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文化」第二期
論 述
對歷史教育改造再提建議 高亞偉
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有關阿爾泰文物簡介 蔣復璁
談滿洲人以數目命名的習俗 莊吉發
皇太極的繼承汗位 金承藝
軍機處之設置 傅宗懋
小 品
吾家祭祀 吳雲鵬
滿洲民族祭祀天神必祭神杆的史料與起因 李學智
海東青考 墨爾根貝勒
鳩杖與敬老 那志良
我加入了滿族協會 趙錫念
西伯利亞的肅慎旗旒戟 關路易
事過境遷後的觀點 關思文
活 動
祭祖大典記盛 莫迺滇
滿協春節團拜追記 莫迺滇
簡 訊
會務報導 編委會
會員動態 編委會
祭祖大典記盛 莫迺滇
民國七十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早晨一起床，就趕快到外面看看是否有大風雨，因為前一天氣象局還預報颱風可能會過境。幸好，天空雖有烏雲，但是無風也無雨。「莫非是祖宗顯靈？」我心中不禁這樣自問。
為什麼如此關心天氣呢？因為，在這一天中華民國滿族協會舉行祭祖大典。這是滿協成立以來第一件大事，如果因為颱風而被迫取消，或者參加的人太少，豈不是煞風景嗎？可能會來的颱風竟然沒來，怎能不感到慶幸？又怎麼會不覺得「吾祖有靈」呢？
慎終追遠是中華文化的特色，滿協自成立以來，即商議舉行祭祖的活動，但是因沒有先例可循，故一直到八月份舉行的(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才終於做成決定，以清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之忌辰(農曆八月十一日，換算成陽曆為九月三十日)為每年祭祖大典之日期。祭祖大典擇在清太祖之忌辰，是因為清太祖之生辰史無記載。這也是件遺憾的事。希望研究清史的人，以後能查出清太祖的生日。
祭祖大典假台北市中山堂一樓復與廳舉行。不到八點鐘，會員已開始陸續到場。會場正前端設一供桌，上懸掛太祖高皇帝之畫像及世系表立軸；供桌上陳設香燭及九色水果與香花；供桌右前方置一祖宗竿，右側置一會旗。
九時三十分正，約有三十多位會員與會，祭典隨即舉行，由滿協理事長趙靖黎先生主祭，七十歲以上之會員與祭。典禮開始，首先迎神，全體肅立，心中默禱列祖列宗神靈降臨，並向列祖列宗之神位行三鞠躬迎神禮，再由主祭者上香、獻果、獻爵，恭讀祭文。祭文如次：
維我滿族 淵源流長 白山黑水 地靈人傑
周曰肅慎 漢曰挹婁 唐曰靺鞨 宋曰女真
明季以降 乃稱滿洲 世代傳承 綿延不絕
一千餘載 三度建國 靺鞨渤海 海東稱盛
女真大金 華北稱雄 滿洲繼起 龍興大業
太祖太宗 綏服諸部 順治康熙 撫輯蒙藏
雍正乾隆 平定回疆 嘉慶道光 令主守成
咸豐同治 大業中興 光緒宣統 自強維新
風起雲湧 華夏鼎革 民國成立 五族共和
中華民族 共享福祗 億萬千年 無疆之休
恭讀祭文之後，全體與祭者行三跪九叩大禮，繼之肅立默禱並送神。典禮在簡單、隆重、肅穆的氣氛中，圓滿完成，歷時約十分鐘。
典禮完成之後，全體與會人員立即舉行會議，針對這次的祭祖大典，提出寶貴意見，以供下次舉辦之參考。由於這是第一次舉行，恐有不週之處，在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即決議此次為「試辦」，因此未廣邀會員參加，也未對外發表新聞。而有鑒這次試辦非常成功，咸信明年的祭祖大典必將更為盛大隆重。
另外，關於這次祭祖大典，有幾件事充分表現了滿協會員的熱忱，很值得一提，特補記於後。
首先要提的是，在會場出現了一支祖宗竿子。很多年輕一輩的滿族同胞，包括我在內，都沒看過此物。在大陸的滿族家院中均置有此竿，長有數丈。為了這次的祭祖大典，從事美工設計的索文蔚先生特製了一支小型的祖宗竿子。使祭典益發引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會旗代表滿協，是滿協所舉辦的活動中不可或缺的。當這面由黃、紅、藍、白四色組成，中央有一隻振翼欲飛的「海東青」的會旗在祭祖大典中豎立起來時，振奮了每一位與會者的心靈。但是誰知道，這面會旗是由金玲女土一針一線、澈夜用手工製出來的呢？在這裏，我們應向設計會旗的索文蔚先生、縫製會旗的金玲女士表示由衷的謝意。
為了不掠人之美，應該說明的是，此次典禮中所用的祭文為那思陸先生所作，特此一併致謝。
在祭典開始之前，曾有幾位會員表示行三跪九叩禮是否有些不適合？但是在典禮以後，他們卻一致表示，這項顯慮是多餘的。事實上，行三跪九叩大禮非但沒有任何不便或不適當，反而充分顯示了滿族同胞對中國古禮的重視。在提倡中華文化復興的此時，滿協的這項活動更顯得有意義。
吾家祭祀 吳雲鵬
在吉林省城西南，距城七、八十里之方圓內，我知道的十數戶吳家，乃是我們鑲紅旗的本家。這十數戶人家且都排上輩數，彼此常相往來。這其中有三戶本家，乃是近枝，因為我們四家於祭祀時，通用一張「老祖宗畫像」。所以，吾家祭祀的規矩，乃是我們四戶吳家之祭祖禮也。至於其他本家如何祭祀，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四家，祭祀時，共同供奉一張「老祖宗畫像」。此畫像三尺見方，畫面上有人有馬，幼年時望之，不敢接近；其詳細情況如何，及老祖宗的簡歷，我都不清楚；因為我在十二歲以後，即至外面讀書及工作，未再參與祭祀。
接老祖宗
我們四戶吳家，無論誰家祭祀，於祭祀之後，就把老祖宗畫像，保留在家中。所以，在祭祀的前一天，須派父叔伯輩一人，至保存老祖宗畫像之本家，把老祖宗畫像接回來，稱為「接老祖宗」。就是由接老祖宗的人，用「背兜」(似國小學生之背式書包)，把裝在「木匣子」內之老祖宗畫像揹回家(木匣長約二尺，寬約八寸，高可四寸)。
水糰子祭祖
祭祀的當天，除行走不健強的小孩外，全家老少，雞叫即起。即由父叔伯輩，在「老祖宗板」下面，臨時擺架一個「小龕」，作為供桌。老祖宗板長約六尺，寬可一尺半，用斜木支架，釘於正房西間之西牆上，距地約八尺。板外緣貼有紅紙鏤花貼金「掛錢」五張，板上放一香爐。小龕距地約三尺，龕板上置一香爐，一對蠟台。將老祖宗畫像掛在小龕之後面，其上也可以擺供果。
同時，由我母嬸們，煮「水糰子」(水糰子是用小黃米磨麵做成的實心小湯圓)。把水糰子煮熟，先盛兩碗，放在小龕上，由父叔伯輩二人，各端一碗，跪在老祖宗畫像前，二人同時用筷子夾挑著水糰子，在祖宗畫像前作奉獻禮，同時二人口中呼出：「ㄨㄛㄌㄠ」……的聲音。當我七歲前後時，跪在後邊地上，忽聞此聲，幾乎要笑出聲來。接著向老祖宗畫像，叩頭行禮。在叩拜之前片刻，忽聽到我的四祖母向老祖宗禱告：「請老祖宗照顧後代子孫！保佑人財兩旺」！同時並致歉意說：「我們晚輩都變成了『尼漢』(漢人)，不會說滿洲話了，請老祖宗不要怪罪！」
用水糰子祭祖禮完畢，在「炕上」(北方的火炕，當床用)放上桌子，全家人圍著桌子，坐下像吃湯圓似的，共吃水糰子，蘸著煮爛的小豆(即是做豆沙餡的紅豆)吃。
吃完水糰子，天也亮了。日出以後，即準備殺豬祭祖，同時分派幾個人，去祭「神樹」。男孩們好趕熱鬧，自然跟著叔伯們，去祭神樹。
殺豬祭祖
祭祖之豬，在院中「影壁」前面殺。吾家院子中央，有一面木柱木板製的「影壁」，高寬各約六尺。對正房房門這面，即「影壁」北面，習慣稱為「影壁」前。「祖宗杆子」，亦稱「梭龍杆子」(語音)，就立在影壁前面，比影壁稍高。杆子上端，還套裝一個鍚製的碗，徑可八、九寸。在祖宗杆子前，放置一張長方形桌子，桌高三尺，上置香爐。過年的時候，在香爐兩旁，各放置一個宮燈似的「座燈」。
擺件子祭祖
祭祖之豬在影壁前殺了，即抬至廚房，按程序退毛、開膛、解切成塊、水煮。煮熟以後，在一個用獨木刳製的「大槽盆」內，按著豬身的各部位，擺一個豬形；有頭有尾，有腰有背，還有四個膀蹄，稱為「擺件子」。擺好以後，抬至老祖宗畫像前，上供。此刻全家族老少人等，分別祭拜老祖宗，然後拜祭「祖宗杆子」。如杆子已朽，當時即換裝新杆子。杆子上端的鍚碗裹，已放一段未煮的豬腸子，相傳為紀念喜鵲老鴰(ㄍㄨㄚ，即烏鴉)的。拜祭完畢，時已正午，乃把「擺件子」的肉，回鍋再行煮開，即切成薄片，用盤子裝著，放在炕桌上，招待家族、親戚、鄰居們吃祭祀肉，也有酒飯。
祭神樹祭
「神樹」幾乎與擺件子祭祖，同時分別舉行。由父親輩一人，和其他族人、親戚和鄰居，抬著豬，去祭神樹。小男孩們都跟著混，作祭拜時磕頭的角色。
距吾家大門東南約二百公尺的河岸上，有兩棵大榆樹，榦粗可三人合抱，乃是吾兩戶吳家的神樹。在神樹之下，殺豬祭拜神樹，點香、敬酒、磕頭，有「追遠」的意思。
神樹之下，不知何年何月搬來三塊大石頭，殆與神樹同年齡。在石頭上架上木柴，燃燒以後，即將剛殺的那口豬，架在火焰上燒烤。把毛燒光了，甚至連豬皮都烤的焦黃，然後即開膛，五臟就近在流水內洗滌。解成的豬肉塊，就投入「吊鍋子」內，用河水煮之。吊鍋的鍋口周圍有三個鐵環，用三條鐵鏈，掛在用三根長木杆支撐的架子上。木架，就架在那三塊大石頭之上。肉煮熟了，先祭神樹。然後片成薄片，在場的老少男人，抓起肉片，蘸著鹽水而食，無酒無飯。人多時，乃搶而食之。草草的吃了祭神樹的肉以後，即趕回家參加正午祭祖的叩拜。
祭 星
當日在點燈以後，星星出全了，把第三口豬，抬至正房後院牆外，在七、八株李樹叢中，在雪地之上，殺祭星的豬。在殺豬前後之頃刻，把房內所有的燈燭，都熄了；甚至「灶戶坑」正燃燒之木柴火光，也用小菠箕遮住。所以，有的人家，把吃祭星肉，稱為「背燈肉」。殺了豬，祭了星，即大放光明。把豬抬回，即退毛、開瞠、解切成塊，即下鍋煮。肉熟了，即片以饗客。此刻，人都忙了一天，又困又累，對於這頓夜餐，簡直提不起食慾。所以，祖母們常說：「偺們吳家祭祀，起個五更(ㄐㄧㄥ)，貪個黑，一天就完了。」
老祖宗畫像，除去祭祀那一天張掛外，其他日時，向不張掛。就是過年，也不張掛。
祭祀完畢，老祖宗畫像即收裝於「祖宗匣子」內。平日及過年，祖宗匣子並不供奉在「祖宗板」上，乃置於正房右前方西南角之房簷下。蓋房子時，即在該簷下牆上，預築一塊放祖宗匣子的地方。有房簷掩護，雨淋不到。
祭祀日期多在農曆九月底或十月初。祭祀那天燒的香，稱為「年枝香」(語音)。年枝香是由某一種叢樹葉子，碾碎而成，可自行上山採割。祖宗板上，除有一個香爐外，空無所有。我現在想：老祖宗匣子，應供奉在祖宗板上，不應放在簷下。「文沒則求諸野」，吾家祭祀，殆可代表吾四戶吳家族之文化歟？
滿洲民族祭祀天神必祭神杆的史料與起因 李學智
滿洲民族篤信原始的薩滿教，所謂「薩滿」Saman，即是一種信奉天地(所謂崇拜自然)的宗教。與我國古代之巫，以及近代西南各省的「跳端公」為同一宗教。此種「用某種物件或行某種儀式，以圖感應或影響自然界或超自然界(包括天與神)的勢力，以為自己或團體求福禳災」的宗教思想，在世界各民族間都曾發生過，尤其是亞洲各民族間，至今仍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不過在早期的滿洲民族間信奉特篤而已。在滿洲民族信奉的薩滿教之儀武中，最奇特者莫過於任何祭祀天神的典禮裡，必須「祭杆」之禮了。按滿洲民族所祭之「神杆」，滿文曰Somo。據乾隆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四庫全書本)卷一祭神祭天議云：
每日坤寧宮朝祭、夕祭，每月祭天，每歲春秋二季大祭，四季獻神，每月於堂子亭式殿，尚鍚神亭內掛獻淨紙。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
又曰：
大內每歲春秋二季於堂子內立杆祭………。大內立杆祭神，過二三日後，親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各按班次由坤寧宮內恭請朝祭、夕祭神位至於各家屆立杆祭祀………。
可知滿洲民族祭天祭神，都必須先立「索模」Somo杆以祭。其杆之製作及規格，帝室與民間似乎不同。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一書，所記皇帝祭祀所用神桿之質料規格說：
每歲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桿，前期一月，派副管領一員，帶領領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慶州(今察哈爾省延慶縣)，會同地方官於潔淨山內，砍取松樹一株，長二丈，圍徑五寸，樹梢留枝葉九節，餘俱削去製為神杆，用黃布袱包裹寶至堂子內，暫於近甫牆所設之紅漆木架中間斜倚安置。立杆大祭前一日，立杆於亭式殿前中間石上………。
滿洲皇室祭杆之程序，是：
大祭翌日祭天，預期如前儀，恭請佛、菩薩像供於坤寧宮西楹大亭，司俎大監等於神杆東北鋪油厚高麗紙，設包鍚紅漆大案一，西向。卸下神杆，以杆端向東斜仰於倚柱上，杆首柱於地，撤舊爽淨紙，舊穿頸骨置銅海內化之。神杆石前向上設紅漆高案一，供銀碟三，中碟盛所灑米，旁二碟空設，置淨紙一張於案上。離神杆石稱遠西北方，設紅漆架一，架上覆以紅氈，架南設花木方盤桌一，紅漆方盤二，俱向後挨次而設。盤內置案板數枚。移紅銅鍋並銅海設於木盤之北，灶門東向，屆時，司俎太監等進豬，置於神杆石之東旁稍後，首南向。皇帝親詣行禮，司香婦人於坤寧宮門內近檻處，鋪皇帝行禮黃花紅氈。皇帝進門，對神杆向上跪。司俎滿洲進向前立，捧米碟灑米一次，禱祝祭天畢，又灑米二次，退………。司俎太監等轉豬首向西，置於包錫大案上，省之。司俎太監二，舉銀裏木槽盆，接血列於高案上。豬氣息後，轉豬首向南順放，司俎等即於院內去豬皮，先以頸骨連精肉取下，並擇取餘肉煮於紅銅鍋內，餘俱按節解開。擺列於銀裹木槽盆內，置首於前以皮蒙蓋其上，南向順放於包錫大案上。鍚臟修整後，亦貯於木槽盆內。以盛血木槽盆橫放於盛肉木槽盆之前，肉熟時，司俎等向東列坐於木盤後，以熟肉細切為絲。先取精肉、頸骨供於高案西邊所設銀碟內，膽貯於東邊所設銀碟內。細絲小肉成後，盛小肉絲二豌，各置筋一雙，稗米飯二碗，各置匙一枚，從東向西飯肉相間以供。皇帝親詣行禮，司俎滿洲仍如前儀捧米碟灑米一次，禱祝祭天畢又灑米二次，退。叩頭畢。司俎官、司俎等以頸骨穿於神杆之端，精肉及膽並所灑米，俱貯於神杆斗內，立起神杆，淨紙夾於神杆與倚柱之間，束首所供小肉，飯撒入………。
以上是清代皇室依據滿洲習俗祭祀神杆之大概情形。其民間一般滿洲族間，雖然祭天、還願時，亦祭祀神杆，但程序、製作似均沒有皇室那麼講究。根據嘉慶時滿人鈕祜祿氏索寧安撰寫的「滿洲四禮記」所記「祭天還願儀注」說：
每逢祭天之日，黎明，齊集眾家人等，將鐵鍋灶安設於大院西北角，並將幪子架請出。安設於院西向東正中，上搭紅氈一條，前放矮桌二張，上陳小案板八塊，對面鋪氈條二塊，左設大方盤一個。其一切應用器具陳列於左傍，收拾豬之高桌安於院東正中，畢。將索莫杆請下，尖東柄西，橫放於架杆上，將鍚碗請下拂拭潔淨，供於高桌上正中。即一面令二人自屋內取水火，隨供高桌拿出，二人將供桌並應用喜紙米碟三個，鐵籤連桌搭出，供於索莫杆前，令人開門請牲，主祭人立於院中，薩莫(即薩滿Saman)立於棹後，俟牲進院內，按於供桌東邊，首向上，畢，主祭人跪於後，薩莫即將碟內米用手抓起，向上撒一把，又向西撒一把，又向東撒一把，隨恭讀祝文，畢，再照例撒米，畢，主祭人則行三跪三叩禮。
薩莫即將鐵籤授於籤豬人，籤豬人按籤省牲，畢，將豬搭於東西高桌上，隨將豬身各處應拿之處，俱少割些許，拿全再剝皮開膛，將豬苦膽供於杆前桌上，油、肉並鎖子骨俱皆取下，不過少存些須，其餘俱下鍋透煮。(其下小註云：收拾下水在院內東南角)收拾畢，將豬之筋骨俱不卸開，整裝槽內，仍用毛皮蓋妥，放於高桌，首向南。俟肉熟，則令人分割切片，抹成細絲。薩莫將鎖子骨收拾潔淨，並將各塊肉上亦俱少取些須，盛碟內供於桌上。肉絲切完仍下鍋煮透，撈出盛二大碗，又盛稗米飯二大碗，用四人各捧飯肉匙箸，飯在前，肉絲在後，自東一齊供於桌上，各插匙箸，(其下小註云：飯上插匙，肉絲上插箸)供畢，主祭人跪於後，薩莫隨照例敬謹撒米、讀祝文，畢，主祭人則行三跪三叩禮，禮畢，仍將肉飯少挑於碟內，方徹下。主祭人即行受胙禮，敬嚐肉飯些須，即將碟內所盛各色生熟肉飯及苦膽等物，俱放於錫碗內，碗按杆上，將鎖子骨按於杆頂，正妥，即將新喜紙加於杆柱中縫二鐵箍之間，乃立索莫杆於石鼓之上，全然妥正，則將院內按放豬骨槽上豬首，少移偏西，再將肉絲、湯肉分送於屋內，以待親族。已盛進屋內不可復行拿出，其留於院外亦不可拿進，眾皆吃畢，至午後，即將索莫杆前高桌徹下，並院內幪子架、矮桌及小按板等，俱暫放於大屋東次間階下，啊大蘇(amsu司俎者)上人等則將所剩存骨肉，搭至屋內收拾下鍋煮熟，於午後其眾子弟仍在大屋領惠同食，亦不可拿出，食畢則亦將骨數查全，拿出數件，撩於索莫杆前，其餘俱送於潔淨河內，斷不可穢污，此即祭天禮也。
這是滿洲民間祭天，祭索莫神杆之禮節。
至於滿洲祭天、祭神必用索莫神杆的原因，以上二書均未談及，今略補於后：在滿洲民族之觀念中，宇宙間只有天、神與人類兩個階層，一切地上萬物皆主宰於天。假設人類之行為不當，有違天意，上天必降災禍於人間以懲罰之。假設人類對已顯現之災禍而有反省，必祭祀求天之寬恕。但人類無法與天神交通，必透過天之代理人「薩滿」Saman而始可交通，故而薩滿能知天意之喜怒，亦可代違反天意之人民向天求情，希上天之寬恕。至於每按季節舉行祭祀者，除祝禱上天寬恕其罪惡以及違反齓天意之行為外，並希望上天賜福予民間。
然而在繁複的祭祀禮節中。是否已為天所接受，除了還願祭祀時，由負責交通天人之間的薩滿告知祭祀人外，在形勢上惟由神杆上所置祭品，已經烏鴉啄食，始能代表上天已接受人間之祈求。這是因為烏鴉係飛行天空之禽鳥，吃了神杆上的人間祭品後，必飛向天空，意思觀念中烏鴉乃係上天之代表，吃了祭品而飛向天空，即表示上天已接受了人間的祈求，必定能消災賜福的。然而此一意思觀念，全是人類對未知的天之意向所生主觀之猜想，是否可靠，實在是大有問題。所以常有為病人祈求消災的祭祀，雖然神杆上的祭品已被烏鴉啄食，但病人之疾病仍未見消除，所以人間即斷定是此神杆不靈，而再一次祭祀時必另換一根神杆，也就是這個道理。
對歷史教育改造再提建議 高亞偉
高亞偉先生現任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牧授。高先生於本年元月底寄了一份師大發行的「中等教育雙月刊」(第三十二卷第五期，七十年十月出刊)至本會，其上即刊有先生這一篇大作：「對歷史教育改造再提建議」。徵得作者同意之後，我們特別轉載本文。身為滿洲人而要求國人對本族或清代歷史有更理性的看待，可能比較容易讓人以為是「狹隘的」，或「情緒的」民族感情。而高先生並非我滿族人。我們高瞻遠矚地看中國的前途，如果真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充滿信心，就必須現在便未雨綢繆地教育台澎基地的子弟，對構成中國的各民族－－當然，強調的是總面積占全國三分之二的東北滿族、塞北蒙族、西北回族、康藏高原藏族－－有更正確詳實的了解，以及更尊重的心態。－－編者謹誌
一、舊事重提談立場
筆者在民國五十一年三月新天地月刊創刊號上，曾經發表過一篇題名為「歷史教育中的立場問題」一文，對我國歷史教育提出改進的建議。那篇文章發表後，曾經引起學術界頗為廣泛而且激烈的筆戰，歷時將近兩年。後來筆者應南洋大學之聘，前往新加坡教書，這場筆戰才隨之停止。現在事後來加以檢討，當時筆者提出來的改進建議，有部份成功，也有部份失敗，在鄙意來說，沒有改進的地方仍須加以改進，這就是筆者寫這篇文章的用意。
筆者寫「歷史教育中的立場問題」一文距今將近二十年，年輕學人對那次筆戰固然不知道，就是知道或參加過那次筆戰的年老學者，也將因時過境遷而已經淡忘。現在筆者為謀讀者能徹底瞭解問題的癥結所在，不得不將過去已經發表過的理論與理由重述一遍，作為筆者再提建議的討論基礎。
筆者認為歷史教育可以分為兩部份來說：一部份就是史事經過的敘述，愈翔實愈好，愈客觀愈好，史賞無法杜撰，也不容杜撰，這是歷史教育中純客觀部份；另一部份就是歷史價值的判斷，一個人研究或講授某一段歷史，最後自然會談到它對後世的影響，甚至要判斷它的是非曲直，判斷時研究者或講授者就很難避免受到個人價值標準所影響，而有見仁見智不同的紛歧現象發生，因此歷史判斷部份就無法像歷史事實敘述部份那樣客觀，其中就難免帶有主觀成份在內，這就是歷史研究無法像自然科學研究那樣客觀的癥結所在。
上面一段所說的話只是理論而已，現在為謀讀者更明白這種理論起見，舉出一個實際的例子作具體說明。鴉片戰爭是現代人普遍知道的一件歷史事實，它的經過中外史家所說大致相同，其中只有詳略不同之分而已，但是說到鴉片戰爭價值判斷部份，中外史家的結論卻是南轅北轍，完全不同。譬如中國史家對鴉片戰爭的評估來說，幾乎一致認為鴉片戰爭是英國人侵略中國的戰爭，南京條約是一種不平等條約；但是英國史家以當時我國對外貿易所設的種種限制為根據，如規定外商只能居住商館不能偕同妻兒、公行操縱控制等，認為鴉片戰爭是英國爭平等的戰爭，至於說到南京條約，他們就認為中國戰敗，理應割地賠款，無所謂平等或不平等。同是鴉片戰爭，中、英史家對它所作的評估完全不同，甚至針鋒相對，倘然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能再加以深入研究，我們就不難發現出，其中隱含著很嚴重的立場問題在裏面，即是說中國史家所以評估鴉片戰爭為英國侵略中國的戰爭、南京條約為不平等條約，乃是符合中國民族國家的立場，英國史家所以作相反的評估也是符合英國民族國家的立場，這也是我在前段所提到的，歷史評估部份很難避免摻雜進主觀成份在內的理由。
筆者從事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的工作，歷時已經超過四十年，在如此漫長時日的經驗中，深切地體會出歷史改育的成敗關鍵，不在史事的敘述而在歷史評估部份。現在為了使讀者更明白這種道理，再以鴉片戰爭為例來加以說明，假設我們教歷史的同仁中，有一位對中國史家評估鴉片戰爭的說法感到陳陳相因，為了嘩眾取寵，改採英國人的說法，拼命攻擊中國對外商設限，強調英國人爭平等的合理，而且說中國理應受到割地賠款的懲罰，我相信聽到這種議論的學生，將會譏諷他的論調是一種漢奸論調。假設我們能明白上述道理，您就不難發現出，歷史評估中的立場，就是民族大義，我們假設想做好歷史教育的工作，首先就要堅持民族國家的立場，闡揚民族大義，否則就是全盤皆輸，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歷史教育成敗關鍵所在。
在本國史中固然存在著很嚴重的立場問題，根據我長期從事歷史教學的體驗中，也同樣發現，外國史中也有很嚴重的立場問題存乎其間。現在為了使讀者們充份瞭解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玆舉眾所周知的新航路新大陸的發現為例加以說明。現在一般人對新航路和新大陸的發現，大都予以很好和很高的評價，認為從此交通發達、文化交流等。假設有人問到我對這種歷史評估有何意見，我將首先問問我的人說：「您究竟採取何人的立場來說這樣的話？假設您是站在歐美白種人的立場來評估這一史事時，的確有許多好處如交通發達、文化交流等，但是問題產生在這裡，世界上除了歐美白種人以外，尚有居住在亞洲的黃種人，居住在非洲的黑種人，原來居住在美洲的紅種人等。我們必須瞭解，自從新航線和新大陸發現以後，歐洲白種人開始到亞洲來大肆侵略，大殺紅種人而將整個美洲佔為已有，而且到非洲大捕黑人，將之運往美洲作為白種人的奴隸，由此可見新航路和新大陸的發現，並不如歐美白人史家說得那樣美好，而有很悽慘的一面。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即是我們的外國史中有沒有替非白種人如黃種人、黑人、紅人等說過一句公道話？這裏也隱含著我們外國史教育中不正確的嚴重問題，我將在下面具體地說出來。
假設讀者明白了上述理論與具體的例證，您將會瞭解立場問題關係著歷史教育成敗如何重要，然後讓我在這一重要基點上進一步指出，幾十年來我國歷史教育中所犯的嚴重錯誤。
二、外國史課本的錯誤與改進
在我國歷史教育中，顯然分為兩大系統進行，一是西洋史的系統，如大學歷史系裏設有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代史、西洋現代史等課程；另一就是本國史的系統，各大學歷史系都設有中國通史、中國上古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明清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等。現在讓我先說西洋史中所犯下的嚴重錯誤。
筆者最近三十多年來都在大學裏擔任西洋史課程的講授，長期浸潤在西洋史的研究中，因此在西洋史教育中所犯的錯誤也瞭解最深，而有切膚之痛的感覺。根據筆者的瞭解，我國西洋史教育所犯的錯誤，可以遠溯至清末廢科舉而改行新教育時說起，原來那時沒有適當的西洋史課本，就只好將歐美中學或大學裏普遍用的教科書翻譯過來，甚至直接採用外國課本為課本。這種風氣延續下來，四十多年前當筆者讀歷史系時，教授指定的西洋史參考書都是外國課本，學生啃外國課本的風氣直至現在沒有絲毫改變，在一般人觀念中，讀西洋史當然就要根據歐美史家所寫的史書來讀，這是一種天經地義無可懷疑的一件事情
。根據筆者長期從事西洋史教育，才逐漸體會出，我國幾十年來西洋史教育所以失敗，即種因於前面所說的「讀西洋史當然就要根據歐美史家所寫的史書來讀」這一觀念上。倘然我們要瞭解其中因緣關係，就必須先要瞭解下面兩項基本事實：一、十九世紀後期是歐美帝國主義最興盛的時代，歐美各強國大肆向亞、非兩洲侵略，同時也是白種人優秀論高唱入雲的時代，那時歐美史家所寫的歷史課本有意無意之間都反映著這種心態。譬如西洋通史來說，除了最初一、二章說一說亞、非古國的歷史之外，接著就是希臘、羅馬、中古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德義統一等，連編累牘都是歐洲歷史，極力哄托出白種人的偉大；二、在歐美史家筆下除了無法看到黃種人等在歷史上有何貢獻以外，他們還以白種人的立場來評估史實，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新航路新大陸的發現，他們絕口不談殺紅人佔美洲、逮捕黑人為奴隸等慘事，只說好的一面來美化白人的貢獻。可惜我國從清末以來就這樣毫無條件的接受充滿種族偏見的外國歷史課本，而在這類歷史課本大量流行與潛移默化之下，逐漸摧毀了我國一般人的民族自信心，相反就培養出濃重的祟洋與民族自卑心理。
說到這裹，筆者為了說明與前述諸種現象有關的，個人一段很複雜又很艱辛的心路歷程坦誠地說出來，以為前述與下文相連接的一座橋樑。民國二十三年當我考上國立北京大學開始讀歷史系時，國家正遭逢嚴重危機，北平成為危城，當時年輕氣盛，立志要為國家民族貢獻心力，那時適逢北京大學歷史系鼎盛時代，中國史方面開課的計有胡適、博斯年、錢穆、顧頡剛、陳寅恪、陳垣、姚從吾、盂心史等諸大師，西洋史方面開課的計有劉崇鋐、陳受頤、皮名舉等名學者，我在濃重的學術氣氛感染之下，貪多務得地同時學習中外歷史，希望在歷史中能瞭解中華民族的偉大、近代中國衰落的原因與中國將來的出路，作為將來喚醒國魂的依據。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打破了我在危城中安心讀書的迷夢，後來輾轉到了昆明，二十七年在西南聯大畢業後，除了最初一年留校為助教以外，接著而來七、八年我都在中學裏教歷史。那時抗戰正在激烈進行，亟須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強內部團結。當我在中學教書時也滿腔熱血，希望利用所學來報效國家，但是事與願違，實際從事中學教學才逐漸發現，我所肩負起的歷史教育，並非在提高民族自信心而在培植民族自卑感，並非在加強國內宗族間的團結，而在破壞團結，這就與當時中學的歷史課本有關。原來那時中學用的外國史課本，就是前述大學裏所用的西洋通史的縮本，其中連篇累牘的都是歐洲各國的歷史，給學生最大的印象就是歐洲白種人偉大，再加上學生在本國史中又看到近代中國屢次被歐洲帝國者欺凌而無法振作，中外歷史聯合起來所產生的作用，不是就是摧毀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嗎？那時中學用的本國課本和現在台灣通行的本國史標準本也沒有多大差別，但是本國史每次講到元朝和清朝歷史，課文裏除了確切說蒙古人和滿洲人是外族之外，而且加重渲染蒙古人、滿洲人對漢人的壓迫，培養學生仇恨蒙古人和滿洲人的心理。抗戰時期正須要全民團結，所謂全民自然包括滿洲人、蒙古人在內，而本國史中卻加強仇恨蒙古人和滿洲人的心理，這不是破壞中華民族內部的團結嗎？即在上述從事歷史教育的實際工作中，使我深切地感到我國歷史教育存在著許多問題，而須澈底地加以改革，這也是我累次提倡歷史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因。
在抗戰期間，我既然發覺出我國歷史教育中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但是那時不如現在瞭解得如此清楚，只是多方面探索問題的癥結。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西洋史方面的問題，那時只感覺到西洋通史(也是中學裏的外國史)有一個顯著缺點，就是只偏重西歐歷史，甚至連東歐史、北歐史也忽略不談，更談不到中東史、美國史、印度史、中亞史、日本史等，恍惚西歐史就可代表世界史。我首先就針對西洋通史這一缺點，找了不少被歐美史家拋棄的歷史來研究，藉此來彌補西洋通史的缺點。到了民國三十六年有一個偶然的機會，由中學轉到現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前身師範學院來任職，擔任史地系西洋通史等課程。那時台灣不像現在人才濟濟，大學裏講授西洋史的教授很缺乏，我因此有機會也在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兼課，我主要就是利用台大與師大的藏書，繼續過去在抗戰時已經開始的研究工作。那時的研究工作簡單說起來，就是前述針對西洋通史的缺點，逐漸擴展，期望在較完整的人類歷史中找出歷史演進的軌跡。經過數年的研究，在無數的史實排比與關聯中逐漸發現，人類歷史演進確實可以找到一條線索出來，這就是後來我寫世界通史主要線索發現經過的由來。
當我逐漸發現人類歷史演進線索的同時，恰巧有一機會，催促我將這一發現以更成熟的面貌表現出來，這就是民國四十三年間中華書局邀約我撰寫初級職業學校用的外國史課本。在有些人來說，寫課本有何了不起，可以馬虎應付了事，但是對我來說，卻是一件大事。當我接下這一工作時，我就認為這是我改革歷史教育積弊的起點，連續幾個月我幾乎廢寢忘食地趕寫這兩本薄薄的外國史。即在寫這兩本課本的時候，使我有機會將過去研究徹底地加以整理，形成清晰嚴明的系統。我很坦白地說，後來我編寫出版的世界通史三冊，只是將這兩本課本內容擴大而成，換句話來說，我的史學系統早在民國四十三年已經形成。
我撰寫前述職業本外國史以後的四、五年，課餘之暇即集中力量撰寫世界通史，讀過該書的讀者們必然瞭解，拙著與一般歐美史家撰寫的同類書籍有截然不同之處：歐美史家著作給人的印象是歐美白種人的偉大，拙著給人的印象是亞洲偉大，其中又以中國最為偉大；歐美史家著作只是史料的堆砌，毫無系統，而拙著先後系統井然。除此以外，拙著還有如下他人無法超越之處，全書的最後筆者以整個人類歷史為依據撰寫一結論，討論如下三大問題：中華民族的偉大、中國近代衰落的原因與將來中國應走的途徑。其中議論對於提高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建立國人正確的世界觀，建立三民主義史觀等都有莫大貢獻。
拙著儘管具有上述多種優點，但是最初出版問世時，收到的回饋絕不是讚譽，而是無窮的打擊。民國四十九年十月當拙著第一冊初次出版時，適逢筆者在台大有課，講授西洋通史，有少數學生買拙著以為參考書。那時台大的西洋通史是歷史系、英文系和考古人類學系共同必修的課程，一座大教室裹擠滿一百多人。有一次上課時，有一位女生借看鄰座同學所買的拙著，看到拙著自序第一段中有如下的話：「人類直至十五世紀末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活動的主要地區尚侷限於歐亞兩洲。歐洲與亞洲在東半球上連成為一個大陸，倘然我們看一看世界地理掛圖，很快就可以發現出一個顯著的地理現象，即是歐洲的面積遠較亞洲的面積為小，歐洲斜掛在亞洲的西端，彷彿是亞洲的尾巴。地理的現象經常影響到歷史的發展，倘然我們能客觀地研究世界的歷史，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歐洲的文化也是亞洲文化的尾巴。」那位女生一讀到上述那一段話，就勃然而怒，憤然站起來對筆者提出如下的嚴重斥責：「老師，您在自序裏說歐洲文化是亞洲文化的尾巴，這顯然是你個人毫無理由的偏見，假設我們張開眼睛看一看，工業、科學、甚至在教室裏的電燈，我們身上穿著的衣服式樣，那一件不是由歐美傳來，我們只能說亞洲文化是歐洲文化的尾巴，那裏能說歐洲文化是亞洲文化的尾巴？像你這樣毫無理由的偏見不值得一聽！」她慷慨激昂地說完這一段話以後，就憤然大踏步離開教室，不少同學也受到她的影響，站起來也想離開教室。這件事突然而來，那時我確實有難以應付的感覺，只好對站起來想離開而尚未離開教室的同學這樣說：「那位同學所說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不過我在自序中已經很明白地說明，歐洲文化是亞洲文化的尾巴，乃指十五世紀以前而已，至於十五世紀以後，我在同一序言中已經說明，歐洲業已取代亞洲而執掌世界的牛耳，近代也就成為『歐洲化』的時代。歐亞兩洲的地位前後倒置，其經過與原因正是我們必須追求解答的問題。那位罵我的女同學即使就是法官，在判處我死刑之前，也讓我有申辯的機會。我寫的書白紙黑字掌握在你們手中，假設其中有偽造史實來欺騙同學的話，將來控訴我且置我於死地的機會還多得很，現在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申辯機會，繼續講授這一課程。」同學聽完了我這一段話以後才陸續回到座位上，繼續聽我的講授。
這一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後，那一罵我的女同學還不時來聽講，即在那一學期快要結束時，她特意到教員休息室來看我，詢問之下我才知道她是英文系四年級的學生姓黃，在那次談話中她除了對前述事件表示歉意之外，同時她也坦誠地表示，過去由於受到中學外國史的影響，絲毫不知亞洲的偉大，中國的偉大，再加上將近四年研讀英文，腦子裏面只知歐洲人的偉大。即在這種意識與思想控制之下，突然看到我的自序就勃然而怒。我聽到她如此坦誠的自述，反而安慰她說，這不是她的錯誤，真正錯誤的地方是中學歷史教育的錯誤。
拙著出版後，除了前述黃姓女生給我打擊以外，我在師大歷史系中遭受同學的抗拒與反對，其規模雖比前述事件為小，但歷時卻甚長，每年教到新班時，幾乎必然要發生大小不同的爭吵與衝突，原因都發生在觀念不同上面。在我的歷史系統來說，上古及中古亞洲遠比歐洲為偉大，中國尤其偉大，但是同學受到當時中學外國史課本的影響，腦子裏面根本沒有亞洲偉大的觀念，更沒有中國偉大的觀念，一討論到歷史上某一問題，這兩種不同的觀念就會發生衝突，如前述黃姓女生的事情同出一轍，這種情形一直要到民國六十一年國立編譯館邀我改寫高中標準本外國史以後，才逐漸改善。筆者即由教學中實際體驗到，中學歷史課本正確與否，實在關係著國家命脈，其重要絕非他科可比，教育當局應特別注視這一問題。
假設讀者明白了上述多種事件經過以後，筆者在這裹就可不客氣地說，過去西洋史(也是中學裏的外國史)在我國所造成的創傷，已因我個人的努力改正過來，我相信未來我國西洋史的歷史教育將可導入正途，現在留下來的唯一問題就是本國史中錯誤改正的問題。
三、本國史錯誤改正的建議
根據筆者所瞭解，過去本國史所犯的錯誤並不如外國史所犯的錯誤那樣多，那樣嚴重，但是本國史時常與國文、三民主義等課程發生關聯，本國史一錯誤，連帶著也使國文、三民主義等課程也導向錯誤，它的嚴重性也使我們無法忽視。
筆者在二十年前發表的「歷史教育中的立場問題」一文中業已指出本國史中所犯的錯誤，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說蒙古人和滿洲人是「外族」，在歷史課文中極力強調元朝與清朝時，蒙古人和滿洲人如何欺侮漢人，加強學生對蒙古人與滿洲人的仇恨心理。在三民主義課本中更引用國父的話，說中國兩次亡國，一次亡於蒙古人，一次亡於滿洲人，而且將中國所以失去民族主義思想，乃是「外族」統治所影響等。
我國長期推行上述歷史教育，上述觀念也就成為一般人耳熟能詳的說法，一般人視之為當然，但是我們倘然理智地去研究一下這一問題，就將發覺出這些說法對民族國家不僅沒有絲毫好處，相反地將收到許多很壞的效果。我們必須瞭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設您是蒙古人或滿洲人，在本國史課本上及三民主義課本中讀到如此嚴厲的攻擊，將作何感想，必然會引起很大的反感。過去俄國人即利用蒙古人這種反感心理，鼓勵外蒙古獨立，抗戰時期日本人也利用滿洲人這種反感心理，製造出滿洲國。假設我們明白了這種道理，我們還能大力地推行蒙古人和滿洲人是外族的說法嗎？
筆者即基於上述的認識，早在二十年前發表的「歷史教育中的立場問題」一文中就建議，將過去以漢族立場的說法，改變為中華民族的立場為立場來講授本國史，簡單地說就要放棄把蒙古人和滿洲人視為「外族」的說法，要確實地承認蒙古人和滿洲人是中華民族中的一支，他們和漢族一樣，同是中國人。假設我們能改變成這種心理狀態，中國兩次亡國的說法就不可能成立。筆者在同一文章中又建議，為了加強蒙古人和滿洲人的向心力，講授元史和清史的應少講蒙古人和滿洲人欺侮漢人的事情，應多講蒙古人和滿洲人對中國貢獻的史事，而且應多講各宗族間融和混合與合作的史事，培養蒙古人與滿洲人的向心力。
二十年前上述建議提出後，參加辯論的學者們，大多數都贊成我的建議，那時爭辯最為激烈的就是上述「外族」的問題，研究三民主義最出名的任卓宣先生來說，他就主張仍以維持傳統說法為宜，換一句話來說，當前妨礙本國史教育改進的最大阻力，產生於國父的民族主義學說上，現在為了解除這種最大阻力，我想將我對國父民族主義研究心得提出來，以供時賢的參考。
筆者除了研究歷史以外，也曾經研究過國父的三民主義，他與釋迦牟尼差不多，說理常視對方教育水準而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國父民族主義的主張就有這種現象，處在後世的我們想上探國父的深意，絕不能固執在某一點上，而須作通盤的瞭解，這樣才能善體國父的真正意思。根據我的研究，國父提倡的民族主義，顯然分為三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即是推翻滿清政府以前，強調「外族」理論，以驅逐韃虜為口號，鼓勵國人推翻滿清政府；第二階段即是推翻滿清政府以後，必須提倡中華民族內部的團結，這對筆者提倡本國史改革有密切關聯，玆為讓者易於瞭解起見，特將國父手著三民主義本中一段話引述如下：
「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祗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的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國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於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義，而為積極之行動，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吾決不久必能駕美迭歐，而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當然，勢所必至也。國人其無餒。」(中華叢書：國父遺教三民主義總輯四八四頁至四八五頁)
第三階段即是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最後說的，將來中國強盛以後，絕對不能學帝國主義去侵略他國，而應該「濟弱扶傾」，扶助弱小民族，而且要用固有道德和平為基礎，領導世界進入大同之治。
假設筆者對國父民族主義的瞭解沒有錯的話，我們就將很清楚看出來，當前正是處在第二階段之中，必須遵守前面引述的那一段話去做，絕不能死守著蒙古人和滿洲人是「外族」的過時說法，但是真可惜，我國教育當局沒有注意及此，始終還堅持對民族國家不利的說法。說到這裏我要鄭重地向當前的執政者說：根據我研究世界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說，民族主義是兩面刀，提倡得法可以使一個國家民族興盛起來，如十九世紀的德、義統一，日本明治維新等，都是提倡得法收到好效果的例證，但是民族主義提倡不得法，就可以使一個國家民族瓦解衰落，如過去興盛極於一時的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帝國，就是在不正確的民族主義之下趨於瓦解分裂。筆者認為現在違背國父遺教，仍然死守著的「外族」理論，就是宣傳民族主義不正確的例證，將來非導致中華民族分裂不可。假設執玫當局能明白這一點，就須要急切地起來從事國史改進的工作。
國史改進的工作是輕而易舉的工作，絕沒有外國史改進工作那麼艱辛，那樣困難，只要教育當局能打破思想上的死結，確認改革的原則沒有錯，邀請對元、清史有研究的學者，舉行幾次會議，元、清時代漢蒙與漢滿合作情形等就很容易提供出來，國史課本也就可很快修改成功，這種對民族國家有很大貢獻的工作，為什麼不趕快去做？
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有關阿爾泰文物簡介 蔣復璁
滿清以邊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襲傳統的玫治制度，一方面積極整理邊疆，加強中原與邊疆的各種關係。經過清代長期的統治，滿漢畛域，逐漸消弭，各部族之間，日益融和，而奠定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有清一代，的確結合了漢滿蒙回藏各族的智慧與力量。
近年以來，國際學術界對清代歷史語言的研究，日益重視，發表了為數不少的學術論文。但清史的領域，非常廣大，問題龐雜，資料浩繁，許多問題仍待學術界集恩廣益，搜集並掌握豐富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從事綜合比較研究，纔能使清代歷史的研究，走上新的途徑。
本院現存檔案，主要為有清一代的各種文書，從史料的來源而言，可分為宮中檔、軍機處檔、內閣郡院檔、國史館暨清史館檔等四大類，合計將近四十萬件。宮中檔為直省臣工定期繳回宮中，置放於懋勤殿等處的御批奏摺及諭旨等，自康熙中葉至清末宣統年間，約十五萬八千餘件。軍機處檔以月摺包與檔冊為數較多，月摺包主要為奏摺錄副存查的抄件，因按月分包儲存，所以稱為月摺包，內含供詞、清單、咨文、知會、節略、地圖等，現藏數量計自乾隆初年至宣統年間，約十六萬件。軍機處承宣諭旨及經辦文移，皆須分類繕錄，裝釘成冊，檔冊就是分類記載各種文書的簿冊，其中平定準噶爾文移檔、回檔等都是探討邊疆問題的專案檔。內閣部院檔包括舊滿洲檔、起居注冊、詔書，及各種檔冊。國史館暨清史館檔是紀、表、志、傳的稿本，其中各省總兵大臣年表、駐防副都統年表、提督年表、建州表等都是清代各種重要年表，現刊清史稿並未收錄刊印。
本院現藏清代檔案的數量，以漢文檔案較多，滿文次之，此外藏文、蒙文、回文數量較少。舊滿洲檔四十大本，就是滿洲入關前的重要秘檔，對於滿洲制度的發展、社會經濟活動，記載頗詳，有助於瞭解清太祖、太宗崛起於遼東的背景，及明清遞擅的開鍵。舊檔中所用的文字，有初創滿文時期蒙古字形無圈點的老滿文，有半加圈點的過渡時期的滿文，有近似日後通行的新滿文，間有與蒙古往來的蒙文書信，都是研究滿洲語文發展的珍貴資料。康熙年間以來，直到清末，其內政外交以滿文記載或滿漢合璧的文書，為數頗多，譯為滿文的書籍，更是品類繁多，而起居注冊、實錄、本紀、聖訓等，都有滿文本，就以現藏康熙朝滿文起居注冊而言，不僅數量多於漢文本，在時間上也早於漢文本，漢文本起居注冊，始自康熙二十九年，而滿文本起居注冊則始於康熙十年。在宮中檔內，滿文諭摺，數量也不少，其中康熙、雍正兩朝滿文奏摺各有八百多件，從乾隆到清末共有一千餘件，這些奏摺都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涉及的範圍尤為廣泛，舉凡滿洲漢化、八旗生計、旗員陞遷、八旗制度，以及財政經濟各方面的資料，都非常豐富，不僅是清史的資料，也是滿洲語文的珍貴資料。
在軍機處月摺包內也有各種文字的書信、詔諭及條約等，例如同治九年(一八七O)塔爾巴哈台滿漢俄文界約及地圖，道光年間浩罕回文書信及乾隆年間以來藏文及尼泊爾文書信。在軍機處上諭檔內也抄錄滿文、蒙文、藏文敕書底稿。在清代國史館的列傳稿本內，也有滿文列傳稿，現存滿文本列傳稿包括富珠隆阿等人，計十六冊。此外有滿文本恩封宗室王公表等。
北平圖書館寄放本院的滿文地圖如內外蒙古地圖、盛京圖、寧古塔圖、黑龍江流域圖、吉林九河圖等都是研究北亞地區的珍貴資料。又如雲南軍營圖，繪明八旗部署位置，是研究八旗制度的具體資料。至於佛經方面，乾隆年間內府朱印滿文本大藏經八百多卷，內府泥金藏文寫本甘珠爾(Bkah-hgyur)八十二部，計三干五百餘葉，此外尚有藏文寫本的龍藏經，雖然有部分闕失，但本院現藏滿文、藏文經典也可算是世界上罕見的珍貴佛經了。
除文字資料外，本院也藏有部分的法器。清代懷柔西藏，提倡黃教，在京師建立佛寺，宮廷之內也設佛殿，熱河承德府也興建外八廟，宮中所藏法器，都是上選珍品。本院現藏法器，大部分為慈寧宮花園舊置，少部分為養心殿，以及熱河行宮所置者，此外尚有宮內所倣製，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進貢及清高宗平定準噶爾所得者，品類頗多，包括作法時所用服飾、供具、樂器、降魔與祈福法器，例如乾隆四十六年鍍金宗喀巴佛，背光後面刻有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此外如法衣、念珠、白螺等，都為世所不多見的精品。自從中共竊踞大陸後，西藏文物慘遭破壞，這不僅是藏胞的不幸，也是世界文物的損失，這批法器更見重要了。
談滿洲人以數目命名的習俗 莊吉發
一、
滿洲人是金人的餘裔，其姓氏由來已久，或以部為氏，或以地為氏，例如瓜爾佳，原來是地名，後來成了部族名，在金代，女真瓜爾佳氏，就是以部為氏。「九通分類總纂」已指出「瓜爾佳，本金部名，見金史，以部為氏。」(註；又如葉赫氏的納喇部，其部族被併後，遷居於葉赫河岸，改稱葉赫部。葉赫，「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作夜黑：「夜黑國，始祖蒙古人，姓土黑忒，所居地名曰張，滅胡籠國內納喇姓部，遂居其地，因姓納喇，後移居夜黑河，故名夜黑。」(註二)由此可知葉赫納喇氏也是以部為氏。滿洲人的姓氏多載於「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清皇室四譜」等書，例如鈕祐祿、馬佳、佟佳、富察、完顏、兆佳、郭絡羅、薩克達、烏蘇、尼馬察、章佳、寧古塔、齊隹、索綽絡、虎爾哈、棟鄂等，原為地名，遂以地為氏。但無論是以部為氏，或以地為氏，都是一種特殊的徽識，或原始族號，同部落的人，有相同的姓氏。在氏族社會裏，日常接觸的人，大都是同姓氏的人，姓氏與名字，是不並舉的(註三)，彼此之間，僅稱呼其本名，不加姓氏，並非原無姓氏。滿洲人在部族中固然只用本名(gebu)，不同姓氏(hala)，即在官方文書中，亦多僅用其本名，而將姓氏省略不書，以致一般人往往誤認為滿洲人父子不同姓。
滿洲人的命名，大多出自其祖父母或其他命名者的喜愛，並無一定的規則(註四)，有些人名是與人的出生順序有關，例如扎欽(jacin)，意即次子，或老二，伊拉齊，或伊拉器(ilaci)，意即老三，都依齊(duici)，意即老四，孫查齊(sunjaci)，意即老五，費揚古(fiyanggu)，意即老么，或老生子；有些人名是與動物有關，例如阿爾薩蘭(arsalan)，意即獅子，伊斯哈(isha)，意即松鶴，鳥雅善(uyasan)，意即泥鰍；有些人名是與植物有關，例如鄂爾和達(orhoda)，意即人參，儈庫勒(sengkule)，意即韭菜，阿密達(amida)，意即小葉楊；有些人名是與山水有關，例如阿林(alin)，意即山，納穆(namu)，意即海洋；有些人名是與器物有關，例如尼楚和(niche)，意即珍珠，百里(beri)，意即弓；有些人名是與祥異有關，伊巴罕(ibagan)，意即鬼怪；有些人名是與數目有關，例如那丹珠(nadanju)，意即七十，本文僅就數目有關的名字探討滿洲人的命名習俗。
二、
女真人以數目命名的習俗，起源甚早，金代宗室宗道，其本名就叫做八十(註五)。臨潢長泰人毛子廉，其本名也是八十。女真人溫迪罕締達之子名叫二十，石盞女魯歡，其本名叫做十六。滿洲入關前，明神宗萬曆年間，弩爾哈齊曾斬克五十以獻明廷，先乞陞賞(註六)。清世祖入關後，滿洲人以數目命名的習俗，更為盛行，就現存史料所見，滿洲人以數目命名的例子，實不勝枚舉。例如康熙五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起居注冊」記載是日辰時清聖祖御暢春園內澹寧居聽政，大學土溫達等覆奏刑部等衙門所題審擬案件，略謂：「審得鑲藍旗七十佐領下小校滿常等控告本佐領七十在烏欄布通之役，將伊白頭文書所買冬兒謊報陣亡，領身價銀七十兩，又將冬兒披步甲食錢糧米十餘年之處，俱係情真，相應將七十照律擬斬監侯處決。」(註七)佐領就是牛錄章京(nirui janggin)，七十即以數目命名的例子。宮中檔滿漢文奏摺，亦可見到滿洲人以數目命名的記錄，例如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領侍衛內大臣刑部尚書阿爾松阿等會同戶部會議鑲白旗滿洲都統議政大臣世子洪昇等題參特屯佐頷下原當披甲五十八之妻隱瞞女兒不行補看一案，具奏請旨。據五十八之妻供稱：「我女兒今年十九歲了，原是舊年七月內許聘與四十九，今年正月內選女兒時，到了景山，我女兒忽然患病，將名掣回，不曾進去。我聽得在屯裹的並有病的女兒俱不看，因此，六月內聘與本旗江柱佐領下披甲人四十九為妻是實，除此女之外，並無隱瞞別的女兒等語。」(註八)四十九亦供稱：「五十八的女兒，我原是舊年七月裏定下的，今年六月十三日娶了，他們不曾驗看隱瞞之處，我不知道。」五十八、四十九就是以數目命名的例子，雍正元年七月間，五十八之妻將十八歲的女兒許配給四十九，雍正二年正月內選秀女時，因病掣回，後來又不行補看，而於同年六月內嫁給四十九為妻，由議政大臣洪昇題參，經刑部議罪請旨：「五十八之妻寡婦，應比照隱匿入官人口一名者杖七十，徒一年半例，係旗人，應枷號二十日，鞭七十，係婦人，照律收贖，五十八之女，應照例拆離，交與內務府給辛者庫當差人為妻，四十九審係不知五十八之女未曾補看情由，毋庸議。」辛者庫當差人(sin jeku jetere aha)是旗分佐領中管領下食口糧之人，五十八的女兒被拆離後，另給辛者庫當差人為妻。雍正、乾隆年間，「起居注冊」所載，以數目命名的人頗多，其用來命名的數目，主要是從四十以上，最大的數目為九十八，從四十到九十八各數，普遍使用。
三、
以數目命名的習俗，雖見於蒙古、回人及漢族的社會，惟就現存檔案文獻而言，滿洲人以數目命名的資料，最為豐富，玆將雍正八年七月至乾隆三年十二月分「起居注冊」所載滿洲人的數目名字分六組列舉，並對照滿漢文本「起居注冊」，將各數目名字分別標出滿文羅馬拼音：
第一組，自四十至四十九：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四十九(sysigio)，補授福陵防禦。十一年六月初五日，兵部奏杭州步軍校四十八(sysiba)，補授正白旗滿洲副佐領。同年十一月初二日，四十五(sysiu)，署副驍騎校。十二月二十日，罪犯四十九(sysigio)，奉旨依擬應絞監侯。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四十七(sysici)，補授正白旗蒙古佐領。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四十七(sysici)，奉旨稽查鑲黃旗事務。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刑部奏原任戶部員外郎四十九(sysigio)，侵蝕公項，扣剋財物，擬絞監侯。閏四月十五日，四十七(sysici)，奉旨充稽查鑲黃旗旗務副參領。五月十二日，護軍四十八(sysiba)，引見。乾隆元年三月初四日，正白旗滿洲原任戶部員外郎四十九(sysigio)，因隱瞞家產，奉旨交與刑部嚴加治罪。四月二十一日，奉旨，四十九(sysigio)拖沙喇哈番由朱黑訥承襲。九月初二日，墨爾根城倉官員缺，奉旨令四十六(sysilio)補授。二年八月十九日，四九(sygio)奉旨補授喜峰口防禦。十二月初七日，四十八(sysiba)奉旨補授山海關總管。同日，四十八(sysiba)奉旨補授泰陵妃園寢防禦。從以上所舉數目名字，可知福陵防禦四十九，原任戶部員外郎四十九及喜峰口防禦四十九，其名字雖相同，但並非同一人。
第二組，自五十至五十九：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吏部帶領理藩院保送主事擬正擬陪人員引見，奉旨命擬正的五十六(usilio)補授理藩院主事。同日奉旨，命五十六(usilio)補授鑲藍旗蒙古佐領。九年正月間，正藍旗佐領七十一(cisii)率領家人五十八(usiba)等在酒店將副驍騎校毛欽剝衣毒毆。七月十六日，總理阿爾泰兵台總管五十四(usisy)參奏員外郎善太侵蝕馬價。九月初六日，參領五十六(usilio)奉旨署理副都統，九月十六日，五十六(usilio)奉旨補授歸化城副都統。十二月初五日，奉旨，五十一(usii)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由雙壽承襲。同日，五十七(usici)，奉旨補授步軍校。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陝西督標左營守備員缺，奉旨以五十九(u si gio)補授。十月二十七日，奉旨，副護軍校伍十(usi)授為藍翎侍衛。十一月十一日，斬犯五十四(usisy)，奉旨依擬斬監侯。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旨由部內送銀五千兩交給五十四(usisy)於台站處酌量動用。十二月初四日，命五十四(usisy)管理台站事務。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命五十三(usisan)協辦正藍旗漢軍旗務。五月初六日，親軍五十一(usii)，引見。十二月十二日，兵部開列五十八(usiba)、五十四(usisy)、五十九(usigio)、五十一(usii)等員奏請補授王府各官員缺。乾隆元年四月二十日，奉旨，工格拖沙喇哈番命伍什(usi)承襲。五月十六日，五十六(usilio)補授西安防禦。五月二十二日，五十六(usilio)，帶領引見，奉旨補授郎中。九月十五日，五十七(usici)補授杭州防禦。十二月十七日，命五十七(usici)赴兵部郎中新生。二年六月十六日，五十三(usisan)，補授三等護衛。六月二十二日，五十八(usiba)，補授正紅旗蒙古佐領。八月十九日，五十一(usii)，補授正黃旗蒙古佐領。十月二十一日，五十七(usici)，補授廣州防禦。同日，伍什八(usiba)，補授成都佐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來喀雲騎尉命伍什巴(usiba)承襲。乾隆三年四月初七日，五十七(usici)，補授杭州佐領。四月初九日，五十一(usii)，補授鄭家庄防禦。六月初八日，五十三(usisan)，奉旨准其一等加一級。六月初十日，命五十六(usilio)留京，以應陞之缺用。七月二十六日，五十六(usilio)，調補光祿寺署正。由以上所舉各項目名字，可知理藩院主事五十六、副都統五十六、西安防禦五十六，並非同一人。斬犯五十四、管理台站事務的五十四，亦非同一人。步軍校五十七、杭州防禦五十七、兵部郎中五十七，亦非同一人。藍翎侍衛伍十、承襲工格拖沙喇哈番的伍什，亦非同一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守備五十九的滿文名字，其寫法與其他數目名字的滿文連寫不同，而是按照漢字分為三字寫作「u si gio」，其漢化的程度更加明顯。就一般而言，滿洲人的數目名字書寫漢字時，是使用小寫數字，筆畫簡單，但由於相同的數目名字甚多，所以有時候也使用大寫數字，俾便區別。例如家人五十八是小寫數字，佐領伍什八的「伍什」，承襲世職的伍什是大寫數字，在數字意義上都相同，但五十八與伍什八並非同一人。至於承襲雲騎尉的伍什巴，其數字意義即五十八，為避免數目名字的雷同，而以同音的漢字「巴」代替「八」，但伍什八與伍什巴並非同一人。
第三組，自六十至六十九：雍正九年二月十二日，福建總督劉世明參奏桐山營遊擊六十五(liosiu)侵蝕馬戰守兵糧餉，貪劣不法，奉旨將六十五革職。三月十五日，六十(liosi)，補授鑲白旗副佐領。十一月二十八日，六十四(liosisy)，補授青州協領。十二月初五日，奉旨，六十七(liosici)拖沙喇哈番，命富海承襲。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六十六(liosilio)，補授正紅旗滿洲副佐頜，同日，六十三(liosisan)，署鑲紅旗前鋒參領。十月二十八日，六十一(liosii)，奉旨革退副護軍校。十一月十一日，斬犯六十九(liosigio)，奉旨依擬斬監侯。十二月十四日，六十一(liosii)拜他喇布勒哈番，命蘭柱承襲。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命主事六十(liosi)管理殺虎口台站事務。十一月初三日，原任遊擊六十五(lio si u)，奉旨交與總督郝玉轔酌量題補。十三年三月十二日，鑲藍旗滿洲都統奏驍騎校六十八(liosiba)年老乞休。清世宗以六十八曾經效力行間，准其告退，並給與半俸，以養餘年。五月十二日，護軍六十一(liosii)，引見。十二月初五日，六十(liosi)，補授步軍校。十二月十五日，六十七(liosici)，補授刑部員外郎。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旨，六十一(liosii)拜他喇布勒哈番，命觀住承襲。四月十二日，六十五(liosiu)拖沙喇哈番，奉旨命傅明承襲。四月二十六日，六十三(liosisan)，補授陝西同州府撫民理事同知。五月二十八日，六十五(liosiu)，遵旨赴福建督標中營都司新任。九月初七日，驍騎校六十(liosi)，奉旨以原品休致。十二月初六日，奉旨，入辛者庫之犯六十八(liosiba)，其本身妻室子孫，俱准釋歸。十二月初七日，六十五(liosiu)，奉旨照例交給國子監，協同助教學習行走。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六十六(liosilio)，補授熱河佐頒。六月十四日，直隸總督李衛奏旗人六十(liosi)毆傷劉二身死。由以上所舉數目名字，從六十以上，其個位數是包含O、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各數字，其中鑲白旗副佐領六十、主事六十、步軍校六十、驍騎校六十及毆死劉二的旗人六十，並非同一人。又如理事同知六十三與署理鑲紅旗前鋒參領六十三，亦非同一人。遊擊為軍營將弁、位次參將，都司又次遊擊，原任遊擊六十五(llio si u)，福建都司六十五(liosiu)以及在國子監協同助教學習行走的六十五(liosiu)，並非同一人。又如因年老乞休的驍騎校六十八與入辛者庫之犯六十八，亦非同一人。
第四組，自七十至七十九：因人數眾多，為便於說明，將同一名字者，按時間先後歸納排列。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佐領七十(cisi)因誆騙生息銀不還，奉旨革退頭等侍衛管班章京及武備院卿停其俸祿，令其在二等侍衛上効力行走。九年五月十六日，七十(cisi)，奉旨補授熱河佐領。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七十(cisi)，補授副曉騎校。十二年九月初十日，清世宗以七十(cisi)為人謹慎老成，派令照管郭爾羅斯蒙古。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枷號人犯劉七十(lio ci si)，奉旨免其枷號。乾隆元年八月二十六日，七十(cisi)，補授泰陵防禦。九月二十二日，七十(cisi)，補授黑龍江防禦。十一月初十日，熱河佐領七十(cisi)因病乞休，奉旨以原品休致。二年三月十八日，七十(cisi)，補授黑龍江防禦。四月初二日，戶部漢字堂主事齊什(cisi)，奉旨調補禮部漢字堂主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七十(cisi)騎都尉命色爾泰承襲。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七十(cisi)，補授寧古塔防禦。如前所列數目名字，齊什(cisi)，意即七十，讀音相近。但主事齊什與二等侍衛七十、熱河佐領七十、副驍騎校七十、泰陵防禦七十等並非同一人。在滿、洲旗分內的漢人，以數目命名後，仍多保留漢姓，前舉枷號人犯劉七十(lio ci si)，不僅保留漢姓，同時其滿文名字也是按照漢字分為三字獨立書寫，與一般連寫不同。雍正九年正月十六日，正藍旗佐領七十一(cisii)乘馬看燈，途中將副驍騎校毛欽衝倒，彼此口角。十二月初五日，七十一(cisii)佐領員缺，命多隆鄂補授。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命七十一(cisii)補授伊忒黑佐領員缺。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枷號鎖禁人犯七十一(cisii)奉旨赦免。乾隆元年三月二十日，七十一(cisii)，補授右衛佐領。乾隆二年三月十三日，命七十一(cisii)隨旗行走。四月初二日，掣得禮部堂主事的七十一(cisii)，奉旨調補戶部堂主事。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七十一(cisii)，奉旨協辦歸化城理事同知。由以上所舉數目名字，鎖禁人犯七十一、佐頒七十一、主事七十一、理事同知七十一，並非同一人。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斬犯七十兒(cisiel)奉旨緩決。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兵部開列七十兒(cisiel)等人，奏請補授王府各官員缺，此七十兒似即七十二的同音字，但斬犯七十兒與補授王府員缺的七十兒，並非同一人。雍正八年十月十四日，掣得刑部筆帖式的七十三(cisisan)，奉旨調補陵寢關防筆帖式。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常存因其妹夫七十三(cisisan)屢行勒索，又醉後詈罵，遂用木棍亂毆，並用石灰揉瞎兩眼殞命。乾隆元年五月初七日，奉諭旨，鑲白旗蒙古革職副參領七十三(cisisan)仍承襲管理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及公中佐領。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諭旨，七十三(cisisan)雲騎尉命托克托和承襲。乾隆二年九月三十日，命七十三(cisisan)補授雲麾使。雍正十三年閏四月十一日，命七十四(cisisy)補授內閣中書。乾隆二年四月初二日，命七十四(cisisy)補授國子監丞。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察哈主事七十五(cisiu)，三年俸滿，並無過犯，奉諭旨補授游牧員外郎。雍正十一年九月初三日，七十五(cisiu)佐領員缺，命充武補授。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命七十五(cisiu)為辦理夷情事務郎中。乾隆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寧古塔將軍覺羅七十五(gioroicisiu)，奏陳旗人事宜。覺羅為滿洲六祖子孫，腰束紅帶子，簡稱紅帶子。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刑部議覆雲南巡撫張允隨奏民人馬七九(macigio)與呂淳在鋪喫茶，命馬七九還錢，兩相口角，馬七九將呂淳推跌板凳角上碰傷腎囊殞命一案。兇犯馬七九，姓馬，名七九，意即七十九。漢人與回民以數目命名時，因須冠姓氏於名字之上，而往往將二位數簡讀，七九就是七十九的簡讀法，滿洲人因不冠姓氏於名字之上，所以使用簡讀法的例子非常罕見。雍正九年三月十五日，命七十六(cisilio)補授鑲白旗副佐領。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命七十六(cisilio)補授德福佐領員缺。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命七十六(cisilio)補授正藍旗蒙古參領。乾隆元年四月二十日，德明拖沙喇哈番，命七十六(cisilio)承襲。五月十六日，命七十六(cisilio)補授西安防禦。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斬犯七十六(cisilio)因情罪重大，，奉旨予勾。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七十八(cisiba)奉旨革退副護軍校。乾隆元年九月初七日，驍騎校七十八(cisiba)，奉旨以原品休致。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七十九(cisigio)，補授黑龍江管水手四品官。由以上所舉各例，可知相同的數目名字是以七十至七十九的人數，其所佔比例最高，人生七十古來稀，古稀之年就算是高齡了。
第五組，自八十至八十九：雍正九年三月十五日，命八十(basi)補授鑲白旗副佐領。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命八什(basi)補授熱河理事同知。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清世宗以八十(basi)為內務府微員，因其曠誤永定河河道工程，奉旨革職拿問。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右景山同知齊格迴避員缺，奉旨以熱河理事同知八什(basi)調補。乾隆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諭旨，胡什里拖沙喇哈番，命張八十(jangbasi)承襲。二年九月初四日，八十(basi)，補授歸化城防禦。三年五月初一日，奉旨將八十(basi)交與直隸總督李衛以道府委署試用。以上所舉數目名字內副佐領八十，內務府微員八十，同知八什，防禦八十，並非同一人，張八十，似屬滿洲旗分內的漢人。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命八十一(basii)為副佐領。乾隆元年八月初五日，命巴什一(basii)補授涼州防禦。八月二十四日，黑龍江參領八十一(basii)因年老乞休，奉旨以原品休致。三年九月十四日，命八十一(basii)補授涼州佐領。以上所舉數目名字，巴什一，即八十一，同音異字，但防禦巴什一、參領八十一、佐領八十一，並非同一人。以八十二命名者較罕見，「起居注冊」等資料所見「八十爾」(註九)，似即八十二的同音異字。八十三的名字，頗為常見，例如雍正十三年閏四月十九日，八十三(basisan)，奉旨補授鑲黃旗滿洲副佐領。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命八十三(basisan)補授王府員缺，十二月十八日，命八十三(basisan)署鑲紅旗護軍參領。乾隆元年三月十六日，命八十三(basisan)補授圓明園護軍參頓。雍正二年十月初三日，員外郎八十四(basisy)遵旨具奏厄魯特逃人事宜。八年十二月初一曰，命八十五(basiu)署鑲紅旗蒙古副參領。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巴什伍(basiu)，補授步軍校。巴什伍，意即八十五，因同名的人較多，而另以同音漢字代替數目字，但其滿洲語讀音並無不同。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命八十六(basilio)補授白起圖佐領員缺。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命八十七(basici)補授延綏鎮標左營遊擊中軍守備。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命八十七(basici)補授陝西孤山營守備。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二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參奏革職留任監察御史八十九(basigio)行止悖謬，請交刑部治罪。乾隆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旨，八十九(basigio)拖沙喇哈番，命吳章阿兼襲。
第六組，九十以上：此級人數較少，例如雍正九年八月初五日，借欠分賠案內九十(giosi)名下所有應追銀兩，奉旨悉行寬免。十三年閏四月三十日，九什(jiosi)掣得兵部主事，清世宗認為九什，人平常，命其以旗員用。乾隆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命九十八(giosiba)補授河南防禦。就現存史料而言，滿洲人以數目命名時，其所用的最大數目是九十八。漢字「九」，滿洲語音讀應作「gio」，但掣得兵部主事的九什，其滿洲語卻讀如「jiosi」，與漢字讀音更加相近，漢化更顯著。乾隆三年四月初二日，直隸總督李衛奏民人王好義向王九一(wanggioi)索欠米錢口角，用拳毆傷王九一身死，王九一即王九十一，因冠姓氏於名字上，為求讀音及書寫簡化，刪略「十」，而作王九一。除男性以數目命名外，女性中亦有以數目命名者，例如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居注冊」載勾決各犯內，小六十因拒姦冀圖脫身，持刀戳傷三小色身死一案，奉旨停決。
四、
由於雷同的數目名字頗多，必須查明其姓氏及所屬旗分，始知其籍貫身分，例如「國史大臣列傳」內七十五列傳稿云：「七十五，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六年，由護軍出師雲南，旋隨征金川，奮力勦賊，賞戴藍翎。三十九年，擢火器營鳥槍護軍校。四十年，將軍阿桂率兵攻克甲爾納各碉寨，七十五先登，受槍石傷奏邀恩賞，薦擢護軍參領，四十三年，揀發貴州，補大定協副將。四十七年，經雲貴總督福康安保舉堪勝總兵引見，賞換花翎。四十九年，擢湖北宜昌鎮總兵(下略)。」(註一O)，瓜爾佳氏七十五，後因軍功累擢至提督。又如九十列傳稿載：「九十，張佳氏，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三十八年，由健銳營前鋒，隨定邊將軍阿桂出師金州，屢著戰績。四十年，升額外前鋒校，賞戴花翎。四十一年，補前鋒校。四十五年，遷委前鋒參領。四十七年，擢副前鋒參領。四十九年，隨陝甘總督福康安往勦石峰堡逆回。五十一年，授陝西提標右營遊擊。五十九年，升甘肅平羅營參將。」(註十一)嘉慶五年，九十擢至甘肅西寧鎮總兵，十六年，擢廣西提督。清代國史館忠義傳稿內包含頗多以數目命名的滿洲及蒙古將弁，必須查明其姓氏及旗分，始能得知其身分，例如四十九是卓佳民，滿洲正紅旗人。五十是和果羅氏，蒙古鑲白旗人。六十一是莫哲哩氏，滿洲正藍旗人。六十三，滿洲鑲藍旗人。六十五，巴雅爾齊氏，蒙古正白旗人。七十一，博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七十一，把岳忒氏，蒙古正紅旗人。那丹珠(意即七十)，章佳氏，滿洲鑲白旗人。七十三，蒙古鑲白旗人。七十六，納喇氏，滿洲鑲黃旗人。七十八，那拉氏(註十二)，滿洲正白旗人。八十，完顏氏，滿洲鑲藍旗人。八十，阿顏覺羅氏，滿洲正白旗人。覺羅八十，鑲黃旗人。八十九，完顏氏，滿洲鑲紅旗人。「清史稿」列傳二十五謂覺羅巴哈納，滿洲鑲白旗人，景祖第三兄索長阿四世孫，覺羅巴哈納子巴什(註十三)，巴什是八十的同音字。簡言之，除「起居注冊」外，可以從清代列傳等資料找到更多的數目名字。
以數目命名的滿洲人中，武職人員較多，見於「起居注冊」等資料的記錄，在武職人員內常見的如防禦、步軍尉、步軍校、副佐領、佐領、副驍騎、驍騎校、副參領、參領、護軍、披甲、軍台總管、副都統、都統、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侍衛、親軍、協領、雲麾使、散騎郎、兵備道、城守尉、步軍參尉、陵寢副總管、領催、內管領、副內管領等。其文職人員較少，例如員外郎、主事、郎中、寺卿、理事同知、筆帖式、中書、監察御史、內務府微員、道府委署人員、國子監監丞、巡察御史、典儀、贊禮郎、稅務監督、海關監督、知縣、苑副、典簿、尚膳副等。但除文武人員外，一般旗人以數目命名者，亦必甚夥。
除個人的出生順序外，滿洲人以數目命名的習俗，主要是生育子女時，以父親或祖父當時的年齡命名，這種習俗，亦見於中國境內的回民社會，例如回教首領馬化龍的孫子馬近西，其乳名就叫做五十九。據「陝甘劫餘錄」的作者單化普稱：「五十九是馬近西的乳名，因在其祖父五十九歲那年誕生，紀念其祖父之意。現在甘肅人叫這樣乳名的還很多。述者曾與筆者說，他的乳名喚做六十，故也有人稱他為馬六十。」(註一四)滿洲社會的數目名字，其初也多半是乳名，後來仍然在各種場合中通用。以數目命名的滿洲人，在六十以上的名字較多，其主要原因就是由於祖父喜歡將自己的年齡為新生的孫兒命名，含有紀念的性質。其次是由於父母預期子女的高齡長壽，希望子女壽命能活到八十歲，或九十歲以上。在清代薩蠻故事裏，尼山薩蠻過陰後，曾為病人色爾古代費揚古增添壽數而向閻羅王(ilmunhan)的親信討價還價，最後由二十歲要求增加到九十歲的高齡纔罷休(註一五)。除祗求長壽外，一般人對某些數目字也有特別的喜好，而將所喜好的數目為自己新生的嬰兒命名。有些人對某些數目的聲音，也有好惡，滿洲習俗於命名時，往往有重音不重字形字義的例子。漢字小寫的數目，筆畫簡單，容易書寫，漢化日深的滿洲人，遂普遍採用漢字小寫的數目來為新生的嬰命命名。
滿洲人以數目命名後，除某些數目仍按滿洲語呼喚外，其餘大都按照漢字讀音稱呼，例如「七十」，有時按滿洲語稱呼，譯出漢字作「那丹珠」(nadanju)，但一般旗人都按漢字讀作「cisi」，並寫成「七十」，其餘四十以上各數目的滿洲語讀音，遠不及漢語順口，因此，滿洲人以數目命名後，大都按漢語稱命，也就是漢化的表現，滿洲入關後，加速漢化。惟因使用數目命名的習慣日益普遍，雷同的數目名字極多，所以原來以漢字小寫的數目，有的改用漢字大寫，例如乾隆四年六月初十日，命六什補授步軍校，將「十」字寫作「什」。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命廣福補授伍十佐領，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命伍什補授黑龍江防禦，乾隆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旨伍什玖騎都尉，命臘柱承襲。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八什充執事官。同年十月初九日，禮部帶領甄別應留應去人員引見，命八十留部。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命主事八什實授正紅旗游牧員外郎。有時將六十七寫成六什七，例如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命六什七補授廣州防禦。此外也用同音漢字代替數目字，例如將五十八寫成武什巴，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命武什巴補授佐領。有時將七十五寫成齊什五，例如乾隆四年九月十四日，伯都訥副都統齊什五因辦理刑案，顛倒昏憒，奉旨革職，齊什五是數目名字，並非姓齊。有時將七十八寫成七十巴，例如乾隆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奉旨，千總七十巴准其註冊，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九日，思南營遊擊七什巴，奉旨依擬任用。有時將八十寫寫成巴什，例如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命巴什調補戶部員外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巴什充任正黃旗佐領。有時將八十一寫成巴什一，例如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四，命巴什一補授護軍參領。有時將八十三寫成巴什三，例如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掌陝西道事御史名叫巴什三，乾隆三十九年閏十月十八日，命巴什三補授綏遠城佐頜。有時將八十三寫成巴十三，例如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命巴十三承襲雅爾秋的佐領。有時將八十九寫成巴十九，例如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命巴十九補授寧夏佐領。由前舉數目名字，可知武什巴是五十八的同音字，齊什五是七十五的同音字，七什巴是七十八的同音字，巴什是八十的同音字，巴十一是八十一的同音字，巴什三、巴十三是八十三的同音字，巴十九是八十九的同音字，「齊」或「巴」並非姓氏。在乾隆年間用同音漢字代替數目的名字頗為普遍。滿洲社會裡的姓氏，一般而言，大都省略不用的，惟覺羅氏卻常冠於名字之上，例如覺羅六十八、覺羅七十五、覺羅八十等，都將姓氏冠於數目名字之上。除覺羅氏外，其餘滿洲姓氏冠於數目名字之上者，實屬罕見。滿洲旗分內的漢人以數目命名時，因其姓氏不能省略，故須冠於數目名字之上。例如乾隆九年六月初六日，江蘇巡撫陳大受奏民人薛天貴毆傷陳六十(cenliosi)身死，應擬絞監侯。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領催關五十應追入官銀，奉旨准其寬免。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刑部等衙門議覆浙江巡撫熊學鵬奏烈婦西安縣人杜邦慶之妻邵氏，因朱六八調姦不從，羞忿自盡，朱六八依擬絞侯，朱六八即朱六十八的簡讀法。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錢五十(ciyanusi)被毆身死。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開列絞犯張八十(jangbasi)等名，其數目名字之上，仍冠各人的姓氏，與滿洲人的習俗不同。滿洲人在入關前，其文化方面的發展已經非常迅速，滿文的創製與八旗制度的建立，就是想創造適合於滿洲社會的文化成分(註一六)。但是由於滿洲文化的力量居於劣勢，始終處於漢族文化的寄生狀態之下。因此，滿洲人在軍事方面雖征服漢族，然而當滿洲入關後，其文化終為漢族所同化。以數目命名的習俗，雖見於中原及邊疆蒙古、回人等各民族，但滿洲社會以數目命名的習俗最為普遍，滿洲人以數目命名後，大都不按照滿洲語呼喚，而是按照漢族語言讀出，此即滿洲漢化的具體事實。了解滿洲人以數目命名的情形，對於滿洲文化的發展及漢化之認識，實有稗益。
註 釋
(註一)汪鍾霖等纂「九通分類總纂」，卷二O三，頁一。見「十通分類總纂」，第二十三冊，鼎文書局，民國六十四年一月。
(註二)「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頁。見「圖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註三)博樂成著「中國通史」，上冊，頁三一。大中國圖書公司，民國六十八年八月。
(註四)陳捷先撰「清室姓名漢化考」，見「清史雜筆」，(一)，頁一五二，學海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八月。
(註五)「金史」，卷七十三，列傳十一，宗道列傳，頁一六七七，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
(註六)孟森撰「清太祖起兵為父祖復讎事詳考」，見「明清史論著集刊」，頁一六五，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