之多，此又可與民初國會議員八人先後媲美也。尤可道者，吉林富俊將軍松岩，蒙古正黃旗繙譯進土，四任吉林將軍二十餘年，嗣為文華殿大學土，諡文誠，吾鄉尊為富老中堂，其致家書中敘述不辭長途跋涉，兩次親赴雙城堡，實地查看設治情形，重視此事，可以概見。是其對設治計劃之周，建設之佳，考察之詳，與夫阮公懷知府之努力興學，造就青年，甘棠遺愛，厥功之偉，各具千秋，吾雙人民迄今不忘。今者物阜民豐，甲于吉林全省各縣，而車站辦公房等處，均為宮毆式建築，輝煌壯麗，馳名遐邇，稱為模範縣，可以當之無愧，得非吾雙邦家之光，閭里之榮歟。

富俊，字松巖，卓特氏，蒙古正黃旗人。繙譯進土，授禮部主事，歷郎中，累遷內閣蒙古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副都統。嘉慶元年，擢兵部侍郎，充科布多參贊大臣。四年，授烏魯木齊都統，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歷葉爾羌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召署鑲紅旗漢軍都統、兵部侍郎。

八年出為吉林將軍，調盛京，清治民典旗地，限年首官，不首者治罪，追典價祖息入官。富僎疏言，一年之內，一千六百餘案，應追繳者不下萬人，年久轉典，株連繁多，旗民多窮苦。既獲罪，又迫追呼，情賞可憫，請悉實免。允之。

十二年，考覈軍政，以潔己奉公，邊陲安輯，特詔褒美，予議敘。十五年，因採參攙雜，受屬員蔽，褫職遣往吉林效力。既而言官論關東三省，賭博風熾。仁宗念富俊在官時曾嚴禁，即起授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廳及六邊邊門事務。十八年，授黑龍江將軍，疏請內外臣工三年更調及禁奢講武數事，詔以更調非可限年，餘並嘉納。又以東三省官兵技藝優�隉A每屆五年，挑送京營，著為命。十九年，調吉林將軍。先是議籌八旗生計，詔勘吉林荒地開墾，移駐京旗。將軍塞沖阿言，拉林近地，閒荒可墾，未有規畫。富僎至，疏言，乾隆中移駐京旗，建屋墾地，多藉吉林兵力，墾而不種，酌留數人教耕，一年後裁汰，京旗蘇拉不能耕作，始而雇覓流民，久之，田為民有，殊失國家愛育旗人之意。今籌試墾，莫若設辦屯田，請發吉林閒散旗人一千名為屯丁，每丁給銀二十五兩，籽種二石，官置牛具，人給荒地三十晌，墾種二十晌，留荒十晌，四年徵糧，每晌一石。十年後移駐京旗人，給熟地十五晌，荒五晌，餘十晌荒熟各半，給原駐屯丁為�痦ㄐA免徵其祖，因利而利，糜帑無多。將來京旗移到，得種熱地，與本處旗屯犬牙相錯，學耕夥種，實為有益，並詳列屯墾出納設官經理事宜，詔如議行。

二十年，富俊親駐雙城子，地在拉林河西北，橫一百三十里，縱七十餘里，沃衍直耕，遣員履丈，分撥伐木於拉林河上游，建立屯屋，分五屯，設協領一、佐領二，分左右翼統治之，即名屯地曰雙城堡。於二十一年一律開墾。是年霜早歉收，屯丁僅足餬口，又挈妻子者，不敷居住，間有逃亡，乃展緩徵糧一年，添蓋窩棚，借給籽種，心始安。二十二年，調盛京。疏陳雙城堡餘荒尚多，續發盛京吉林旗丁各千名往墾，分左右二屯，舊屯名為中屯，遂復調富俊吉林任其事。二十四年，先到屯丁千名，盛京旗人多有親族偕來，自願入屯。惟隸甯古塔者，因近地亦可耕荒，不願輕離鄉土，聽其還，以空額二百名改撥盛京。

二十五年，復續到千名。富俊巡歷三屯，疏陳比屋環居，安土樂業，有井田遺風，中屯開墾在先，麥苗暢發，男耕婦饁，俱極勤勞。仁宗大悅。報曰：滿洲故里佃田宅宅，洵善事也，續議三屯應增事宜。詔嘉實心任事，予議敘。道光元年，疏言三屯開墾九萬數千晌，已著成效，可移駐京旗三千戶，請自道光四年始，每歲移駐二百戶，給資裝車馬，分起送屯，官給房屋牛具，報可。

二年，召授理藩院尚書，與玉瀾堂十五老臣宴，御製詩有「勤勞三省，不凋松柏」之褒。四年，復出為吉林將軍。方雙城堡之興屯也，富俊欲推其法於伯都訥圍場，以旗戶往往賴幫丁助耕，不如逕招民墾，前後疏六、七上，為廷議所格。至是，復言伯都訥圍場荒地二十餘萬晌，募民屯墾較雙城堡費半功倍，始允之。五年，丈地分屯，申畫經界，名曰新城屯。分八旗為兩翼，每翼(旗？)初立二十五屯，後定為十五屯，每屯三十戶，以「冶本於農，務滋稼穡」八字為號，以次撥地，同時並墾。至七年，陸續認佃三千六百戶，總為一百二十屯，與雙城堡相為表裡。初議京旗每歲二百戶移駐雙城堡，至六年，僅陸續移到二百七十戶。

七年，續移八十五戶，而地利頓興，自此，雙城堡、伯都訥兩地，號邊方繁庶之區焉！墾事既定，復召為理藩院尚書、協辦大學土兼鑲黃旗漢軍都統。次年京察，以在吉林宣勞，子議敘。疏言京外競尚浮奢，官民服飾及冠婚喪祭，任意踰制。有關風俗人心，請依會典儀制刊布規條，宣諭民間，詔下有司議行，時富俊年逾八年(十？)，渥被優禮，遇常朝免其入值，迭讞獄盛京吉林，俱稱旨。十年，調工部，拜東閣大學土，管理理藩院。十二年，復請禁僭用服色，犯者拿捕。詔斥徒滋擾累，寢其議。尋以天時亢旱，自稱奉職無狀，引年乞罷，不許，授內大臣，疏言科舉保薦，並認師生，饋遺關通，成為漏習，請嚴禁以端仕進。詔嘉納，申誡臣工，務除積習。

十四年卒。帝悼惜，稱其清慎公勤，克盡厥職，贈太子太博，親臨奠輟，諡文誠，入祀賢良祠。富俊尚廉節，好禮賢士，在吉林時，請調黑龍江戌員馬瑞辰掌教白山書院，且被嚴斥。其治屯墾，專任竇心傳，卒以成功。

心傳，山西人，以進土官奉天甯海知縣，坐東巡治御道有誤，罷職。富俊知其才，辟佐墾務，規畫悉出手定，始終在事，以勞復官，世比諸陳潢之佐靳輔治河。博啟圓，一等誠嘉毅勇公明瑞孫。嘉慶初襲爵，授頭等侍衛，歷兵部侍郎、察哈爾都統。道光七年，調吉林將軍，繼富俊之後，守其成規，治邊有法。富俊請以屯墾專任之。時京旗以邊地早寒，又助耕乏人，願往者少。博啟圖疏請減戶增田，許其買僕代耕，統居中屯，改建住屋，俾便禦寒。雖得請，尋召授工部尚書兼領侍衛內大臣，繼任者不果行其議，故移駐卒未如額。十四年卒，贈大子太保，諡敬僖。

現在的奧地利(Austria,Oesterreich)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奧匈帝國(Oesterreich Ungarn)之殘餘。如所週知，匈者即匈牙利，源自中亞細亞。遠東有人每喜將匈牙利人簡單地稱為「匈奴後裔」，這種說法很值得商榷。不過馬札爾民族(Maryar)即匈牙利人(Hungarians)屬於烏拉爾•阿爾泰(Uralo Altaians)語族，與我們滿洲人多少有著「親屬關係」，這是毋容置疑的。馬札爾人的民族史也很悠久，且十分複雜，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烏拉爾•阿爾泰語族也統稱土蘭族系(Turanians)，它包括四大系統：蒙古系、通古斯系、突厥韃靼系及芬蘭鳥格利亞系(Finno Ugrians)。滿洲人屬於通古斯系，亦即女真人。匈矛利人地位奇特，它是匈人(Hunnor)與馬格人(Magor)的後裔，且在西進途中，與許多民族混合。因此匈牙利學者都有一種對東方的懷念，想到那�奡M根。百多年來，許多匈國人類學家，考古學家、語言學家等都漫遊中亞細亞，考其民族來源。以後還要一提。

奧地利也是歐洲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自從中世紀末葉，它就積極向東南歐巴爾幹及東歐一帶擴展。因此它雖然基本上也屬於操德語的日耳曼人，但經過好幾世紀在「東方」的經略，早巳混合了許多斯泣夫人與匈牙利人等因素，故已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奧地利民族，不同於德意志人。奧國首都維也納也和北京一樣，乃世界古都之一。所以奧京文物盛極一時，皇都之輝煌燦爛，至今仍有餘風。博物館之多，可謂豐富廣汎。其中也不乏女真族文物。

首先是維也納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FuerVoekerkunde)。這是歐洲著名的同類博物館之一，收藏極豐，很多西伯利亞、中亞細亞、滿蒙一帶的文物，包括女真族的服裝用具等。館址在市內英雄廣場上。

其次是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historischesMuseum)，與藝術歷史博物館同在瑪麗亞•德勤薩女皇廣場上。兩館均建於一八七二－一八八一年。自然歷史博物館中亦藏有許多女真族器物。

一九七七年，上述兩館曾在下奧地利省馬曾(Matzen)地方宮堡聯合舉辦一次規模相當大的展覽會，題目是「凍土帶與森林沼澤的民族」(冰雪中的人類)。馬曾宮堡是維也納人類學博物館的所謂外部分館，經常舉辦人類學的各種展覽以及戲劇演出。它建於一八二七年，當時是金斯基伯爵(C.J.GrafKinsky)奧匈帝國將軍的釆邑。但早在一一三六年即有初步規模。一百年後，中北亞大草原蒙古、突厥及韃靼諸民族推舉鐵木真為共主，逐漸開始西征，鐵騎也曾經到馬曾與維也納東郊一帶。因此，在這�媮|行上述展覽，實在很有意義。

凍土帶(Tundra)與森林沼澤(Taiga)就是西伯利亞廣大地區，在拉山脈與太平洋之間，北有北極海，南有戈壁大沙漠，這是土蘭系民族的老家。展覽會還出版一本小冊子，詳細介紹這些民族：古西伯利亞人(原始亞洲人)、通古斯人、突厥人、蒙古人、烏格利亞人及印度日耳曼人(詳見附圖)。西伯利亞各民族分為歐洲種(Europiden)語蒙古種(Mongoliden)兩大類。前者即所謂「白種」，後者即所謂「黃種」。前者包括北歐的拉伯蘭人、中亞細亞哈薩克斯坦的土蘭人即突厥人與日本北海道的倭奴(蝦夷)。後者包括通古斯人、蒙古人與美洲的埃斯基摩人。古西伯利亞人是所謂原始型，乃是介於黃白兩類之間的過渡民族。烏格利亞人也屬於「歐洲種」。在展覽會中，陳列了很多女真族衣飾。我們可從衣服的開襟方式分別出滿蒙服裝他系民族服裝。滿蒙女真人衣服大都從右邊開襟，也就是今「旗袍」的方式。至於馬掛，也許是從突厥等系民族傳過來的。

在維也納實用藝術博物館(MuseumFuerAngewandteKunst)一九七九年曾舉行一次展覽會，陳列有大精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大清國滿漢兩種文字國書，有「大清國大皇帝敬問大奧國大皇帝好朕眷念友邦夙稱陸誼…」等字句。尚有奧地利第一個到震旦旅行的貴族芬堡(ChristophCarlFernberg)，於一五九○年在澳門登岸資料，當時正是皇太極在東北創建滿洲大業之始。

維也納紅色的堡壘舊軍火庫建築內，設有軍事博物館(Heeresmuseum)。珍藏許多有關軍事史的照片、旗幟、紀念品、軍服、武器等，是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之物。其中有一面一九○○年前後清軍皇家侍衛隊第三連管帶官希氏軍功旗，正面用滿文，背面書漢文。顯然是八國聯軍奧匈部隊在北京的戰利品。這種旗幟在柏林博物館中也有。不過這些東西並不直接表現女真族文化，而是前清遺物。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一九七七年下奧地利省莫德陵(Moedling)博物館舉辦的阿瓦爾人出土文物展覽會。莫德陵縣在奧京南郊，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在縣城附近名為金階石所在發掘了大批阿瓦人(Awaren,Avars)遺物。這個充滿神秘氣氛的民族於公元五五八年前後突然從東方大草原侵入中歐，在今日奧地利與匈牙利境內稱霸兩百五十年，其巴彥可汗(BayanKhagan)曾是位英明的雄主，在中歐建立一大帝國。至八九九年方為法蘭克的查理曼大帝擊滅，即在歷史上消失。如風而來，也乘風而去。

阿瓦人屬於那一個民族？這是人類學者與考古學家最感興趣而且爭執不下的學院式問題。根據莫德陵掘出的骨骼、金銀飾物、武器等分析，他是土蘭系民族，毫無疑義，但也許是所謂黃白之間的過渡民族。在某些骨骼中，有顯著的蒙古種影響。例如其中一具頭蓋骨，色黃而寬頰，有女真人特徵。

今年是保加利亞建國一千三百年，該國視為大事，在全歐各國集會慶祝，亦在維也納舉行。保加利亞人(Bulgars)原居窩瓦河(Volga)即伏爾加河，其族名即河名。原是突厥系民族，公元第九至十三世紀曾在窩瓦河域建立大帝國。一部份窩瓦人於公元六七八年向巴爾幹半島進展，越過多瑙河，在阿斯巴魯可汗(AsparuchKhan)領導下建立第二個保加利亞。征服當地的斯拉夫人，但保人本身卻採用了斯拉夫語言。這有點像滿族入關征服中國，但卻逐漸漢化一樣。

保加利亞為慶祝紀念其「根」，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原始保加利亞人的日曆」，其中毫不諱言保加利亞人來自中亞細亞，且與匈奴等土蘭系民族有關。引起讀者興趣的是，其中提及保加利亞人是匈奴一支，中國漢朝時居住在中亞細亞，遊牧於天山、帕米爾高原與西藏之間的塔里木盆地。而且曾經侵入中國，佔領黃河南北。「史記」與「前漢書」中均曾提及。更使我們驚訝不已的，是保加利亞人亦有「騰格里」(Tengri,Tangra)一詞。蒙語中它是「天」的意思。古保語Tangra是Tan，Nak與Ra三個字合成，意即「世界、人、神」。保加利亞農民至今還使用有十二生肖的日曆，和遠東的沒有不同。保匈學者都一致認為，最先使用這種日曆的不是漢民族，而是西伯利亞中亞細亞的土蘭系民族，他們進入中國時，才傳給漢朝人的。

維也納的摩而登出版社(MoldenVerlag)一九七四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人類來自西伯利亞」，原著者為俄人阿克拉德尼科夫(AlexeP.Okladnikow)。他在此書中強調女真人是個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對其週邊民族都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從該書的幾篇章名，就可猜測其內容：幾千年的道路，北亞洲－－民族輿文化的搖籃，超過時間的聯繫：黑龍江上的岩石刻畫，螺紋形圖案輿原始神話，從石頭到金屬，龍的崇拜者與水的統治者，第一個國家渤海國，金色帝國，綜合語等等。內容豐富，有許多圖片。全書共三百七十二頁。

讀了這本書，有幾點感觸：蘇俄人竟能詳盡研究女真滿洲人的歷史文化，且出來替它說話，那　我們滿人自己呢？書中也提到，現在西伯利亞仍有許多操滿語的女真人，即埃文基人(Evenkis)。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在阿穆爾省黑龍江上，有一些岩石刻畫，都以龍(Mudur)為圖案。阿克拉德尼科夫主張，龍是女真人的圖騰神獸，以後南傳入中國，也被漢人採納。女真人認為龍是水的統治者，也許基此原因，後金才改名為清。

早在新石器時代，女真人即在西伯利亞發展了文化。他們有許多民族圖騰，很多是石刻，遺留到今天，例如石龜，以後傳人中國也被漢人採用。此外還有馴鹿、野鶴、滿洲虎、雪豹、馬等。女真人的陶器、人形面具等現在都在西伯利亞大批出土。其中尤以康頓(Kondon)、伏斯涅謝諾夫卡(Wosnessenowka)及海參崴出土的幾個女雕像為最。後者「睡美人洞」發現的一具閉著眼睛微笑的女半身像，比得上古希臘的雕刻，是遠東絕無僅有的，充份表現女真民族的豐滿幻想與藝術能力。

還有一點頗值注意的是烏爾真族(Ultchen)的「葬屋」，其雕刻極似紐西蘭毛利族(Maoris)的木屋圖案。土蘭民族在史前是否也與波里尼西亞民族有關？也是個大學博士論文題目。至於美洲的紅印第安人，因為當他們在四萬年前或三萬五千年前由亞洲跨過伯令海峽的陸橋移殖美洲時，蒙古種人本身在亞洲方在形成之中，所以我們不能把印第安人強拉進土蘭系統之內！

不過在談到印第安人時，又不得不提及保加利亞人康斯坦丁諾夫(AlekoKonstantinov)。維也納的「索菲亞新聞」(SofiaNews)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報導說，康氏於一八九三年訪問美國時，發現印第安人的服飾圖案與蒙古人及保加利亞人的極為相似。後來保國學者董切夫(SlaviDon chev)即開先其河，首創三者之間有密切關係的學說，而且認為北極海是此批蒙古種人的發源地，完全推翻了人類由亞洲移民美洲的理論。以後蘇聯學者也確認，十萬年前，朱克奇(Chukotka)半島氣候溫暖，故極有可能。

上文曾經提到，匈牙利人也與保加利亞人一樣，充份回憶自己民族的亞洲史。匈牙利在這方面的學者極多，例如索馬(SandorKorosiCsoma,1784－1842)、凡具利(ArminVambery,1832-1913)、列古利(AntalReguly,1819-1858)及史坦因(AurelStein,1862-1943)等人。索馬的三本大著「異教的匈牙利信仰世界」、「武裝的草原馬背上的遊牧民族」與「匈牙利在東方的外交」，其中引用「蒙古秘史」以及遼金契丹資料，舉很多女真與布里雅特蒙古民間藝術為例。三本書均以匈文出版，維也納的兩家匈牙利書店有售。

匈牙利還有一批了不起的旅行家，在一百年前即週遊遠方，尋求探討馬札爾民族的根源與老家，例如到過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的楊科(JanosJanko,1868-1902)，到過北美洲與遠東的山圖士(JanosXantus, 1825-1894)。現在匈牙利喬爾市(Gyor)博物館即以山圖士為名，其中有不少阿瓦爾人與女真人的古代文物。參觀了上述東西之後，必然心中有許多感觸而不能自已。

一九六七年，匈牙利學者瓦斯夫婦(Denes&MatyasVass)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薩爾瓦多大學(UniversidadDelSalvador)哲學系東方研究所精心製作了「土蘭(烏拉爾•阿爾泰)民族人種學大地圖」，由日本土蘭協(Ja panTuranianassociation)供應資料完成，是至今最完備的，詳盡地表明了烏拉爾•阿爾泰四大系統史地縱橫的分佈。這種地圖在匈京布達佩斯與奧京維也納可購到。

德奧瑞土三個德語國家在研究女真滿洲文化歷史方面亦不後人。特別是西柏林自由大學還有滿文系，與列寧格勒大學之滿文系一樣，是西歐僅有的。早在一九三八年，即有德國作家普拉夫丁(Mi ChaelPrawdin)出版了一本「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一書，其中將滿洲民族視為成吉斯汗大業的繼承者。筆者於一九六八年，也曾在維也納「犁溝週刊」(DieFurche)發表題為「黃俄羅斯」一文，說明俄人在滿洲之野心。一九七七年，又在美國麻省「旗幟學報」(TheFlagBulletin)第十六卷第三期中發表「戰後東蒙古旗幟」圖文，所謂東蒙亦即西滿。一九七八年的維也納「雄鷹紋章族系學會社年報(Heraldisch GenealogischeGesellschaftAdler)也刊印了筆者的長篇文章「論滿洲八旗」。「奧地利軍事雜誌」(Oester reichichischeMilitaerischeZeitschrift)在今秋將發表筆者的「滿清軍隊防線」文圖。

由於莫斯科北京的目前對峙，蘇俄對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十分注意，因而其宣傳也不遺餘力。在維也納的塔斯社即發放出了許多圖文，例如：「蘇聯小民族的生活」，「西伯利亞東部的露天博物館」，「北方的節日」與「蘇聯薩米人的生活」等等，其中很多女真系民族形象。從這一點又看出，莫斯科是處心積慮的。

維也納的美泉(Schoenbrunn)皇宮中陳列室有東亞來的黑色漆器，美其名曰「中國風」(Chinoiserie)。波拉德(Prater)遊樂場中也有滿清服裝的「中國人像」。這些東西，一方面反映清代文化之發達漸及西歐，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歐洲人心目中歪曲了的「滿人」或「中國人」形象，因為他們根本就弄不清。因而，今日如何保存並發揚滿族文化，實在大有必要。從這麼許多滿人的認同(Identity)來看，前途一定光明遠大。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四日於維也納)

一、前言

按滿洲Manju一名，見於正式史料的時間，並不太早，從現存知見之史料證之，似乎最早記載Manju一名，應是現存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之來字檔第十一葉下頁起，至第十二葉上頁止的「天命六年(西元一六二一，明天啟元年)八月的一段記事史料中。此段記事，是清太祖命「洪台吉(清太宗)與阿敏等，前往與蒙古喀爾喀盟誓，釋放寨賽貝勒的誓書」裡，曾有：genggiyen han hendume, bi manjugurun,jaisai Simonggo gurun……之文，以上滿文的意思是說：「庚寅汗(清太祖)說：我滿洲國，寨賽你是蒙古國………」(註一)。在現存二十冊清太祖朝的老滿文原檔裡，當然記載Manju一名的檔冊，也有早於上引天命六年的檔冊，但經我們研究那些早於天命六年來字記事檔的幾本，應是在清太宗朝所重鈔的，或非原始檔冊。所以我們推斷在清太祖朝的原始檔冊中，要以來字檔為最早。不過此處所記的Manju gurun(滿洲國)，究竟是什麼意義，實在難以肯定。惟據孟心史先生的「明元清系通紀一卷首前編云：

「惟滿洲二字之即為文殊(按係乾隆敕編之滿洲源流考語)，係清先世君王之美稱，是否可信，不可不考………唐書黑水靺鞨傳，言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以女真語釋之：女真呼長老曰馬法，今滿語猶然。武皇帝(清太祖)實錄載：朝鮮國王與太祖書，猶稱建州衛馬法足下，猶言建州衛酋長云爾。馬法，即隋書、北史及唐書之莫弗或莫拂。大莫拂，猶漢南粵尉陀自稱蠻夷大長，而瞞咄則其尊稱。隋唐時已有佛號，夷俗信佛尤篤，文殊之稱，信為佛之最尊，而即以尊其渠酉。瞞咄即曼殊，是其時已有滿洲之對音，為酋長之尊稱。至明而建州衛最大之酋長，為李滿住。李為明廷所賜之姓，滿住則明代皆認為其酋之名。其實非也，何以證之？萬曆四十七年，經略楊鎬四路出師，為太祖所敗，所調明朝鮮助戰之兵，由都元帥姜弘立率以降太祖。其時隨姜被擄之人，有柵中日錄一文，見日本人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所引。日錄言約和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仍言：此事當到城見滿住後，許命還國，則當時太祖已稱天命四年，而將土尚稱之曰滿住，可知滿住為建州最尊之號。而李滿住在前此百數十年，其稱滿住，郎非其名，而為建州酋長之稱矣。隋唐時之瞞咄，明時之滿住，一也，同為君之尊稱，………而高宗所謂滿洲即文殊，其言可信。因其部族稱君為文殊即滿洲，因曰滿洲國。當其先，蓋建州曾稱為滿珠部落，猶之今世界稱帝國王國公國侯國之類。以當時之滿洲部落，即自稱為滿洲國，亦非驟命一新名，而強其屬人遽以自命也……。(註二)」

以上是孟心史先生論證滿洲一名之來源與意義。雖然仍是根據乾隆敕撰之「滿洲源流考」所說而加補充者，但是在沒有其他更為直接史料以證其誤前，似可視為比較可信之說法。最低限度可以解釋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裡，在天命六年時已有Manju gurun(滿洲國)一名出現之意義來。

從以上之引證，也可以使我們明瞭，滿洲部族在明人之記載裡，即所謂「建州女真」。根據明代之史料，女真民族至明代時，明人將之分為三部，一曰建州女真，二曰海西女真，三曰野人女真(註三)。此所謂：建州、海西，似均是以當時各部女真人居住的地名而命名者，但野人之稱，似以居住邊遠且又文化程度低落，且被明人認為也是女真民族的部份部落之稱謂。不論明人如何稱謂女真人，其是金代女真民族的後裔，向為一般史家所承認。因此欲明暸滿洲民族之源流，就不能不先瞭解女真民族之來源，可是中國史書中，對女度民族的源流有其一慣之傳統說法。此種史籍裡傳統的說法，要以清高宗乾隆帝欽定之「滿洲源流考」為集史書之大成，如滿洲源流考卷首清高宗上諭文曰：

「頃閱金史世紀云：金始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同。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註四)」

以上乾隆帝以自身為滿洲民族，而承認在中國史書上之女真、靺鞨、肅慎，都是一個民族之同名音轉，換言之都是滿洲民族之前身。我們無法承認這種說法，因此不得不根據史料，加以澄清，下面是先自滿洲民族之前身－－女真民族談起。

二、女真民族溯源

按女真一名，初見於五代，然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云：

「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朱理真，番語訛為女真。本高麗朱蒙之遺，或以為黑水靺鞨之種，而渤海之別族，三韓辰韓其實皆東夷之小國也。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又名阿木火，取其河之名，又曰阿芝川，淶流河。阿骨打建號改曰皇帝寨。至亶改曰會寧府。上京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渤海、鐵離，北近室韋。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靺鞨者，蓋其地也……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常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契丹阿保機乘唐衰亂，開國北方，併吞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阿保機慮女真為患，乃誘其強宗大姓數千戶，移置遼陽之南，以分其勢，使不得相通。遷入遼陽著籍者名曰合蘇款，所謂熟女真者是也，自咸州之東北分界入山谷，至於束沫江，中間所居隸屬咸州兵馬司，許與本國往來，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束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北，地方千餘里，戶口十餘萬，散居山谷間，依舊界外野處，自推雄豪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則謂之生女真。極邊遠而近東海者，則謂之東海女真。多黃髮，鬢皆黃，目睛綠者，謂之黃頭女真…(註五)。」

從以上所引考之，我國古代之士大夫，除了死記聖賢嘉言外，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之說，幾乎是欺人的謊言。綜觀以上會編之說，不但無法瞭解宋代新興民族的女真來源，甚而也把許多歷代史籍上的東夷民族，都揉雜在一起，珠豆混淆不知所云。例如所云「女真」：「本高麗朱蒙之遺」。是說「女真與朱蒙之高麗為同族」，但是又不敢自信，故而又說：「或以為黑水靺鞨之種，而渤海之別族」，究係高麗朱蒙(傳說之始祖)之同族，或是靺鞨之族類？」似乎始終未敢決定。且又自亂陣腳，分不出女真民族係黑水靺鞨之種？或是渤海(粟末靺鞨)之別族？等待著者徐夢莘無法分辨後，又胡扯到「三韓、辰韓，其實皆東夷之小國也。」考三韓之名，首見於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據魏志云：

「韓在帶方(漢書地理志；帶方屬漢置樂浪郡之屬縣)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日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註六)。」

是可知「三韓」一名。已包括了「辰韓」，會編不但把新興於松花江岸的女真民族，混雜於朝鮮半島南端之三韓民族中，且又將「三韓」與「辰韓」分列，如此豈不成了「四韓」嗎？徐夢莘既然分不清女真民族，又推測大概與三韓民族有關，可是又見漢書朝鮮傳有：「朝鮮王滿(衛滿)………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顏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註七)。似乎又惑疑「三韓」與「辰韓」非同族，故而將包括辰韓在內之「三韓」與「辰韓」同列。待其分不清那個與那個有關係以後，在頗為困擾煩燥與不耐煩的情形下，含混其辭的說：「反正這些都是史書上所說的東夷一類之小國罷啦」！此種近於迂腐之古代儒士，不但不能分辨女真民族之來源，且為後代研究民族歷史者帶來了無比之困擾，早失真儒所謂「知之為知之」之道矣！疑猜雖屬迂闊，尚可從詞句中分辨，其最使後之讀史者頭痛的，又莫過於鈔襲與附會了。如會編所云女真民族之地理居處說：「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又名阿木火，取其河之名，又曰阿芝川、淶流河，阿骨打建號改曰皇帝寨」，既然說女真居處在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又豈能與阿木火(阿芝川)淶流河，甚而與金太祖阿骨打(達)所建之皇帝寨拉扯在一起？此位徐夢莘先生，根本就不知道阿木火與淶流河為不同的兩個河流，還講什麼金代女真民族之地理？他如會編又附會歷史說：「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靺鞨，蓋其地也。」既然說女真部族所居之處，係挹婁、勿吉、黑水靺鞨之原居處，但女真部族是否即挹婁、勿吉、黑水靺鞨之直系後裔，會編又在承認與存疑之間。可是其下所列史事，又均是隋唐兩代之有關黑水靺鞨與所謂靺鞨之事，似乎仍然認為女真是黑水靺鞨之同族，只是到了五代才改稱其名為女真而已。從會編之文看，似仍承認「五代時之女真」，係出自黑水靺鞨。然而其下云：「後唐明宗時(西元九二五到九三三，即遼太砠天贊四年至太宗天顯八年。粟末靺鞨之渤海國，亡於天顯元年，即西元九二六)常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從靺鞨民族之劃分看，渤海國屬粟末靺鞨，隋之黑水部即唐之黑水靺鞨。後唐明宗立於莊宗同光三年(九二五)，明年改元「天成」。時為遼太祖天贊四年，是年十二月遼太祖親自率兵征渤海，於閏十二月圍渤海扶餘府。次年(天贊五年，西元九二六)正月拔扶餘城，進兵圍渤海王城「忽汗城」，渤海末王大湮撰請降。二月以滅渤海大赦，改元「天顯」。時即後唐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之元年，其後渤海國已被契丹攻滅，改為「東丹國」，所以會編所云「後唐明宗時(女真)常寇登州(山東省境)，渤海擊走之」可以說無一不謬誤，假設如會編說：女真為黑水靺鞨，其族居地在今松花江下游以東之處，無法越渤海而寇登州，即或可由今日之黑龍江口經日本海，逾朝鮮半島而寇山東之登州，則渤海國已至垂亡之時，何能派兵遠赴山東而攻擊之？何況黑水靺鞨之寇登州，與渤海國間隔著整個渤海海峽，即非渤海王國國境，又非假道渤海王國而往攻山東之登州，渤海王國實無任何派兵出擊常寇山東登州女真之理由。何況後唐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以後，渤海王國已早被契丹攻滅矣！證以史實無一不妄，真可稱為閉門造史，全出杜撰。進而再看金史卷一世紀篇女真民族自述之來源。如云：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長白山部。隋稱靺鞨而七部並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無聞。粟末靺鞨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為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高麗，嘗以兵十五萬眾助高麗拒唐太宗，敗于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史。其後渤海強盛，黑水役屬之，朝貢遂絕。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即女真，史稱避遼興宗諱真而改曰女直，下同此)。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巳六十餘矣………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七部也………。(註八之一)」

以上金史自述其族源之文考之，亦無法分辨女真民族究自何處來，雖一般史家均云「女真出自靺鞨」，但究係出自黑水靺鞨，或是出自粟末靺鞨(即渤海國)，史書中無法確認。葉隆禮之「契丹國志」卷二十六「諸蕃記」，即收有「女真國」，亦收有「渤海國」(註八之二)。似乎是說「女真出自黑水部」。然考洪皓「松漠紀聞」，卻直言「黑水部即今之女真」(註九)。不過考之史實：被徒入遼東之熟女真，即所謂「繫遼籍之女真」，原是契丹太宗時遷移粟末靺鞨的渤海國遺民(註一○)。所以金毓黻氏之「東北通史」卷六葉五上云：

「大抵北女直國(按指遼史百官志、屬國、屬部之言)，瀕海女直大王府，皆近於生女真部。南女真國，曳蘇館路女真國，南京女直，皆為熟女真部又同節葉六上又云：凡遼史本紀及屬國表所紀之女真，本兼生熟女真而言，依前所考，熟女真之來源，不必出於黑水，而介乎生熟女真之間者，又疑與渤海遺族有關，其於遼之末葉，控制東北諸族而為之主人者，則生女真部是也………(註一一)。」

因此初興於十二世紀的金國女真，究係唐代之粟末靺鞨？或是黑水靺鞨？中國史書上根本都沒有弄清楚，那裡談得上女真民族之來源！再根據史書證以唐代靺鞨民族之歷史，靺鞨民族文化頗高，如舊唐書渤海傳云：

「渤海靺鞨………頗有文字及書記………太和(唐文宗年號)七年(西元八三三)正月；遣同中書右平章事高寶英來謝冊命，仍遣學生三人隨寶英請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三人事業稍成，請歸本國，許之…(註一二)。」

靺鞨民族在唐時，不但已有文字與史書之記載，且曾屢遣學生遠赴長安留學。根據日本「續日本紀」以及「文華秀麗集」卷上，載有渤海定王元瑜遣往日本使者「王孝廉」與副使「釋仁貞」所作之詩篇數首，今轉錄一二以便討論。如：王孝廉；奉敕陪內宴詩：

海國來朝自遠。百年一醉謁天裳。日宮座外何攸見。五色雲飛萬歲光。

釋仁貞，七日禁中陪宴詩：

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更見鳳聲舞妓態。風流變動一國春。(註一三)

此皆渤海(靺鞨)文化步齊盛唐之明證。進而根據一九五六年「考古學報」閻萬章「渤海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一文，所收原殘碑過錄可讀部份墓文看：如「如吉公主稟靈氣於巫岳」句，他如「綽質絕倫，如崑峰之片玉」與「舞狀兩鸞之影，動響環珮留情」等，文氣較韓柳無遜絲毫(註一四)。可證靺鞨民族之文化，完全循長安之規範，可與盛唐而齊觀。但證以金史世紀云：

「生女直之俗，至昭祖(諱石魯)時稍用條教，民頗聽從。尚未有文字，無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子景祖，諱烏古迺，遼太平元年(遼聖宗年號西元一○二一)辛酉歲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註一五)」

又松漠紀聞亦云：

「女真………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註一六)。」

仝書又云：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南宋建炎三年，金太宗天會七年，西元一一二九)有中華僧被(女真)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女真主吳乞買(金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剋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註一七)。」

將以上女真民族初興之文化程度，與上引渤海靺鞨之文化比較，真有天壤之別，也無法相信，後興之女真就是靺鞨民族之遺裔。且按契丹滅渤海，係在天贊五年(西元九二六)，大量遷移渤海遺民於遼東，事在天顯三年(西元九二八)而金史世紀云：至景祖烏古迺始知其生年為遼聖宗之太平元年(西元一○二一)。但金史云：自始祖至景祖已六世矣！考金之世系，始祖(即函普)為第一世，始主女真完顏部時，已年六十餘歲了。其子德帝(即烏魯)為第二世。又德帝之子安帝(即跋海)為第三世。安帝子獻祖(即綏可)為第四世。獻祖子昭祖(即石魯)為第五世。昭祖子即景祖。以上金代女真開國之六代君長，景祖生於遼聖宗太平元年(西元一○二一)，渤海靺鞨亡於遼太祖天贊五年(西元九二六)，其間僅有九十五年，若按三十年為一代，是在渤海亡國以前女真民族已興，其非渤海靺鞨之遺則顯而易見。但金史似認女真民族系出黑水靺鞨。然考黑水靺鞨，本屬隋唐時七種靺鞨之一，由於其族之居地近「黑水」，故以黑水靺鞨名之。其實黑水靺鞨亦為靺鞨民族之一部而已。據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卷十二「屬部列傳」云：

「黑水部為勿吉七部之一(學智：勿吉一名首見魏書，然魏書僅言：勿吉國………邑落各目有長不相總一。未見言有勿吉七部之說)處於最北，亦曰黑水靺鞨。有望建河(原註曰：按郎今黑龍江)流於其境，分南北二部，南黑水靺鞨在河之南，北黑水靺鞨在河之北。其人勁健，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無屋宇並依山水掘地為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狀如冢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草，冬則入處穴中，父子相承世為君長………當渤海建國時，白山、伯咄、安車骨、號室四部地皆屬之，黑水部亦斥大土地，亞於渤海。其全盛時分十六部落，武王仁安三年(渤海武王年號，西元七二一)，其酋倪屬利稽朝唐，玄宗拜為勃利州刺史。六年；唐安東都護薛泰請於其部內置黑水軍，續更以最大部落為黑水府，仍以首領為都督，諸部刺史隸屬焉，唐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先是黑水部朝唐使經渤海境，有事必以告。且嘗與其使偕至，至是未告而往，武王怒。七年遣將伐之。九年唐賜其都督姓李氏，名獻誠，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仍以幽州都督為其押使。自武王訖簡王之世，見於紀載者凡十六朝唐，或云二十五朝。其首領名氏之可見者，倪屬利稽之外，曰屋作箇、五郎子、烏素可、蒙諾箇、蒙落職訖蒙、阿布思利、阿布利稽凡七人。至宣王之世併服諸夷，黑水部遂不復通於中國，蓋亦畏而臣之矣，迨渤海將亡復自通於後唐。(註一八)」

金氏所集各史之片段，編輯黑水靺鞨史事之輪廊，頗可讚譽，然仍受傳統史論「靺鞨之後裔為女真」之說所絆纍，因此許多論調都過於牽強。在卷十二之末所下史論：「雖然渤海亡後，女真繼興，既雄視東北諸族，復殄遼祀而代之。女真固黑水之裔也，豈不異哉！」(註一九)我們雖不相信後之女真出自黑水靺鞨，然從史書中所記黑水靺鞨活動之史實看，唐代之黑水靺鞨，既曾受唐之設洽黑水府，且其內亦受唐之敕封刺史(勃利州)，都督(黑水軍)，又蒙唐之賜姓而為「李氏」，在在均可窺知其文化程度之高矣，豈是女真初興尚不知歲月之草莽所可相比？黑水至五代時尚通使與後唐，而女真於後唐之後而始興，豈可以文化程度頗高之黑水靺鞨，附會為原始生活後興之女真？尤其是新興之契丹，於後唐莊宗同光三年(西元九二五)郎攻滅粟末靺鞨之渤海國，但於遼史中未再見黑水之名，史家或以為遼時黑水既改曰女真，故遼史中無黑水靺鞨。其實此種說法亦似是而實非，蓋考隋唐時代之靺鞨，原有七種，其後粟末靺鞨而建國渤海，其他五部均被渤海兼併，惟黑水靺鞨與渤海併存於唐及五代之世，證諸遼史本紀太祖上云：

「唐天復元年(西元九○一，渤海景王三十一年)歲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阿保機)為本部夷离堇，專征討，連破室韋、于厥及奚帥轄刺奇，俘獲甚眾。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明年(天復二年，西元九○二)秋七月；以兵四十萬伐河東、代北，攻下九郡，獲生口九萬五千，駝馬牛羊不可勝紀。九月城龍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開教寺。明年(天復三年、西元九○三)春伐女直下之，獲其戶三百(註二○)」

契丹太祖阿保機未即汗位前，即已征伐女真。時尚唐末昭宗之世，且當阿保機征伐女真時，粟末靺鞨之渤海國係在哀王大湮撰即位之第二年，而大湮撰共計為王二十五年，始滅於契丹。所以在唐末昭宗之天復三年時，渤海尚屹立於遼東，契丹何得越整假渤海國境去征伐女真(黑水靺鞨)？且黑水靺鞨遠在松花江下游以東之處，其與契丹民族接觸的機會都不會有。又因何會觸怒契丹而被征伐？且據兩唐書渤海傳、北狄黑水靺鞨傳、室韋傳、奚傳、契丹傳等記載，唐末契丹部族尚在今之潢河(西喇木倫河)與土河(土喇河)之間，其北有室韋與奚，其東有渤海，似乎黑水靺鞨根本就不可能與尚未興起之契丹發生任何糾紛，何勞契丹阿保機之征伐？尤其是新唐書北狄黑水靺鞨傳，所云其民族居處之四境，最能證明我們論說之不誤矣！如新唐書云：

「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東北行十日得窟說部，亦號屈說。稍東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東隅於海，西抵室韋，南北袤二千里，東西千里………(註二一)」

是知黑水靺鞨之處境，原不與契丹為鄰，何能誤唐昭宗天復三年(西元九○三)契丹阿保機所伐之女真為黑水？進而再據「冊府元龜」所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西元九二四，遼太祖阿保機天贊三年)九月：黑水國遺使朝貢。三年五月：黑水胡獨鹿，女貞等使朝貫。明宗天成四年(西元九二九，遼太宗天顯四年)八月？黑水遣使骨至來朝，兼貢方物」(註二二)。是可證黑水靺鞨之存在，尚晚於契丹阿保機初伐女真之天復三年(西元九○三)後之二十餘年間，且黑水與女貞同貢，黑水豈是女真？但一般傳統之中外學者，對遼史與五代史同時出現女真、黑水靺鞨之名，而仍視遼史係以後日女真之名而名黑水靺鞨為誤，不視女真、黑水為二族。如金毓黻氏「東北通史」卷六云：

「按同光二年(西元九二四年)為天復三年，後二十一年，而中國紀載尚用舊稱(黑水)，豈黑水與女真為二部乎？愚謂遼史本紀多出實錄，實錄為後人追記，當以後來之稱以概前世，其例非一。當唐末之世，黑水部雖未易稱女真，而載筆者亦以女真稱之，取其前後一貫也。藉令渤海衰微，黑水後盛，是時已有女真之名，其通於中國亦必仍用故名(註二三)。」

此說實昧於「女真出於黑水靺鞨」之成說，故而希以自認合理之說以折衷耳。實不知女真之非黑水靺鞨也，並不是僅僅遼史之伐女真時間在前，冊府元龜之載黑水、女貞同時出現，時間在後，無論從史實上，或地理上，甚而兩民族文化之比較上，均可看出唐末之黑水靺鞨文化程度或比不上海東盛國之渤海，但也不會如金史世紀所云，女真民族直到景祖烏古迺之生於遼聖宗太平元年(西元一○二一)，始知歲月之紀，在此以前尚屬於草萊時代之原始生活也。

然而女真究係何族？必須先從其名稱證之。按漢文「女真」一名，國人皆讀若Nu Chen,。根據蒙文元秘史中，將「女真」譯為Zurcen(註二四)。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云「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朱理真」(註二五)。明代四夷館之華夷譯語中的女真館譯語(簡稱女真譯語)，「女真」作----」，漢文讀若「朱先」(註二六)。德人格魯伯將之譯作JuCen(註二七)。由這些「女真」一名之譯音看，似乎漢文之「女真」一名，其原對音不應讀作Nu Chen，因為中文之「女」字，中古時原有兩讀，一讀「尼呂切」，一讀「碾與切，同汝」(註二八)。所以「女真」一名漢文應讀為「汝真」Ru Chen或Ju Chen。此名滿文作jusen，或即明代女真譯語「朱先」一名之滿譯。由於此讀音近於古史中之「肅慎」Su Shen，因而多以「女真」與「肅慎」為同名之異譯。不過「女真」一名始見於五代時(第十世紀)，而「肅慎」一名則見於周初(紀元前十一世紀)，二者名稱之出現於史籍，時間上相差兩千餘年，既乏史料之證明，所以我們亦不願猜測，故略而不論。但僅就唐末出現的「女真」一名考之，可以根據遼、金史而確定，女真並不是靺鞨或黑水靺鞨。因為根據遼史本紀，契丹阿保機在未立為大汗以前的唐昭宗天復三年(西元九○三)，已「伐女直下之，獲共戶三百」(註二九)。此時之渤海(粟末靺鞨)與黑水靺鞨，均安然的生活在東北松遼平原及松花江下游一帶，兩種靺鞨絕非同時被契丹阿保機征伐之女真者甚明。然而遼史本紀中與黑水靺鞨同時存在之女真民族，又應為何族？以我們粗淺之判斷，或應該是南北朝時出現在史籍上的「室韋民族」中的一部。據魏書失韋傳云：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稷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穄，唯食豬魚，養牛馬，俗又無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註三○)。」

按文中所云「和龍」，即今熱河省朝陽附近。北魏時契丹民族尚局限於朝陽以北頗遠處。故云「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雖魏書所云里數不一定正確、但由契丹活動區北行三日至啜水。日本學者多以今日嫩江支流之「洮兒河」(又作綽爾河)，擬定為啜水，而將「屈利水」比作今日之嫩江，「稷水」(他本父作捺水)比作今日之黑龍江(註三一)。又據唐書室韋傳云：

「室韋者契丹之別類也，居越河北。其國在京師東北七千里，東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其國無君長，有大首領十七人，並號莫賀弗，世管攝之，而附于突厥。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時聚弋獵，事畢而散。其人土著無賦斂。或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數十百家。剡木為犁不加金刃，人牽以種，不解用牛。夏多霧雨，冬多霜霰。畜宜犬豕，豢養而瞰之，其皮用以為韋，男子女人通以為服。被髮左衽………又云：室韋我唐有九部焉；所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萵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干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戶亦多，居暖河之南，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禮部落。又東北有山北室韋，又北有小如者室韋，又北有婆萵室韋，東又有嶺西室韋，又東南至黃頭室韋，此部落兵強人戶亦多，東北與達姤接。嶺西室韋北，又有訥北支室韋，此部落狹小。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鳥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武德(唐高宗年號)貞觀(唐太宗年號)中，亦遣使來朝貢。其北，大山之北，右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註三二)。」

從以上所引史料證之；室韋民族初見魏書，至唐代，室韋民族之分佈已遍佈於今日松花江下游以北，洮兒河以北，黑龍江以南，整個內興安嶺週圍，西至今日之呼輪泊(俱輪泊)廣大之區域中，其中有「如者室韋」(或曰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或即北魏至唐末始見於史書之女真民族。按「如者」之如，漢文讀若「入余切，或入諸切」，應為RU，如者之者，漢文讀若「章也切，或止野切」，應為Che(註三三)。與漢文「女真」RU－Chen之讀音，完全相同，僅是「者」Che與「真」Chen二字之尾音，一有n，一無n之區別。按整個阿爾泰語系中，名詞尾音之n，可有可省之例，可以說二名完全一樣。此其一。再據遼史兵衛志下屬國軍有：「黑室韋，小黃室韋，大黃室韋」軍(註三四)，此即唐書室韋傳之「黃頭室韋」也。然據契丹國志諸蕃記有：「黃頭女真」(註三五)。此亦唐書「黃頭室韋」，契丹時已稱其為「黃頭女真」。此可證女真與室韋為同一民族之異稱。此其二。進而徙室韋民族活動之區域，以及後日女真部族進徙松遼平原之史實，或知我們之推測，頗合於歷史也。

考唐代之渤海國(粟末靺鞨)，立國於唐武后聖曆元年(西元六九八)，直至唐玄宗開元元年(西元七一三)始正式受唐之冊封(渤海始祖大祚榮是年受唐冊封為渤海郡王)，歷經二世武王武藝，三世文王欽茂，成王華嶼，康王嵩璘，定王元瑜，僖王言義，簡王明忠，宣王仁秀，彝震王，景王，哀王湮撰等(註三六)。直至契丹太祖阿保機天顯元年(後唐明宗天成元年，西元九二六)滅渤海止，共立國二百二十餘年，號稱海東盛國，但遭新興之契丹民族所滅。可是遼滅渤海後，將原有之渤海國改曰「東丹國」(即東契丹國)，並命其太子突欲為東丹王。不幸契丹大汗阿保機於攻滅渤海國，並建立東丹國後，於返回之中途－－扶餘府，得病亡故。由於長子突欲(東丹王)與次子大元帥德光為了爭奪汗位之繼承權，兄弟不和，而將治理新滅渤海國之工作，延緩下來，由於阿保機之淳欽皇后述律氏，偏愛次子德光，因而設計留置東丹王長子突欲上京，以不正常之手段而使次子德光繼承大汗之位。雖長子突欲對捨嫡立次之事，深表不滿，無奈身在太后、德光勢力控制之上京，縱然欲以行動反抗，亦乏實力之基礎。其弟既蒙太后之厚愛登上大汗之位，但心中實在畏懼其兄突欲之返回東丹起兵相抗，因此德光寵信東丹國之右次相耶律羽之，計遷渤海國遺民於各處，謀以分散舊有渤海國之人民，以免其兄突欲返國後，加以利用而為報復之資。契丹太宗詔遷渤海國遺民事，遼史太宗本紀上，天顯三年(西元九二八)十二月甲寅條說：

「時人皇王(東丹王突欲)在皇都，詔遣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遼陽)，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因詔困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註三七)。」

契丹既盡遷渤海遺民後，原屬渤海疆域內之各府州縣，幾乎頓成荒土，而尤以松花江上游以北之區，亦即後日女真民族興起之地，全被契丹民族放棄，後經百餘年之久，原居今日黑龍江省嫩江下游之女真室韋(如者室韋)，始漸南下越過松花江下游而定居於舊渤海轄區內，也就是後日女真民族所建金朝之上京會寧府一帶，此即是女真民族南移而興起於安出虎水(今曰阿勒楚喀河)之大略也。

所以我國史書誤將同一地區前後不同之兩民族，直認其為同一民族之不同異稱，始導致：隋唐之靺鞨民族，就是後日興起女真民族之附會。然此誤解，似又肇始於遼史、按遼史中常將渤海、女真兩族相混。事實上，這種混淆，似是起源於元朝所修遼史，亦即今存本之遼史。蓋元朝負責撰修遼史之「脫脫」，其負責撰修遼史時，所用史料蕪雜，不但未依耶律儼之遼史，亦未專採陳大任之遼史，執筆修史雜及五代史，且偏信宋之舊史，因此撰修之始，即誤信宋人「女真為靺鞨之後裔」一說，所以遼史中常將渤海、女真相混。例如詳讀遼史聖宗一朝之史事，屢言征伐女直(女真)，但詳考史事，常有征伐「高麗」而混言征伐女直者。如遼史聖宗本紀云：

「二年(統和，西元九八四)二月丙申：東路行軍宣徽使蕭蒲寧，奏討女直捷；遺使執手獎諭(註三八)。」

此條征伐女直事，僅有事後奏捷之記載，未見出兵往征之紀錄。證以同書聖宗統和元年(西元九八三)，亦即蕭蒲寧奏討女直捷報之前一年，冬十月丁酉條云:

「上(聖宗)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領」？林牙肯德等，將兵東討。賜旗鼓及銀符(註三九)。」

以上本紀所載，從時間上看；丁酉(十月十五)聖宗為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之兵。與丙午(十月二十四)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領，林牙肯德之東征，似乎是一同事。但證以前引元年冬十月丙午條所云：「令宣徽使兼侍中蒲領，林牙肯德」句，似乎句中有缺文。按前引統和二年二月奏討女直捷報之「東路行軍宣徽使蕭蒲寧」，在同年四月丁亥條記為：

「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寧，都監蕭勤德獻征女直捷。授普寧兼政事命，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各賜金器諸物(註四○)。」

此「耶律普寧」，或即前云之「蕭蒲寧」。而此處「蕭勤德」，或亦前云之「肯德」。因此十月丁酉條之「宣徽使兼侍中蒲領，林牙肯德」，或當係「命宣徽使兼侍中蒲寧、林牙肯德等，將兵東征」。如然，則二月丙申條之「奏討女直捷」與四月丁亥條之因討女直之捷而「授普寧政事令，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均應為征伐高麗之戰爭，似乎與女真民族無關。遼史雜鈔各史所成，蕪駁混淆，將高麗訛為女真，此其例也。但日本學者池內宏氏為上舉遼史，特曾專文論之，題曰：「遼之聖宗之女直征伐」，發表在大正五年(西元一九一六)東洋學報六巷一號上。或由於池內宏氏堅信「渤海之後裔(靺鞨之後裔)為女真，因此池內氏認為遼聖宗本紀所載「征伐女直」事，係真實之史實。可是池內氏忽略了遼史之蕪駁，與修史者以女真為靺鞨後裔之錯誤認知，始造成「高麗與女直」相混，「渤海與女直」也相互不分之紀錄。玆根據遼聖宗漢文哀冊文，以證聖宗時女真民族尚未興起，又何勞遼軍之大舉征伐？如哀冊文曰：

「……開拓疆場，廓靜寰瀛，東振兵威，辰、卞以之納款。西被聲教，瓜、沙繇是貢珍。夏國之羌渾述職，遐荒之烏舍來賓。惟彼中土曩歲渝盟，自汴宋而親驅(虫也)豕，取并汾而來犯京城。絕信棄義黷武窮兵。蓋先朝之積忿，須再駕以徂征。士德制勝，千里橫行，戈戟霜攢而蔽野，鼓鼙雷動於連營，逢大陣而皆剋，攻邊壘以旋平。凋瘵戶民盡離居而失業，傷殘將卒竟(門卡)壁以偷生。遂仗黃鉞直抵洪河，會若林之銳旅，揮卻日之琱戈。我欲濟以焚舟，彼方危於累卵。乃命使軺疊伸誠款，懇求繼好乞效刑牲，貢奉金帛助瞻甲兵。尊聖善而庶稱兒姪，敦友愛而願作弟兄，保始終之悠久，著信誓於丹青……(註四一)。」

詳按以上遼聖宗哀冊文中，對聖宗一代四處征伐之武功，僅有東征辰(韓)卞(韓，亦作弁韓)，原為高麗之不臣而興兵。聖宗一朝，初因高麗王受晉之冊封，因而聖宗欲親征高麗。高麗王之受晉封，事在遼太宗會同二年(高麗太祖二十二年，後晉高祖天福四年，西元九三九)，玆後遼與高麗貌合神離，直至聖宗即位(西元九八二)後，於次年(統和元年)始整兵欲伐高麗。於統和十年十二月，始以東京留守蕭�睄w等伐高麗(註四二)。但在此十年間卻曾數伐女直，而使人最發為疑問者，莫過於聖宗本紀統和三年(西元九八五)七月甲辰朔：「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註四三)。八月癸西朔：「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為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或即林牙肯德或蕭勤德之同名異譯)為監軍，以兵討女直」(註四四)。此次所討之女直，究為何處？史無明文。但據高麗史卷三成宗二年(癸未•遼聖宗統和元年•西元九八三)末云：

「命刑官御事李謙宜城鴨綠江岸，以為關城。女真以兵遏之，虜謙宜而去，軍潰不克城，還者三之一」(註四五)。」

是知此時在鴨綠江兩岸已有史稱之女真。證以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十一年(西元九九三)正月條云：

「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註四六)。」

可證遼史所載統和三年所伐之女直，就是當時居住於中韓國界鴨綠江下游兩岸之女真。然考之金史世紀：女真民族之金朝，直到景祖烏古迺時，始知「歲月晦朔」，而景祖始有生卒年月；烏古迺生於遼聖宋太平元年(西元一○二)。已晚於聖宗初伐女直之統和三年(西元九八五)三十六年矣！再證以遼史聖本紀。

「統和二年(西元九八四)八月辛卯：東京留守兼侍中耶律末只奏：女直朮不直賽里等八族，乞舉眾內附，紹納之。統和三年閨九月丙申：女直宰相朮不里來貢。統和四年冬十月壬子：詔以敕牓付于越休哥，以南征(宋)諭拒馬河南六州。壬申：女直請以兵從征，許之。統和六年八月丁丑：瀕海女直遺使速魯里來朝。統和七年二月乙丑：賞南征女直軍使東還。丙子…以女直活骨德為本部相(註四七)。」

由以上遼金史之比較，同為遼聖宗一朝之女真民族，文化程度之懸殊，竟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惑疑遼聖宗東伐鴨綠江兩岸之女直，也就是臨近遼與高麗之女直，或為渤海國之遺民，而被後之史家混淆於女真部族之中。何以知之？證以遼史百官志北面屬國軍條有：

「曷蘇館路女直國大王府。亦曰合蘇袞部女直王。又曰合素女直王。又曰蘇館都大王。聖宗太平六年(西元一○二六)曷蘇館諸部許建旗敵(註四八)。」

又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云：

「阿保機(遼太祖)慮女真為患，乃誘其強宗大姓數干戶，移置遼陽之南，以分其勢，使不得相通。遷入遼陽著籍者，名曰：曷蘇款，所謂熟女真也(註四九)。」

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遼史中並未見太祖阿保機曾有遷移女真之史事。僅有遼太宗耶律德光大量遷徙渤海國遺民之舉。按遼之遷移渤海國遺民時，常將新徙之處以渤海國舊屬人民之地名而名之。如遼史地理志云：

「永安縣：本龍原府(渤海東京)慶州縣名。太祖平渤海破懷州之永安，遷其人置寨於此，建縣，戶八百(註五○)。紫蒙縣：本漢鏤芳縣地，後拂涅國置東平府，領蒙州。紫蒙縣後徙遼城，並入黃嶺縣。渤海復為紫蒙縣，戶一千(註五一)。」

因此；前引遼史百官志之「曷蘇館路女直國大王府」之名，賞係遼太宗遷徙渤海國「忽汗州」人民於遼陽之南，所置之「曷蘇館路」。按「忽汗州」之「忽汗」二字，原膳為hushan或hashan之譯昔，金人改曰「胡里改」hulihai，但證以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干四百二十六，所收元代「析津志」天下站名，比忽汗、胡里改一名，又作「哈散」(註五二)。明代「遼東志」作「哈三城哈思罕站」(註五三)。事實上均係渤海國「忽汗州」一名之異譯。按忽汗州一名，實係沿「忽汗河」而得名。忽汗，胡里改，哈散，哈思罕，亦即是遼史中之「曷蘇館」，只是譯寫漢文之差異而已。因此遼史中所謂「鴨綠江女直」或「曷蘇館女直」，事實上均是指的渤海國遺民之靺鞨。此又是遼史將女真與渤海相混之明證。故而遼史稱此渤海女真之文化程度，與真正遼時女真民族之原始文化程度，之所以有天壤之別者，其原因蓋混渤海為女真之訛也。由以之舉證，再返觀遼聖宗之哀冊文，或可知在遼聖宗一朝中，史書所稱「女真」一名，幾乎都是渤海國之遺民於亡國後逃往高麗居住者。因此遼聖宗哀冊文所記聖宗之武功，在東者惟高麗，東北者惟「烏舍」(一作兀惹)而已。進而再證以遼聖宗本紀統和四年(西元九八六)正月丙子條云：樞密使耶律斜軫，林牙勤德等，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物(註五四)。

設想此役之勝利豐碩，或是聖宗一朝任何征伐之勝利所獲最多者，竟未列入聖宗哀冊之武功史事中，豈不令人惑疑？又按金代女真之興，恰於遼聖宗朝以後，因此遼聖宗朝所有征伐女真之記載，或在為征伐渤海餘孽之行動，待聖宗勦平渤海叛亂後，始給女真興起之機會，兩事默合恰為天意，而非偶然歟！

女真民族之來源既明，進而再看女真民族之發展。根據金史世紀篇所言：

「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吉迺好佛，留高麗不肯從，曰：後世子孫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獨與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其後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別而去。蓋自謂阿古迺之後，石土門，迪古乃，保活里之裔也。及太祖敗遼兵于鏡上，獲耶律謝十，乃使梁福，斡答刺招諭渤海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惡，鬨鬥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始祖曰諾，迺自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鬥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鬥，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牸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鬥。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眾信服之，謝以青牛一，並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為聘禮而納之，並得其貲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為完顏部人……子德帝諱烏魯……子安帝諱跋海……子獻祖諱綏可。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懇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矣……子昭祖諱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無約束，不可檢制，昭祖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坑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知部眾將殺昭祖，曰：吾兄子賢人也，必能承家安輯部眾，此輩奈何輒欲坑殺之，亟彎弓注矢射於眾中，觀執者皆敗走，昭祖乃得免。昭祖稍以條教為治，部落寢強，遼以惕隱官之。諸部猶以舊俗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討伐之，入于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還經僕燕水，僕燕漢語惡瘡也、昭祖惡其地名，雖已困憊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迨夜寢于村舍，有盜至，遂中夜啟行，至逼刺紀村止焉。是夕卒。載柩而行，遇賊於路奪柩去，部眾追賊與戰，復得柩，加古部人蒲虎復來襲之。垂及，蒲虎問諸路人曰：石魯柩去此幾何。其人口：遠矣！追之不及也，蒲虎遂止。於是乃得歸葬焉。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時，稍用條教，民頗聽從。尚未有文字，無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子景祖諱烏古迺，遼太平元年辛酉歲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景祖稍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鬥、耶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是時，遼之邊民有逃而歸者，及遼以兵徙鐵勒、烏惹之民，鐵勒、烏惹多不肯徙，亦逃而來歸。遼使曷魯林牙將兵來索逋逃之民，景祖恐遼兵深入盡得山川道路險易，或將圖之，乃以計止之曰：兵若深入諸部必驚擾，變生不測逋戶亦不可得，非計也。曷魯以為然，遂止其軍，與曷魯自行索之。是時�螺℅鷁y從，孩懶水烏林答部石顯尚拒阻不服，攻之不克。景祖以計告於遼主，遼主遣使責讓石顯，石顯乃遣其子婆諸列入朝，遼主厚賜遣還。其後石顯與婆諸列入見遼主於春蒐，遼主乃留石顯於邊地，而遺婆諸刊還所部，景祖之謀也。既而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畔遼，鷹路不遠，遼人將討之，先遣同斡來諭旨，景祖曰：可以計取，若用兵彼將走保險阻，非歲月可平也，遼人從之。蓋景祖終畏遼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為功。於是景祖陽與拔乙門為好，而以妻子為質，襲而擒之獻與遼主。遼主召見于寢殿，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遼人呼節度使為太師，金人稱都太師者自此始……既為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眾，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顏部，統門水溫迪痕部，神穩水完顏部，皆相繼來附……曷懶水有率眾降者，錄其歲月姓名即遣去，俾復其故，人以此益信服之……第二子襲節度使，是為世祖諱劾里缽。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長即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世祖，次劾孫，次肅宗(頗刺淑)，次穆宗(盈歌)……景祖卒、世祖繼之。世祖卒，肅宗繼之。肅宗卒，穆宗繼之。穆宗復傳世祖之子，至於太祖竟登大位焉(註五五)。」

女真民族之金代，其始祖函普之神話，無足詳論，即是開國以前之史事，能為信史者亦不多。蓋女真原無文字，直至金太祖天輔三年之八月(西元一一一九)始「頒女直字」(註五六)。證以金史完顏勗傳云：「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謀良虎)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字制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粘罕)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天會六年(金太宗年號西元一一二八)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一無所隱，事有詳略咸得其實」(註五七)。由以上金史所載，或可知金代女真之歷史，尤其是開國之十帝(自始祖至太祖)史事，泰半得自故老遺聞，並不十分可信也。這也證明我們前論女真非靺鞨後裔，當係確論，蓋女真初興之文化程度頗為原始，與其前代高度文化的靺鞨民族，相形懸殊過鉅，所以女真自為女真，靺鞨自為靺鞨，顯而易見。但從金史世紀所說女真民族興起，以及擴展之大勢看，很明顯的女真民族是以「安出虎水」(今之阿爾楚喀河)為中心，漸次向東，向東南擴展者。初則向東越過所謂「青嶺」(今日之老爺嶺，又名張廣才嶺)發展到今日牡丹江(即金代之胡里改江)，即世紀所云：「昭祖耀武至于青嶺、白山也。繼則沿今日松花江下游南北兩岸，兼併征服臘醅、麻產。進而再由今日之寧安縣(寧古塔附近，即渤海國之上京龍泉府)為據點東向征眼蘇濱(今日綏芬可下游一帶)，向東南擴展至統門(今日土門江沿岸)、曷懶(今日朝鮮北部咸鏡道區內)。由寧安附近南向征服長白山左右各部，或可知女真民族由原住地之黑龍江北岸，漸向東南發展，直到金代太祖時，始完全征服了東北各部，待部族擴大統一東北後，南向則與高麗衝突，西向者侵犯了遼國之權益。因此金代女真民族之建國，徵之高麗史，兩國經久戰爭而不歇，蓋朝鮮半島之北部，自唐末以來，即未屬高麗。遼時多為渤海遺民居住之區，至金代之穆宗(盈歌)時，高麗始漸北向侵佔當時之曳懶甸。至康宗(烏雅束)時，由於高麗之北進而與新興之女真正面衝突。高麗史中每被褒飾之「尹瓘北伐女真，自咸州(今日之咸興)至所謂公險鎮增築九城」一役，即金史世紀所云：「康宗四年丙戍(高麗睿宗元年，西元一一○六)高麗遺黑歡、方石來賀襲位，遣盃魯報之。高麗約還諸亡在彼者，乃使阿聒、勝昆往受之。高麗背約殺二使，築九城於曳懶甸，以兵數萬來攻，斡賽敗之。斡魯亦築九城，與高麗九城相對。高麗復來攻，斡賽復敗之。高麗約以還浦逃之人，退九城之軍，復所侵之地」(註五八)。後至金太祖滅遼立國，朝鮮半島上的王氏高麗，仍不懈防範女真民族，而發兵及工役增高長城三尺，以固邊防。自此以後，直到明初洪武二十一年(西元一三八八)，始由明人之無知，而將鴨綠江以東，土門江以南，朝鮮半島安邊附近高麗長城以北，廣大的北部朝鮮，棄置化外而與高麗。所以近世談東北亞及韓國民族史者，只談朝鮮民族與三韓(馬韓、辰韓、卞韓)，而不討論朝鮮半島北部之女真民族，迨為訛誤也。

金代之女真民族，其始亦不過一小部落而已，待其興起後，首先征服旁近各部落，漸而兼併了鐵驪、烏惹等，進而侵佔了唐代黑水靺鞨之五國部，與居住朝鮮半島北部之渤海遺民。後與遼國衝突始進兵遼東，西進而攻滅大遼，南進而與宋朝相互攻戰。但金代女真民族之實質內涵，亦非單純的民族組合，其中包括了小部份女真民族，以及屬於同系之鐵驪、烏惹、室韋，黑水靺鞨之五國部等，更因戰爭之擴大，也包括了被其征服之渤海國遺民，契丹民族，部份居住遼東之漢人，高麗人等。金興起後，這些民族都隨著金代政治中心之南移，與戰爭之擴大進入了長城，且大部份都以女真民族而自稱。所以金代之女真民族一稱，亦僅是泛稱有金一代許多民族之名號，並非單純的民族稱號也。

金至末世，蒙古族興起，滅亡了女真之金朝，原居長城以南之女真民族，已大部份併入了華北漢民族系統中，即蒙古人亦視女真人為漢人。但留居東北偏遠地區之女真人，均仍故居於廣大的東北地區，或由於元人深悉中原女真人的政治制度，故在舊有女真民族區域內，仍仿金人制度，以路、府、州、縣之設制，以管理散居之女真人。此時元代統治下之女真人，仍如金代各本舊俗，各事舊業的生活，或無何改變。待至元末，蒙古政衰變亂時起，時有破頭潘、關先生、沙劉等紅巾由遼東入高麗，攻城陷地殺掠搶劫，幾經剿戰，自順帝至正十九年(高麗恭愍王八年，西元一三五九)紅巾賊入高麗，流竄朝鮮半島者二年有餘二，直至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正月，由高麗大將鄭世雲擒誅沙劉、關先生後，始漸告平息，然此後之五年而元亦亡於朱元璋矣－－明興元亡後，遼東並未歸明，直到洪武四年(西元一三七一)，始由舊元平章劉益以遼陽向明投降。但此時元將納哈出仍擁有重兵雄據金山(即今農安附近之金山)，挾其有元一代世守遼東之威望，橫行遼東，其勢力之廣南脅高麗，常出沒於長白山、鴨綠江之區，擁兵抗明直至洪武二十年(西元一三八七)，被明之大軍攻破金山後，才降服於明朝。此時之女真部族，經過元代將及百年之安定生活。忽然間遭逢紅巾闖入之亂，原有安定之社會，隨之陷入混亂與不安，再加以元代舊有統制力之失調，且元將納哈出又在廣大之遼東征兵征糧，於是女真之社會遂形成無政府保護狀態中，強有力者四處搶掠，弱者均設法自保，但均期待明兵之遠至，以便安定社會。此一廣大女真民族之希望，隨著元將納哈出之投降而幻滅。不知何故明人征服遼東後，初將朝鮮半島北部，以及鴨綠江以東，舊屬元代開元路合蘭府之廣大區域，棄與高麗，繼而又將松花江以北、以東的開元路、水達達路完全放棄，置若化外，僅以「王者不治夷狄，自古華夏夷狄有分」不成理由之理由，自動將女真民族棄置不問，而造成了元末明初女真民族間之大混亂。首先慘遭破壞的是社會秩序，繼而陷入混亂者為經濟生產，部份進步之女真民族均展轉逃至明代統制區之遼東，以避戰亂。部份有力之女真人為了生活，到處搶掠。初則為了自保，且可四出搶掠，而臨時以城，寨等單位，組成個別有組織之部落，繼則四出擴展，兼併周遭之小部落而形成較大之部族。經過了明初數十年之逃亡、兼併，到了明成祖永樂時期，女真部族之重組已大致完成。此時明代將之區分為三大部份，那就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與野人女真等。在整個明代二百餘年間，既遭元末之戰亂，女真民族舊有之農業生產，也被戰火破壞無遺，再加上明人夷夏之嚴格劃分，將女真棄置於化外，女真族內為了生存或自保，相互兼併攻殺，社會秩序亦無法重建，生產既無可能，生活頓陷絕境，在無可柰何下，只有回復到舊有之漁獵生活，然而農產品之需求，仍是女真民族急切盼望獲得之物質，為了獲得明朝與朝鮮之物品，只有以所得之漁獲，以及一些漢人、朝鮮人必需之山產、藥物，持往明朝之遼東，與朝鮮北部各城，交易一些必要之物品，然而明廷與朝鮮又均嚴夷夏之分，且又都是保守，自給自足的農業民族，視女真之山產毛皮可有可無，反視邊界之貿易為贅事，即或女真民族一再之哀求，明與朝鮮亦不稍動好生仁慈之心，在正當貿易，或哀求均無法獲得所需時，惟一的方法，就是持強搶掠明與朝鮮之邊境，此種持武搶掠些許物質之代價，則是明與朝鮮派遺大兵之征剿，雖被大兵之圍殺損失慘重，得不償失，但為了生存也只有冒險了。待明人瞭解女真民族之所需後，始者以內降自甘為明與朝鮮之屬夷，蒙准低聲下氣的進貢土產，以換取生活必需物品之賞賜，接受天朝與朝鮮之羈縻。繼者開市於邊境，准許漢夷之互市，不過開市互易之物品，常非雙方所必需，因此明人又定訂嚴格互市之物品，那就是女真民族必須以良馬輸與明朝，而明人始願以女真民族所需之物品互易，必以馬匹輸明為主，其他山產、藥物為輔，始允互市，所以明於遼東所開之市場而名之曰「馬市」。然女真民族經過了興起、覆亡，幾乎三個世紀之生活體驗。再加上女真民族之優秀本質，亦深知如何周旋於明朝與朝鮮之間，利用漢人之唯我獨尊自大心理，與朝鮮人模仿漢人卑視夷族之觀念，接受明與朝鮮雙方之政治領導，以便爭取明與朝鮮兩國之物質賞賜。滿洲民族自認之肇祖孟特穆(明實錄、朝鮮實錄均作猛哥帖木兒)就是元末明初服膺於明與朝鮮之間，利用政治手腕佔盡利益之女真酋長。初則接受明人之招撫，願為明之屬夷，獲得明人建州衛斡朵哩地方女真酋長之敕書。同時亦願為李氏朝鮮之屬夷。且願滿足朝鮮自尊之心理，而作朝鮮太砠(李成桂)之侍衛，左右逢源，生活於明與朝鮮兩國之間。依持明人有利，就大力的尊祟明朝，並蒙明人另置左衛而為左衛之酋長。若待朝鮮追問，就力陳屬明不得已之苦衷，取得朝鮮諒解而便獲取厚利。其後雖因朝鮮之不滿，或對猛哥帖木兒有所不利時，此位被滿洲人稱為肇祖之猛哥帖木兒，每仗明人之勢力而得平安的居住在朝鮮北部，直到猛哥帖木兒被居住在今日俄境尼古里斯克附近之野人女真酋長楊木答兀攻殺後，久居朝鮮北部之建州左衛女真民族，一部份越過土門江、長白山，往投建州衙之酋長李滿住。一部份南逃朝鮮腹�堙A而被朝鮮置留。逃往建州衛者係猛哥帖木兒之長子董山，逃往朝鮮者係猛哥帖木兒之同母異父弟凡察及其幼子童倉。後經凡察、童倉一再向明申告朝鮮留置之不當，明人始敕令朝鮮護送彼等歸明，被安置於鴨綠江支流之婆豬江(即因金之婆速府而得名，明代訛為婆豬)附近，亦與建州街之李滿住合住。然因凡察逃往朝鮮後，曾向明廷奏報，原頒建州左衛之衛印，因遭楊木答兀之亂而遺失，並奏請明朝另領新印。但是，待明廷重鑄建州左衛新印頒發後，孰知舊有建州左衛之衛印，被猛哥帖木兒之長子董山攜往建州衛李滿住處，於是一衛二印發生了爭印之問題。明廷在安撫屬夷以息爭端計，允許董山持有建州左衛之舊印，以為建州左衛之酋長。另立建州右衛以撫凡察與童倉，此董山清實錄作「充善」，童倉清實錄作「褚宴」。依據清實錄滿洲族自序其世系；始祖係天降仙女佛庫倫誤吞紅果所生之「布庫里雍順」，初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據近代中日學者之考證，更參以朝鮮李朝實錄與史料，則已證明：清實錄之「俄漠惠」，就是朝鮮北部之會寧都護府。據朝鮮「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會寧都護府建置沿革云：「本高麗舊地，胡言：斡木河，本朝(李朝)太宗朝，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兒乘虛入居……」(註五九)。文中之「斡木河」，即「俄漠惠」，「斡朵里」，即「俄朵里」，此童孟哥帖木兒，就是清實錄尊崇之肇祖孟特穆。據清實錄云：清之世系出自孟特穆之長子充善(董山)。繼其系者為充善之三子「錫寶齊篇古」(明實錄作失保)。承繼為酋長者，據清實錄云：為錫寶齊篇古之子「福滿」，惟福滿一世明實錄未載。繼之者為福滿之第四子「覺昌安」(明實錄作叫場)。再繼之者，即清太祖努兒哈赤之父，覺昌安之第四子「塔克世」(明實錄作他失)。其下即入清太祖努兒哈赤之興盛矣。在以上滿洲之世系時代裡，除肇祖孟特穆係被野人女真楊木答兀襲殺外，其子董山承繼了建州左衛，幼子童倉另立了建州右衛，其後均響應了蒙古也先之亂，參與攻掠明之遼東，待也先之亂平定後。明人曾遣大軍圍剿李滿住、董山與童倉。其後董山被誅，童倉亦被元發福建而死於戍所。自此建州衛與建州左、右衛雖降服明朝繼續受職進貢，或由於明軍剿殺無忌，死傷過重，在整個明代遼東邊區，已無興亂之力，而此時女真民族之領導權已由建州移向海西。因此清實錄所載之「景祖覺昌安、顯砠塔克世」兩代，在明實錄裡已成普通之小夷了，此即滿洲一系中衰之期。在此一時期中，景祖覺昌安與顯祖塔克世之事蹟，惟一可述者，厥為被明遼東總兵李成梁收買，專門替明人探聽女真部族之行動。例如清太祖公然叛明所揭七大恨中之第一恨，所謂：「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註六○)。按此段史事發生於明神宗之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據明實錄云：

「萬曆十一年二月壬子：建州逆杲子阿台，復誘虜酋阿海等從靜遠(堡在瀋陽西方)榆林(堡在瀋陽西北)入寇。總兵李成梁督兵破之，二酋就戮，蕩掃巢穴，斬獲者二千三百有奇。督臣周詠以捷聞(註六一)」

此役清實錄記載如下：

「癸未(萬曆十一年)春二月甲申朔：先是蘇克蘇滸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成梁圍阿太章京城，遼陽副將圍阿亥章京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遂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粱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上(太祖)伯父禮敦巴圖魯之女，景祖(覺昌安)聞古勒城兵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塔克世)往救，既至古勒城，見成梁兵方接戰，遂令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勒城，其城據山依險，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親出遶城衝殺，成梁兵死者甚眾，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欲縛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即至城大呼，(糸台)之曰：大兵既來，豈遂舍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來降者，即令為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以降。成梁誘城內人出，男婦老弱盡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併害景祖、顯祖。上(太祖)聞之大慟，勃然震怒，往詰明邊史曰：我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讎也，汝何辭？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二祖喪，興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敕書。上(太祖)謂使臣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與我乃已……(註六二)。」

從以上明實錄與清實錄對同一史事之記載看，顯然是清實錄的記載失實。例如：首先將「陰搆李成梁進攻古勒城」，完全推卸在圃倫城之尼堪外蘭，而捏造了另一個故事，以卸其祖、父之責。證以明實錄萬曆十七年九月辛亥條云：

「初授建州夷酋(清太祖)為都督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