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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民族興起之淵源ぽぽぽぽぽぽぽぽぽ李學智

一、總論

在我國一部二十五史中,曾出現過許多非漢族的兄弟民族,在這些數不清的非漢族的兄弟民族間,能夠在我國歷史舞台上扮演一部份主要角色的民族,似乎並不多見,但是有如曇花一現驟起驟衰的民族,也不在少數。可是能夠興起後進入中原,並且統制了漢民族的一部份,或是全部的,實在寥寥可數,其能興而復衰,滅而復起,且曾兩次進入中原統治漢民族的非漢族的兄弟民族,那就惟有起源於我國東北的女真民族了。女真民族初興起於十二世紀,能在驟然興起後不久,就擊滅了強悍無比的契丹民族--遼國,並越過了長城進入中原,擊敗了北宋的抵抗,俘虜了北宋的徽、欽二帝,統治了整個華北達一百餘年之久,〔註一〕建立了我國正史上的大金帝國。然而女真民族被後起的蒙古民族擊敗滅亡後,復又經過約四個世紀,而能第二次興起於東北的白山、黑水間,且又第二次進入長城建立了統治漢民族將及三百年的大清帝國,這種史例,在我國正史中確無其他先例,而是除漢民族外獨一無二的。不過徵諸歷史,任何一個民族的興衰,似乎都有其必然的主觀與客觀的原因,所以女真民族之兩次興起,或應該有其主觀與客觀的必然因素。證之女真民族興衰的歷史,其興起之主觀原因,當然不外乎女真民族之優越性,而其客觀的原因,似乎並不如主觀原因那麼簡單,可是大致上看,無論是時間的或空間的,其客觀的原因似乎都脫離不了人為環境所促成,所以才由外在因素之存在,而造成女真民族興起的客觀環境。沒有契丹民族之刺激,就無法生出阿骨打之英勇事蹟,也就是由於契丹民族種其因,始產生女真民族興起之果。然而一旦客觀環境之變遷,另有興起強悍無比的蒙古民族,則失其客觀生存條件的女真民族,遂又蟄服稱臣於蒙古。不但興而能逐鹿中原,擊敗強悍的契丹與北宋,建立以女真民族為中心的大金帝國,更能於滅亡後四個世紀之久,再度興起,且創造了較金國更為輝煌成果的大清帝國,深深的表現了女真民族之優秀,也暴露了外在客觀環境所造成女真民族興起之機運。而一般史家及民族學家,似乎都注意到女真民族興起時片段的表面,而都忽略了女真民族興起之客觀遠因。因而我們希望能從歷史中,將十二世紀興起的大金帝國,以及十七世紀興起的大清帝國,合而觀之,以便尋找出來這一女真民族兩度興起的客觀遠因,提供給同好先進學者之批評與指正。

二、女真民族興起之機緣

女真民族究係何種民族,一般研究女真民族歷史的學者們,可以說百分之百的都肯定遼代興起之女真民族,就是隋、唐時的靺鞨民族。這是由於金史卷一世紀篇開首就說:「金之先出靺鞨氏」,所以歷史家均信而不疑。不過經我們的詳細研究,似乎這種傳統的說法,並不太可靠。只是史家們未曾詳細追究,何以隋、唐時史書稱這一民族為女真民族為靺鞨,到了五代時又何以改稱這一民族為女真?對於此一問題,在近代的研究成果中,確實無法找到合理的討論與解答。至於女真一名之來源,以及此一名稱所涵蓋的民族成份,在近代研究金史的著作中,那就更令人失望了。所以僅就知見言之,一般研究渤海靺鞨或女真的學者,似乎均避開女真民族的問題而不談,一味的抄襲我國金史的傳統說法,直接了當的承認金史所說「金之先出靺鞨氏」。這樣做也有這樣做的方便,因為正史中都這樣說,我亦如此說有何不可?最低限度承認女真即靺鞨並非無據。然而事實上女真是不是靺鞨,即是靺鞨,又是隋、唐七種靺鞨的那一種靺鞨呢?根據金史世紀所云: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稱靺鞨,而七部並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無聞。粟末靺鞨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為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高麗,亦附于高麗。嘗以兵十五萬眾助高麗拒唐太宗,敗于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其後渤海強盛,黑水役屬之,朝貢遂絕。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註二〕

由以上一段金史世紀所說「金代女真民族的來源」一節看,實在是叫人丈二和尚摸不清楚其云為何?既然開首就云「金之先出靺鞨氏」,那麼究意金代之女真出自七種靺鞨的那一種呢?在金史世紀中詳記了粟末靺鞨與黑水靺鞨。可是金代之先究竟是出於粟末靺鞨,或是出於黑水靺鞨,金史世紀中並沒有明白交待。雖然一般民族學家及歷史學家,大都根據宋人的記載而定金代女真來自黑水靺鞨,可是事實上似乎金代的女真並不是黑水靺鞨的後裔。例如日本學者池內宏氏,曾在其「鐵利考」一文中〔註三〕ゞ,詳予論證:遼代之所謂「五國部」也就是隋、唐時的「黑水靺鞨」。可是徵諸遼、金史所記金太祖阿骨打等之所以「得受遼朝之封為太師」的原因,實由於遼代諸帝喜愛漁獵,而其春獵捕殺天鵝時,必須以名鷹-「海東青」供其遊獵,可是此名鷹出自五國部,遼人必求之女真,而女真又必至五國部經戰鬥而始得。且因五國部叛服不常,鷹路常不通,後經阿骨打征服五個部打通了遼帝之鷹路有功,始受遼帝「太師」之封。〔註四〕々如然者,女真出自黑水靺鞨之說顯而不實。因此洪皓的「松漠紀聞」〔註五〕ぁ所云「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之說,似乎靠不住。又何況金史世紀曾云「景祖稍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註六〕ゞ可見遼金時黑水靺鞨之五國部,根本與女真民族無關。

然而根據金史世紀之文所說證之,金史似乎雖承認「金之先出靺鞨氏」,但並未肯定出於「粟末靺鞨之渤海國」,或是出自「黑水靺鞨」。可是一般近代民族學家,往往根據遼史中稱謂「被契丹遷徒至遼陽附近之渤海國遺民為熟女直」,而稱松花江以北居住在舊渤海國疆域內之民族為「生女直」。〔註七〕ぃ更而根據金史太祖本紀所說:「召渤海梁福、斡答剌使之偽亡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註八〕い因而皆斷金代之女真民族,就是粟末靺鞨所建渤海國之直系後裔,所以遼史每稱被遷至遼東之渤海人為「熟女真」或稱「係遼籍女真」,而稱金代女真為「生女真」或「不係遼籍女真」。然而證諸遼史,分明渤海者為渤海,女真者為女真,二族根本不相混淆。此種說法,早在十餘年前我們在幾篇討論靺鞨、女真民族的小文裡已詳予論證,〔註九〕ぅ均發表於大陸雜誌上,於此不在詳論女真民族之來源,此篇小文也僅是我們研究我國東北民族史的一個續論。不過研究區域史者,往往僅注意一隅,忽略全局,遺漏錯失那就難免了,希望讀此文之先進們多所指正。

拋開女真民族之問題而談女真民族得以興起之機緣,那就必須從原住松遼平原被史家譽為「海東盛國」的渤海國,被契丹民族征服而消滅談起。按遼國滅渤海,事在遼太祖天贊五年(西元九二六),也可以說遼太祖天顯元年。遼太祖阿保機之所以改天贊五年為天顯元年的原因,就是因為征服了渤海統一了北方才改元的。可是很不幸遼太祖阿保機在征服渤海國返回遼上京的中途,就病逝於渤海之扶餘府(遼改為黃龍府,在今農安縣附近)。從現存的遼史上看,似乎阿保機後契丹部族中並未發生什麼重大事故,而且阿保機死後,其妻述律后原即隨阿保機在往征渤海的軍中,隨即攝政當國,好像相當平靜無波。可是詳讀遼史太祖及太宗本紀,以及其他志、傳等紀載,太祖係天贊五年七月辛已日上殯,至次()月甲午日述律皇后奉梓宮西還上京,阿保機死後停喪在扶餘府共十四日。直到次二年(郎天顯二年)八月丁酉始葬太祖于祖陵,前後共停喪一年有餘。可是在太祖本紀中自太祖死亡至入葬祖陵的一年多時間裡,共記載了下列數事:

甲戍: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于幄前。

辛己:平旦于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宮,有紫黑氣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天贊三年上所謂丙戍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

壬午:皇后稱制,權決軍國事。

八月辛卯:康默記等攻下長嶺府。

甲午:皇后奉梓官西還。

壬寅:堯骨(即太宗德光)討平諸州奔赴行在。

乙已:人皇王(阿保機長子突欲)倍繼至。

九月壬戍:南府宰相蘇薨。

丁卯:梓宮至皇都,權殯于子城西北。

己已:上諡昇天皇帝廟號太祖。

多十月: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

十一月丙寅:殺南院夷離堇耶律迭里,郎君耶律匹魯等。

二年八月丁酉:葬太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度使」以奉陵寢。〔註十〕

從以上遼太祖本紀中自太祖死于扶餘府至入葬祖陵的一年多時間,僅有以上簡單幾件不痛不癢的記事,實在頗使人疑。當然太祖死後一年之後始入葬,這其間尚須構造祖陵,為時或不太久。然而在一年中諾大的遼國沒有發生任何事件,似乎不太可能。甚而證以太宗本紀在此期間,亦僅有下列數事。

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明年秋治祖陵畢。多十一月壬戍;人皇王倍率群臣請于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即皇帝位。〔註十一〕

從以上遼太祖本紀所載一年餘的時間裡,僅僅二、三條記事,似乎更為簡略。不過從太宗本記的記事裡也提供了我們感疑的線索。按太宗之繼承皇位本紀說是據「人皇王倍率群臣請于太后,以皇子大元帥(太宗)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而後經皇后從之,太宗始即帝位」的。可是證以遼史卷七十二義宗列傳云: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一作突欲),太祖長子……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欲立德光(即大元帥堯骨),及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註十二〕

由以上之記載可以證明,太宗之即皇帝位,實由於述律太后之偏愛,且須長子東丹王突欲之讓位,始承繼阿保機之帝位者。因而我們直覺的感到,契丹太祖阿保機死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未曾及早宣佈皇位繼承人,或即是此一時間裡發生的權利爭奪事件。不過由於遼史本身的忽略與遺漏,因此有關契丹阿保機死後皇位繼承問題的史料,冗雜零亂,更引起了近代研究遼史學者們,對契丹皇位繼承制度,有著極度不同的看法,這種不同的說法大致上可分為兩派。第一種說法是根據遼史抄錄漢人的記載,如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國志等書,更參及日本學者箭內亙所著「蒙古國會即庫利爾台之研究」(日本史學雜誌二十八之四、五、七冊),認定契丹皇位繼承,是一種「世選制」。〔註十三〕う持此種說法的學者有陳述及姚從吾二位先生。另有持與「世選制」相反說法者,是據遼史中一些非漢人傳說之記載,而反對契丹皇位繼承是「世選制」者。此一說法是由楊志玖先生所創新的。う下面略將以上二種說法所持的理由,以及所根據的史料,加以引介。

持世選制之說者,首推陳述先生,他在「史學集刊」第五期中發表了「論契丹之選汗大會與帝位繼承」一文,其後又將此文收入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出版的「契丹史論證稿」一書的第四篇「選汗大會與帝位繼承」一節中。陳述先生文中所據的史料,主要是「通鑑考異」卷二八轉引的「漢高祖實錄」,以及「冊府元龜」卷一千外臣部,輯本薛撰五代史百十三卷「契丹傳」,「遼史世表」等,且以歐撰「五代史」四裔附錄「契丹」一篇為代表。按歐撰五代史四裔阿錄契丹傳之原文是:

(契丹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註十五〕

其他更據南宋葉隆禮之「契丹國志」所云:「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有謀者,立之為王,舊主退位,例以為常」。〔註十六〕う以及宋人趙志忠「虜廷雜記」所云:「凡立王則眾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荀不然。其諸酋長會眾部,別選一名為王」。〔註十七〕因而認為「契丹皇位繼承」,是採用「世選制」者。不但根據上引各書之記載,更參以遼史禮志之「柴冊儀」等類似部族集會之形式史料,遂斷為「契丹皇位之繼承」,係採「世選制」者。特此說者,除陳述先生外,尚有姚從吾先生。

可是楊志玖先生卻反對這種僅據南宋傳聞之紀錄,即斷契丹皇位繼承採世選制的說法。楊志玖先生除詳予檢討陳述先生立論所據之史料外,並詳檢遼史所收有關契丹皇位繼承另外一種說法的史料。如遼史太祖本紀說:

唐天復元年,歲辛酉(公元九O),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為本部夷離堇,專征討……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離堇……明年(天復三年)拜太祖于越總知軍國事…明年(唐天祐三年公元九O)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曷魯等勸進,太祖三讓從之。〔註十八〕

又如遼史耶律曷魯傳說:

會遙輦痕德堇可汗歿,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離堇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為是言,何歟?曷魯進曰:曩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為國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越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齮齕於鄰部日久,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遙輦九營綦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釋魯嘗曰:吾猶蛇,兒猶龍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獨召曷魯責曰:眾以遺命迫我,汝不明吾心而亦俛隨耶?曷魯曰:在昔夷離堇雅里,雖推戴者眾,辭之而立阻午為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之統隳,委質他國若綴遊絲,羽檄蜂午,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註十九〕

楊志玖先生除根據以上遼史,以證契丹太祖阿保機之繼承皇位,係奉先汗之遺命,而非經所謂「世選」而即可汗之位外,更從歷代史書文獻中將契丹阿保機即位以前,所有大汗繼承的史事,均一一擇出排比,證實契丹歷屆大汗之繼承,既非三年一選,亦非經世選而後始即大汗之位者,因此楊志玖先生反對所謂「契丹汗位繼承係世選制」之說。〔註廿〕

以上正反兩面所據之史料,大都根據遼史,經過我們詳研遼史所收之史料,始恍然而知,實由於遼史所收史料冗雜所致。由於遼史中所收史料正反兩面均有,當然持論者無論正反也都言之有據。可是詳細檢討正反兩面所據史料之真偽,則發現持「契丹皇位繼承」是「世選制」者,其立諭所據之史料,大都是宋代漢人從傳聞中得知而紀錄之史料。其所以選擇此種史料而立論的原因,又都是深受日人箭內亙所著「蒙古選汗大會的庫利爾合」〔註廿一〕一文的影響。可是由反面楊先生所持反對「契丹皇位繼承」係用「世選」說,引據的史料,加以分析檢討,我們認為楊先生之說確應是遼人所記遼史的真實紀錄。因此我們也持與揚志玖先生相同的看法,反對所謂「契丹皇位繼承」之「世選制」。當然我們在此所欲討論的主題原是「女真民族興起之原因」,似乎與契丹民族皇位之繼承並不發生關係,可是經我們詳細研討契丹皇位繼承之問題,始發現契丹阿保機死後,由於皇位繼承之爭奪,始肇端與女真民族興起之良機,因而我們要討論女真民族興起之淵源,又必須從契丹阿保機死後,皇位爭奪的紛爭中追查出女真民族興起之史實,進而更可旁證楊志玖先生之立論,這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言契丹皇位繼承制度的原因。

按之遼史,契丹太祖阿保機係於天贊四年(九二五)十二月,出兵往征原是粟末靺鞨之渤海國,於次年(天顯元年,即天贊五年)正月庚申拔渤海之扶餘城,同月敗渤海老相之援兵,繼而阿保機採用太子突欲急進之戰略,由皇太子突欲,大元帥堯骨(即太宗德光)、甫府宰相蘇、北院夷離堇斜涅赤、南院夷離堇迭里等,急進圍渤海國之國都忽汗城,於同月己已渤海國國王湮譔已屈服投降。其後不久於丁丑日渤海國王大湮譔復叛,契丹兵遂又以武力攻佔了忽汗城,渤海國王大湮譔復又請罪投降,遂以兵護衛渤海國王大湮譔及其族屬出忽汗城。雖然渤海王都已被契丹攻陷,但是其他各處仍然在抗拒契丹大兵,直到三月乙酉始平渤海各處之叛亂而下令班師,在班師歸國之中途,於七月甲戍行次扶餘府,契丹太祖阿保機身體即感不豫,壬午日即駕崩於返國途中。阿保機死去之當日皇后述律氏即稱制權攝軍國大政。於八月壬寅阿保機之次子堯骨(即太宗德光)已奔赴行在。阿保機之長子突欲卻晚了三日於乙己日始繼至。而阿保機皇位之繼承,也就在這三日內發生了變化。其發生變化之經過,雖然遼史中隱晦不顯,可是從零星散存之史料裡,多少亦可看出一些端倪來。如遼史卷七十二義宗(突欲)傳云:

義宗名倍,小字圓欲(一作突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西元九一六)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遵,宜先。太祖大悅,既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嘗從征烏古、黨項為先鋒都統及經略燕地,太子(似為祖字之誤)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為前鋒,夜圍忽汗城,大湮譔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為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上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數(疑為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遺之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調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太宗立石敬塘為晉主,加兵于洛,從珂(唐王名)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遺壯士李彥紳害之……世宗(突欲子)即位,諡讓國皇帝……。〔註廿二〕

從上引遼史「義宗」傳中所記的史實看,雖然文詞多所溢美,但是契丹阿保機死後對皇位之繼承,似乎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最低限度從義宗傳中可以證明,大元帥德光之所以能夠繼承皇位,是在不應該繼承的情形下,由於述律皇后之偏愛,且由應為皇位繼承人的長子突欲相禪讓,而始得到皇位繼承權的,當然再證以突欲後來之遭遇,不但被其弟將東丹國之王都遷至南京的東平(即今之遼陽),而且處處見疑暗中被其弟派遣衛士以監視自己的行動。這些史實似可證明遼史所云,太宗德光之可繼皇位,主要的是由應該繼承人的長子突欲,主動的率領群臣請攝軍國大權的述律太后,以德光勳望功德中外攸屬,而甘願讓位與其弟德光之說,似是溢美德光之詞,而非真實的歷史。不過證以義宗傳所云:「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或可知突欲之讓國實有其不得不然之苦衷,否則禪讓原是一件美事,何致於兄弟不和,處處被人見疑,終而棄國他適流亡異鄉呢?由突欲所著詩句證之「小壓匪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或可知突欲之讓國與其弟德光,實由其無力反抗述律太后的偏愛德光所致。而當時的述律太后既操軍國大權,又強突欲禪讓,其時突欲又無力反抗,心中之不快實所必然。進而證之阿保機死後的一年餘時間裡,遼史幾乎空白,或可知遼史也是有意掩蓋這一段史事。然而太宗之繼位必在太祖死後一年有餘,或亦可知突欲之讓國也是在長時間的努力爭奪無望後,才不得不讓國的。證以太祖本紀所收的一段史事「十一月(天顯元年西元九二六)丙寅:殺南院夷離堇耶律迭里,郎君耶律匹魯等」。雖然遼史太祖本紀中並沒有記明,在皇后述律氏權攝軍國大機的時間裡,因為何事擅殺重臣,可是在遼史卷七十七耶律安搏中,確給我們補充說明了述律太后天顯元年十一月怒殺南院夷離堇耶律迭里的原因。如耶律安搏傳云:耶律安搏,曾祖嚴木,玄祖之長子,祖楚不魯為本部夷離堇,父迭里……天贊三年為南院夷離堇,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斬甚眾。太祖崩,淳欽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太宋德光)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今東丹王(突欲)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丹王詔下獄訊鞠,加以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註廿三〕

或可證明在契丹太祖阿保機死後,遲遲未能決定皇位繼承人選的原因,實因述律太后偏愛次子德光,而違反規制不立嫡長的皇太子突欲,因而引起皇位繼承的糾紛。雖然述律太后掌握軍國大權,可以任由己意而決定把皇位給次子德光繼承。可是此種偏愛不立嫡長的行動,原本有違契丹制度,所以曾引起正直重臣們的反對,可是述律皇后為人桀驁果斷雄略,既操軍國大權,當然生殺由其掌握,固而耶律迭里之直諫反對違制立次之舉,遂招來殺身沒家之禍。不過從太祖本紀所載,與耶律迭里同時被殺者,尚有郎君匹魯等,只是遼史欲隱此事未與被殺諸臣立傳而已。進而證諸太宗德光繼承皇位後,始將東丹王突欲遣返東平,並遣親信以監視東丹王之行動,或亦可知突欲之讓國實非得已。觀東丹王返回東平後,日以詩書自娛,其怏怏不快之心實不言而可喻。更證以東丹王必在返回東平不久而棄國逃亡,則可證明已繼承皇位的德光,為了防備其長兄突欲存有不臣之心,所加諸突欲壓力之大,或已至突欲精神所不能忍受之境,始出此下下之策棄國逃亡。

更證以遼史卷七十七耶律屋質傳云:

耶律屋質,字敵輦,系出孟父房,姿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有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太宗年號)間為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東丹王突欲長子名兀欲),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太祖第三子)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宣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之計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世宗兀欲)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為莫若和好。帝曰:彼眾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交(口焦)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為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謝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突欲)在何故立嗣聖(太宗德光)?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太祖遭諸弟之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乃許立永康………。〔註廿四〕

由以上耶律屋質傳所言,更可證明遼史太祖本紀以及太宗本紀,對天頤元年太祖阿保機死後,直到天顯二年太宗德光即位止的一段時間裡,所發生皇位繼承問題紛爭之內幕,實非如本紀所載的那麼簡單,更證以前引耶律安搏傳中所云其父迭里因為反對述律太后以偏愛次子德光,違反契丹皇位繼承必立嫡立長之制度,而被述律太后以「黨附東丹王」之罪,嚴刑炮烙而殺之,並籍沒其家之史實,或可知一般固執已見的近代史學家們,僅據宋人傳聞記載不實的史料,必斷契丹皇位繼承是所謂「世選制」的非是了。因為上引之耶律屋質傳中已明言屋質之面述律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更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而此為遼人所記遼人之事,較諸宋人得自傳聞而筆記之史料,應該實確而可信。

至於我們必也不嫌緊冗一再引證契丹皇位繼承制度之史實者,實由於契丹阿保機乃一世之梟雄,西平西夏,東滅渤海以希永固其手創之大契丹國。不幸於征滅渤海後死於中途,由於皇太后之偏愛次子德光,始造成由繼承問題之紛爭而導至兄弟之鬩牆。即由於德光繼承天皇王之位而不正,始造成德光對其兄人皇王突欲之見疑,兄弟既已猜疑,所以太宗德光以其大汗至尊之權力,放棄已被征服之渤海國,以防突欲之返回東丹而有所報復,為了防止其兄突欲利用渤海國舊有力量而復起,遂採用了渤海滅後出任東丹國次相耶律羽之的建議,盡徙舊有渤海國人民於遼東。據遼史卷七十五耶律羽之傳云:

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為東丹王,以羽之為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大相迭剌不逾月薨,羽之蒞事勤恪,威信並行。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聖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為用又不罷戌,果何為戰?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浸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為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鹽鐵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黨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徒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人皇王奔唐,羽之鎮撫國人一切如故………。〔註廿五〕

又遼史太宗本紀曰:

天顯三年(西元九二八)十二月甲寅………時人皇王在皇都(即上京)詔遣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因詔困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升東平郡為南京。〔註廿六〕

可證遼太宗德光雖由太后之持護與偏愛而得繼承皇位,但是絕對不敢放東丹王突欲返國,在德光即位一年多的時間裡,始終扣留東丹王突欲於上京,以防突欲返國後利用渤海之力而復起。在放歸柬丹王突欲返國之前,始各方設法以削弱舊有突欲可資應用之勢力,而採用耶律羽之之謀以遷移渤海國之遺民於遼東,而減弱突欲統制下的東丹國勢力。惟在遷移時許多渤海國民均不願南遷,而有部份逃入新羅,因此遼太宗始允契丹國之富民給被遷渤海遺民與贍養,而盡遷之以屬出資者之私有。按渤海國原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史稱海東盛國,由於渤海無專史傳世,無法得知原有人口數目,然而徵諸「高麗史」及「遼史地理志」所載有關契丹擊滅渤海後,逃亡高麗以及被遼人遷移之人口粗略觀之,當時原屬渤海之人民,幾已全部他移,而舊有渤海廣大之疆域內,實已渺無人煙存在。

今略舉遼史地理志上京一道所載:渤海人口移來的情形,或可以窺其大略矣!如遼史地理志上京道記載云:

長泰縣:本渤海國長平縣民,太祖伐大湮譔先得是邑,遷其人於京西北與漢民雜居,戶四千。

定霸縣:本扶餘府強師縣民,太祖下扶餘,遷其人於京西與漢人雜處,分地耕種………戶二干。

保和縣:本渤海國富利縣民,太祖破龍州盡徙富利縣民故居京南………戶四千。

宜化縣:本遼東神化縣民,太祖破鴨綠府盡徙其民居京之南……戶四千。

長霸縣:本龍州長平縣民遷於此,戶二千。

咸寧縣:本長寧縣,破遼陽遷其民置,戶一千。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本唐歸誠州,太宗行帳放牧於此,天贊從太祖破扶餘城,下龍泉府,俘其人築寨居之。

扶餘縣:本龍泉府,太祖遷渤海扶餘縣降戶於此……戶一千五百。

顯理縣:本顯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湮譔,遷民於此……戶一千。

富義縣:本義州,太宗遷渤海義州民於此。

長寧縣:本顯德府縣名,太祖平渤海遷其民於此,戶四千五百。

義豐縣:本鐵利府義州,遼兵破之遷其民於南樓之西北,仍名義州……戶一千五百。

永安縣:本龍原府慶州縣名,太祖平渤海破懷州之永安,遷其人置寨於此,建縣…戶八百。

長樂縣:本遼城縣名,太祖伐渤海遷其民建縣居之,戶四千,內一千納鐵。

臨河縣:本豐永縣人,太宗分兵伐渤海遷於潢水之曲,戶一千。

安民縣:太宗以渤海諸邑所俘雜置,戶一千。〔註廿七〕

以上所記,僅是被契丹遷往上京各屬地的渤海人戶。除此外,遼之東京遼陽所屬均是渤海國被遷之遺民,以及其他各處散居之渤海人戶,或可知遼太宗之迫遷渤海遺民之舉,可以形容為「空其國以徙之」而不為過。至於遼滅渤海後,既然已空其國盡遷渤海遺民,對於舊有渤海國的大部份疆土,可以說全部放棄,證以遼史兵衛志下「邊境戍兵」條,轉引高麗「大遼事跡」一書所載遼之東境戍兵事,或可證明凡原屬渤海松花江以北,鴨綠江以東的疆土,遼人已全部放棄,如「大遼事跡」說:

人得高麗大遼事跡,載東境戍兵以備高麗,女直等國,見其守國規模,布置簡要,舉一可知三邊矣!

東京至鴨綠江西北峰為界:黃龍府(今農安縣境)正兵五千。咸州(今開原縣境)正兵一千。

東京沿女直界至鴨綠江,軍堡凡十(疑為七字之誤),各守軍二十人,計正兵一千四百。來遠城宣義軍營八,太子營正兵三百,大營正兵六百,蒲州營正兵二百,新營正兵五百,加陀營正兵三百,王海城正兵三百,柳白營正兵四百,沃野營正兵一千。

神虎軍城正兵一萬,太康十年(遼道宗年號西元一O八四)置。

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營,計正兵二萬二千。〔註廿八〕

從上引「大遼事跡」一書所記契丹東北邊防駐守之情形看,或可知遼之疆域,西北是起自黃龍府(即農安縣),東行沿伊通河、松花江上游南岸,經今日之開原(即遼之咸州),再東南行沿後日明代的柳條邊牆而至鴨綠江岸。由此一遼代東北邊彊之大勢可以看出,契丹太宗天顯三年為了防止繼承皇位失敗的長兄突欲,而盡遷渤海遺民時,幾乎把渤海舊有廣大的疆土全部放棄,在太宗德光聽信耶律羽之所奏盡遷渤海遺民之當時,站在兄弟爭奪繼承權之立場,以防失敗者東丹王突欲之復起,政策上似乎是成功的。因此耶律羽之傳云:「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然而即由於遼之放棄渤海國數百年已開墾之良域,始又經一百八十餘年孕育出消滅契丹之女真民族。假設契丹征服渤海後,仍然設官治守,契丹之疆域既可拓擴,恐怕亦無後日女真民族興起之機會。然而由於兄弟閱牆始造成女真民族興起之際運,終而擊滅契丹,天道循環,冥冥中似有興滅一定之數,詳讀遼史,深晤契丹、女真民族興滅之蹟,良可興嘆再四也。

三、女真族興而復滅之經過

女真民族自太祖阿骨打起而抗遼建立大金帝國起,或由於遼國之契丹民族經過了九帝二百餘年長久的太平,因而其民族原有的粗獷剽悍尚武勇敢之精神,早巳至強弩之末了。再加上宋朝君臣日月思復燕雲之恥,雖然宋人並無力量以滅契丹,然而宋之與契丹,根本上即深懷外友內敵之心,時時均希以武力而驅契丹於境外,窺復陷虜之燕雲十六州,所以宋人初聞童貫薦用馬植以言契丹虛實,遂萌意動之思,欲假契丹女真之亂而收漁人之利,屢經宋人主動遣使北渡渤海以聯絡女真,終而達成宋與女真之聯合。豈知女真民族初興力勁勢強,而其時之契丹已至衰敗之極,所以未待宋人北征而契丹已被女真所滅,可是此時之宋人猶希坐享漁人之利以收復燕雲,無奈宋人急切逾常,先納金之叛將張覺,已絕金人歸還燕雲之念,故而因此細微納叛收降之事,竟導致金人南侵,幾至宋國之覆滅,是故宋人論此事者每以蔡京、童貫通好女真,夾攻滅遼,而為國家禍變之主因,實由於欲以夷制夷而坐收漁人之利而不成,反導致金人南侵而竟至徽欽二帝之蒙塵,得不償失,事過景遷發謂事後先見之高論,可為宋代腐儒迂闊之典型。蓋宋人自不量力,當時既逢契丹遭受女真之困,而竟莫奈契丹何,自身既無力以覆契丹,復又一意寄託於女真之忠順,終而引虎擊狼其禍更慘,實皆宋人自害也。

然待女真民族滅遼平夏,擊潰北宋黃河天險後,其國力之強真如曰正當中,加以當時亞洲地區既少強族,而南宋君臣又值敗後新興,反而進退維谷莫知所云,因而造成了女真民族的大金帝國,平安的渡過九帝一百餘年,雖然南宋有志之士始終以靖康為國恥,時思揮師北定中原,直搗黃龍以雪其辱,終因戰和游移未見其功。直到北方蒙古民族之興起,原來頗為強悍之女真民族,始又逢更強之蒙古民族而遭覆滅。可是南宋偏安之局,亦隨女真滅亡後未及五十年而同淪入蒙古帝國鐵蹄之下。不過此一時之女真民族,其原居中國境內者,已均隨同另一夷族之統治漸入漢化,其後已無跡像可尋。但是原居於東北松遼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由於蒙古民族之放任與自由,仍依金代之舊規設官以分治,社會秩序既然安定如常,加以原有之女真人經過金代百餘年的文化浸染,已頗習慣安定之生活,所以在元代統治的遼陽行中書省下,設有遼陽路、廣寧路、大寧路、東寧路、瀋陽路、開元路、哈蘭府水達達等路,設官分治。原有之女真民族,也各安其業,社會既安定,人民亦淳樸,在元代統治將及百年中,未見有蒙古民族與女真民族間絲毫之衝突,兩民族間和平相處的頗為融洽。反而因為元世祖之數度東征日本,在遼遠的黑龍江口設立了征東元帥府,大集軍馬,轉輸糧餉,而繁榮了東部沿海的女真地區。可是等待明朝興起驅逐了胡元後,其情形又突然驟變。按照一般常理,舊屬元代統治下的版圖,都應該屬於明人之轄區,可是漢人建立之明朝,於擊敗胡元後,卻一反常情而放棄了遼東的大部份地區,將之視為化外。自動退守國境於尚不及遼人東北邊防之舊規,也就是明代後日遼東的所謂「柳條邊」為國境界限。此一明人退守措施,究竟是為了什麼,明史中實在找不出其明顯的原因來,所以後之史家如日本學人稻葉君山就曾在其所著「滿洲發達史」一書中,發出頗為奇異的疑問。如稻葉氏說:

太祖()之經營滿洲,襲開國之餘勢,一時如火燎原。以意度之,必有簡單全局從之規畫宜矣。乃竟自甘退縮侷躋於開原以西者,其內面右何隱情,殊非外人所可得知,就表面觀之,不可謂非開國方略上之遺算也。觀元代之制度,於滿洲方面之遼河流域,實分有咸平、遼陽、廣寧三路。最初咸平路其主府雖亦置於開原,而轄境則包有東遼河全流域一大區宇,對於防禦東北女真,實占有極優勝之形勢。蓋其區域有松花江之大支流伊通河與赫爾蘇河(東遼河)之分水嶺,此分水嶺對於南北兩部滿洲,實居高屋建瓴之勢,此伊古以來凡有事於滿洲者必爭之地也。太祖乃漫然放棄,僅在開原附近之北置有守備,其用心誠為吾人所莫解。

又云:

依理論之;明者元朝之繼承者也,則其經營之範圍,宜併南北滿洲國與朝鮮之咸鏡道皆概括在內矣,謳知就其行動之痕跡觀之,竟有大不然者。蓋太祖者其在遼東祇注意於開原以西之遼河流域,其在北京之迤北方面,祇注意老哈河流域而試行固守之設施者也。〔註廿九〕

然而徵明史,明人對於接收元人統治下的遼東地區,而自願退守之策略,我們已於「試論滿洲民族初興時期文化演進的大勢」一篇小文中,略與提及。並根據明清史料而推論其原因,不外「明人集中全力以防胡元之死灰復燃,因此明朝大軍均集中於遼河西方之大寧,而視遼東僅不過是支援大寧之犄角」。其次是「明初君臣均持中國舊有傳統儒家之思想,那就是視元代舊有東北統治下的女真人為夷狄,非我族類。因此以所謂:王者不洽夷狄,自古華夏夷狄有分,為其接些元代舊有遼東統治行政區域的原則,遂將元代舊有的廣大東北女真民族區域,棄於化外」。〔註卅〕う本此推論,證以明史,或可知明人之失策,以及我國舊有儒家對邊區不同文化兄弟民族的看法,是何等之迂腐了。

第考明之初年,太祖之進兵遼東,大約始於明洪武四年(西元一三七一),由於舊元平章劉益等以遼陽投降明人開始,明人才進入遼東。迨明人進入遼東後,雖元之大都已陷明人之手,元帝國已崩潰瓦解,但是元人在遼東之勢力仍然存在,實構成明人北進追討胡元向北遁去殘餘的一大威脅,是故明太祖假平章劉益之請降而進入遼東,其目的顯然想假此以消滅元人在遼東之勢力,而防守北遁胡元殘餘利用遼東之武力捲土重來以威脅其國基。因此明人進入遼東後,首要是消滅胡元舊有之武力,其次是佔據遼河東西兩岸以斷遼東胡元之勢力與北遁元帝殘存力量的勾結。但當明人進入遼東之初,舊元殘存遼東之勢力,在遼陽者為平章劉益,可是在劉益降明未久,或由於舊元之部下不服,或由於嫉妒劉益之建功降明,因而即起來創變斬殺劉益,其創變官員或自認勢單力孤,畏懼明人派軍征剿,創變後即拘捕明朝遣派之官員擄之北去,往依遼東舊元盤據金山地區最大勢力之納哈出。當時之納哈出雄據金山勢力頗盛,亦曾一度出兵欲以遼東為根本,以窺復舊元天下,然而機運已衰欲振乏力,雖幾次出兵南下遼東半島,終而未建寸功,加以元帝後裔之滅亡,漠北已失去號召的能力,所以納哈出雖強撐了數年之久,終而由於明人已消滅了舊元西北王保保之殘餘後,遂揮軍東下,以馮勝為主將積極的專心征討遼東,不過由明洪武帝派遣大將馮勝之征伐遼東,必命其由松亭關(在今熱河省平泉縣西南,喜峰口東北處)而出,率領大軍以赴大寧(熱河省平泉縣東北處),主要為截斷納哈出所據之金山(今東遼河與松花江之間),與漠北胡元殘餘之聯絡,或可知明人經營遼東之目的矣。洪武帝不以已據遼陽為根據,揮軍北上以擊納哈出,實在是恐怕納哈出與西方舊元勢力相聯合。所以我們推斷明人之積極經營遼東,實不過是想澈底消滅胡元之殘存勢力,以防其復起而已。在這種單一目標下經營遼東,當然就忽略當時部落散漫的女真人了。從明代之史料看,不但是忽略了元代統制下的女真民族,甚而就是當時女真人的身份,亦始終未被明人認清,當然更談不上瞭解當時遼東女真人的處境了。例如舊元之遼東版圖頗廣,南至朝鮮半島之中部,東至海,北至黑龍江以北,皆屬元之舊壤,設官分治、有土有民、且此一區域內之人民大半為女真人,而此輩女真人曾久歷遼、金、元三朝,將及整整四個世紀均安居於此區域中,按照常理明之滅元,此一廣大的舊元疆域,理應屬於明之疆土,然而終因明人之無知,以及輕視女真人之非漢人,在有意與無意間放棄了廣大的疆土,以及眾多的女真民族。今略舉一例,以見明人對舊元屬下廣大彊土,眾多女真民族的觀點。例如在今日朝鮮半島的北半部,原屬於元代的開元路及哈蘭府,其地方的居民,自遼、金以來都是女真人生活的區域,證明以太祖洪武初年設置鐵嶺衛時,太祖實錄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壬申條說:

命戶部咨高麗王;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其土著軍民女真、韃靼、高麗人等,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人民悉聽本國管屬。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復有所侵越。〔註卅一〕

按此所謂「鐵嶺」,據朝鮮「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四九記載:

安邊都護府……鐵嶺;在府南八十三里,高麗(王氏)置關門號鐵嶺。〔註卅二〕

此鐵嶺就是明太祖時欲設鐵嶺衛之鐵嶺,地在今日朝鮮半島東海岸仁川港之南方。明代以前王氏高麗曾由鐵嶺起西行至鴨綠江岸義州處,築有所謂「長城」以禦北方強族之契丹、女真與蒙古。所以明洪武間所設之「鐵嶺衙」,即是地在朝鮮半島中部安邊府之鐵嶺。從上引明太祖實錄所說,似乎明人非不知舊元時開元路所轄之鐵橫,其北、東、西三方的人民、土地均應屬明之遼祖管轄,但是高麗王朝曾向明提出了鐵嶺地區所有權的異議,如朝鮮李朝太祖實錄卷一高麗王辛嵎十四年(明洪武二十一年西元一三八八)二月條說:

初大明帝以為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元,所管軍民漢人、女真、達達、高麗仍屬遼東。崔瑩集百官議之;皆以為不可與。嵎與瑩動議攻遼,公山府院君李子松就瑩第,力言不可,瑩托以子松黨附林堅味杖流全羅道內廂,尋殺之。嵎得西北面都安撫使報,遼東兵到江界將立鐵嶺衛,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於此。〔註卅三〕

又云:「大明復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註卅四〕明太祖實錄卷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壬戌條說:

時高麗王嵎表言:文、高、和、定等州,本為高麗舊壤,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以為統屬。上論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數州之地如高麗所言,似合隸之,以理勢言之,舊既為元所統,今當屬於遼,況今鐵嶺已置衛,自屯兵為守,其民各有統屬,高麗之言未足為信,且高麗地壤舊以鴨綠江為界,從古自為聲教,然數被中國患,累朝征伐者,為其自生釁端也。今復以鐵嶺為辭,是欲生釁矣,遠邦小夷,固宜不與之較,但其詐偽之情不可不察。禮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國王,俾各安分,毋生釁端。〔註卅五〕

以上這一段明太祖實錄所記的史事,就是因為明洪武二十一年欲於朝鮮境內置鐵嶺衛,後經當時的高麗王嵎奏請停置,且奏明鐵嶺東、北、西原屬高麗,欲請大明將鐵嶺迤北之地盡歸高麗所轄,此奏到達明廷,洪武帝即作了以上實錄中敕諭禮部的一段論旨。然而從上引的一段洪武帝的上諭看,似乎明太祖非不知「以理勢言之:舊既為元所統,今當屬于遼」之情形。可是在上諭裡接著說「且高麗地壤舊以鴨綠江為界」,豈不又自行否定所謂「以理勢言之」之言?且又承認明與高麗之疆界是以「鴨綠江」為界了。因而其後之高麗、或是朝鮮反對明人設鐵嶺衛於朝鮮半島,可以說皆是根據此一明太祖的上諭,一再奏請明朝放棄鴨緣江以東,舊屬元代開元路所轄之地區。明人無可奈何,於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只好下詔「徙遼東鐵嶺衛治於瀋陽、開元兩界之嚚州」了。從此明人正式放棄鴨綠江以東之地,而承認明與朝鮮的國界以鴨綠江為限。可是朝鮮的李氏王朝,也就在明朝放棄朝鮮半島北部以後,才開始積極經營原皆屬女真人居住之地區,這是明人消滅蒙古進駐遼東後,對舊屬元代管轄下的女真民族,處理的一個實例。究竟明代為何要如此放棄這些原為元代統治下的女真人呢?明代史料中無法找出真實而明確的記載。就現有之史料推測,似乎不外;明洪武帝及當時的一些臣工們,或根本不甚明瞭當時遼東之整個情形,更不明白對當時廣大的女真民族究竟應該如何處理?所以從「理勢」言,元之所轄理應歸於明朝。可是漢人傳統的儒家思想,根本就不承認夷族之女真人為與漢人一樣的應為明之「子民」,始終以非我族類視之,當然就產生得之非大,失之非小的錯誤觀念,而將廣大的女真人置之化外。然而就因為明代開國君臣深受傳統儒家思想之支配,一念之差將已經頗為進化之女真人,棄之不問,遂造成女真部落間的社會紊亂,破壞了原來經過將及三個世紀的安定秩序,於是強凌弱,眾暴寡相互兼併侵伐,終明之世,女真部族間可以說未得一日安寧。初則部落與部落間相互的征伐兼併,繼而強酋橫行稍加統一,終因安定的社會秩序破壞無遺,當然最受影響的要以經濟受損最為嚴重,舊有落伍之農業可以說由於戰亂相繼,根本無法從事。原有的漁獵經濟,亦由於強酋之橫徵暴斂,實在對已破產之經濟鮮少補益。更加上明代對邊夷之政策,始終停滯於羈縻階段,對廣大善良進步的女真人,其生其死,明代君臣既以夷狄犬羊視之,又何須勞彼之關心,甚而夷狄之內鬨愈熾,明代君臣尚加額稱慶之不遑,又何勞之有?但是已經久歷安定社會生活之女真人,忽逢社會秩序之混亂,征戰頻仍,弱肉強食,其惶恐不安之心是可不言而喻的。既然無法坐以待斃,其唯一之生路,就是向遼東逃奔,因此在明實錄裡很明顯的表現出此一史實,在明太祖最初放棄廣大元代遼東地區的女真人時,逃亡遼東腹裡地區的,都是些比較進步的部份元代女真官吏,以及一些部落酋長。如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條曰:

故元鯨海千戶速哥帖木兒、木答千戶完者帖木兒,牙蘭千戶皂化自女真來歸;言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渾至斡朵憐一千里,斡朵憐至託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託溫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樂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隘口至乞列憐一百九十里。自佛出渾至乞列憐,皆舊所部之地,願往諭其民使之來歸,詔許之,賜以織金文綺。〔註卅六〕

又同年四月辛丑條曰:

遼東東寧草河千戶所招降故元合羅城萬戶府校卒,及鴨綠江東遺民凡二千六百八十六人,送至遼陽。詔以衣糧給之:

〔註卅七〕又十七年六月辛已條曰:

兀者野人酋長王忽顏奇等十五人自遼東來歸,賜綺帛布鈔有差。

又十八年九月甲申條曰:〔註卅八〕

女直高那日,捌禿,禿魯不花三人詣遼東都指揮使司來歸,自言高那日乃故元奚關總管府水銀千戶所百戶,捌禿、禿魯不花乃失憐千戶之部人也。皆為野人獲而奴之,不勝困苦,遼東樂土也,頤居之。乞聖朝垂恩,得以琉璃珠、弓絃、鍚鑞遺野人,則可贖八百餘家俱入遼東。事聞賜高那日等衣,人一襲。琉璃珠五百索,錫五升,弓弦十條。〔註卅九〕

又二十年十二月癸亥條:

賜遼東女直所部阿苦義等六人衣各一襲,鈔五錠。野人部將西陽哈等百三四人,自遼東來降,命賜衣各一襲,尋加賜白金千三百七十兩。〔註四十〕

待到了明成祖時天下已定,而蒙古舊元之勢力均已瓦解,可是被遺棄之廣大女真民族,經過了短時間的內鬨兼併後,弱者皆被強者所兼併,強者也已各立旗幟為酋為王,待局勢由亂漸形安定後,遂形成許多部落與屯寨。各部落之勢力既已稍近均衡,生存實為首要,然而原有之經濟全被戰亂所破壞,農業之生產又受地理條件,以及技術落伍所限制,即是可以恢復舊有簡略的農業生產,亦懼怕強族之搶掠,為了生存惟有不斷的擴充武力以自衛、或乘機兼併其他部落擴張實力,以為生活安全之保障,既然各各部落均懷兼併他部為安全之保障,而各部落也均以防備他部之侵略而自保,因此形成明代女真各部間惡性循環的猜疑與敵視。稍有眼光之部落酋長,為了生活必需品之獲得,以及既得勢力之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內服明朝甘作屬夷,既可取得天朝政治之承認,頒給敕書,封賞職位,假此保障己身安全並可防止他部之武力兼併,更可憑藉明朝的敕書而取得與明人之貿易權力,以維持日常生活必需品於不輟。而明代的所謂羈縻政策,也正是當時女真部族間生存所需之必要條件,既可以土產進貢貿易,以換取明朝政治上的承認,賜以敕書更可得到不被別部侵併之保障,又可假敕書與富有的明朝進貢貿易,而取得生活之必需物資。所以明代自成祖以後,國內局勢漸安,亦有餘力向外宣揚德威,而符合儒家思想傳統下的大漢皇帝,光被四夷,四夷咸賓,以遂其上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盛德,自大自傲之心理。因而此時的女真部族酋長,可以說數以千計的紛紛內向而臣服。當時明朝君臣雖然重視四夷之內服。可是由於漢人儒家思想之限制,內心裡始終仍以夷狄者犬羊之類的觀念,鄙視夷狄。因此夷狄所求於明代者,明朝實不願與以完全滿足,而明人願與夷狄者,夷狄之人並不一定需要。如明代之女真人所需要的物質,乃其日常所必需的糧食、鹽醬、布匹、鍋釜、耕具等,可是明代賞賜與女真人的物資大都是些衣服、彩幣、絲綢一類之物。其於女真人日常生活之關係,並不太迫切,可是對於女真人所需要的物資,卻又嚴加限制,即是女真人以貿易所得以換取,亦為明代所嚴禁。然而人類求生之需要天下皆同,所以明代之女真人既然以正當貿易、進貢等方法,不能滿足其生活所必需,當然也只有另採搶掠不正當之方法,以求生活之滿足了。可是明代君臣就是認為夷狄貪而無厭狼子成性,貢賞之物不為不多,而夷狄反不以此為足,更持強擄掠,其非犬羊者何?庶不知明人之所謂羈縻者,僅以「鷹有〔系條〕〔系族〕則饑飽遠近在我,馬有啣轡則張弛罄控在我,市賞者其鷹之〔系條〕、馬之轡耶」之態度以視夷狄,夷狄何以會誠服於市賞?所以明代之女真部族,物資缺乏時,不惜以犬羊自視,哀哀乞憐於明朝,希求些微必需之物資。然乞求哀告無效時為了生存亦只有冒死犯搶,以濟其窮困。可是明人對女真人之犯邊,動輒發動大兵以搗穴犁庭相脅,直視女真為豬狗之不如。如此你搶我剿,你求我賞相循環,終明之世幾無寧日。待明之國勢日衰,君昏臣貪之時,強大的女真部族亦應運而生,終於僅藉星散部落之女真,而覆廣大漢人之明朝,天道之無私,豈非明人之自害者何?

綜上所談,或知明初放棄女真民族之失策,始肇部後日覆明的滿洲興起。設若明繼元統而不棄女真,設官分治勤教耕讀,女真一名豈不早已無存,何以會在三百年後復起而滅明?治國者必懷鴻圖遠謀,始不致導國家於隱憂,明人無遠謀而導致於亡國之慘禍,或可為後之謀國者戒!

註一ヾ按金滅北宋事在西元一一二六,而金亡於蒙古事在西元一二三五。

註二う參見金史卷一世紀篇。

註三う參見日人池內宏著「滿鮮史研究」中世弟一冊。

註四う參見金史卷一世紀篇所述景祖事蹟。

註五う參兄宋代洪皓著「松漠紀聞」

註六う參兄金史卷一世紀篇。

註七う參見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商務印書館文化史叢書本。

註八う參見金史卷二太祖本紀。

註九う參見拙著「對於勿吉、靺鞨種族與名稱之管見」大陸雜誌第十五卷第六、七期。及拙著「釋女真」大陸雜誌第十六卷第二、三、四冊。

註十う參見遼史卷二太祖本紀下,商務印書館百衲本遼史。

註十一う參見同上遼史卷三太宗本紀上。

註十二う參見同上遼史卷七十二義宗列傳。

註十三う參見陳述著「契丹世選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會集刊第八本,及陳述著「契丹史論證稿」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出版。又參見姚從吾著「契丹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二期,及姚從吾著「說遼朝契丹人的世選制度」仝上文史哲學報第六期。以上二文均又收入「東北史論叢」一書中,正中書局出版。

註十四う參見楊志玖著「阿保機即位考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列第十七本。

註十五う參見開明書局本二十五史第五冊,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

註十六う葉隆禮撰「契丹國志」掃業山房校刊本。

註十七う參見資治通鑑卷二六六後梁紀註引趙志忠虜庭雜紀文。

註十八う參見遼史卷一太祖本紀上。

註十九う參見遼史卷七十三列傳第三。

註廿う參見前註一四。

註廿一ヾ箭內亙著「蒙古史研究」一書所收「蒙古之國會即chikulirtai」一文

註廿二う商務印書館景印百衲本遼史。

註廿三う參見同上本遼史卷七十七邪律安搏傳。

註廿四う參見同上本遼史同上卷耶律屋質傳。

註廿五う參見同上本遼史卷七十五耶律羽之傳。

註廿六う參見同上本遼史卷三太宗本紀上。

註廿七う參見同上本遼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上京道絛。

註廿八う參見同上本遼史卷三十六附「邊境戍兵條」。

註廿九う稻業君山著「滿洲發達史」。

註卅う拙著:「試論滿洲民族初興時期文化演進的大勢」政大邊政研究所年報第一期。

註卅一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明代實錄第七冊太祖實錄卷一八七。

註卅二う參見韓國古典列行會景印本「新增東國輿地勝覽」。

註卅三う參見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景印本「朝鮮王朝實錄」第一冊。

註卅四う參見同上註。

註卅五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宄所景印明代實錄第七冊太祖實錄卷一九O

註卅六う參見同上註卷一四四。

註卅七う參見同上註卷一四五。

註卅八う參見同上註卷一六二。

註卅九う參見同上註卷一七五。

註四十う參見同上註卷一八七。

 

關於清世宗皇三子弘時 看一代帝王的家庭悲劇ぽ金承藝

(一)

以「雍正」為年號的清世宗(一六七八至一七三五) ,做丁十三年的皇帝,他一生共有十位皇子。先是,聖祖康熙帝常以滿洲人為子孫取名時,誤用祖先和長輩的名字,是甚為失禮的事情;認為王子皇孫們的命名,應該仿效漢人望族巨室的排字,既使於譜牒的登記,並可使輩份分明,不易混淆。所以世宗弟兄們遂成為清代皇室第一代排字的王子。

聖祖在諸皇子齒序命名時,第一字均用「胤」宇,第二字並採「示」部偏旁的字取名。

像世宗次兄曾被兩度立為皇太子的人,名字叫胤乃礽;三兄誠親王名胤祉;八弟被世宗改名為「阿其那」的人,名字叫胤祀;九弟被世宗改名為「塞思黑」的人名胤(示唐);而世宗的同母弟,聖祖第十四子,曾任撫遠大將軍,出征青海和西藏的人,名叫胤禎(卻被世宗偷偷摸摸地更名為「胤(示題)」了);世宗十三弟、十六弟--他的心腹和羽翼--爵封怡親王的名叫胤祥,過繼為莊親王的名胤祿。

世宗自己呢?據一切官書所載,他的名字為「胤禛」,但這是否真是他做皇子時的名字(至少,何以他的名字與他同母弟的取名發音完全相同,字形混淆難辨?令人疑惑。),到目前為止,我們也只能以「姑妄聽之,姑妄信之」的態度去接受了。

在世宗登極之後,為了要對皇帝的御名避諱起見,他的弟兄們名字第一字的「胤」字,諭命改以「允」字來代替。這樣,「胤」字輩諸王,就被稱為允礽、允祉、允祀、允(示唐)、允祥……了。

至於世宗下面一輩的皇子,他們在正式命名時,第一宇均用「弘」字,第二字則採用「日」部偏旁字取名。世宗的十個兒子,依出生的次序是:

    一、弘暉

    二、弘(日分)

    三、弘昀

    四、弘時

    五、弘曆

    六、弘晝

    七、福宜

    八、福惠

    九、福沛

    十、弘(日詹)   

為甚麼世宗皇七子福宜、皇八子福惠、皇九子福沛,沒有跟其他皇子們一樣的排字呢?這是因為他們都在未正式命名和齒序時就夭殤了,故玉牒中只以乳名登記入譜。事實上連世宗弟兄儲們的兒子,像誠王胤祉的兒子弘晟、弘(日景),怡親王胤祥的兒子弘昌、弘(日交)、弘曉,莊親王胤祿的兒子弘普、弘(日融)等,也都依相同的原則來命名的。

(二)

自「清史稿」「諸王傳六」所載,世宗十位皇子的母系各為:

孝敬皇后烏拉那拉氏(世宗居潛邸時她是嫡福晉)生弘暉。

齊妃李氏生弘(日分)、弘昀、弘時。

熹妃鈕祜魯氏(高宗即位,尊為孝聖皇后)生弘曆(即清高宗)

裕妃耿氏生弘晝。

皇貴妃年氏生福宜、福惠、福沛。

謙妃劉氏生弘(日詹)

這些皇子們,都有甚麼事蹟呢?

弘暉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世宗還做皇子的時候;他是嫡福晉烏拉那拉氏所出。清代皇室和滿洲望族,極重視嫡子、庶子的區分,不過他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O),亦即世宗被封為雍親王的五年前,就殤逝了;年僅八歲。後來齒序時,稱他為「皇長子」。因世宗十子中,他是唯一具有嫡子身份的人,高宗弘曆即位後,特追贈他為親王。

(日分)與弘暉同年,僅遲生了三個月。他三歲時殤逝,雖經命名,未予齒序。弘昀生於康熙三十九年(一七OO),四十九年(一七一O)殤逝,年十一歲。後來齒序時,稱他為「皇二子」。

弘曆生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稱「皇四子」或「四阿哥」,據說自幼即為祖父康熙帝所器重。雍正十年,世宗賜號長春居士;十一年(一七三三)封寶親王;十三年(一七三五)八月,世宗崩於圓明園,弘曆繼立為帝,是為清高宗。(世間有「高宗為海寧陳家子」的傳說,然高宗上有儲,下有弟,則其餘弟兄又各來自何家?高宗母為鈕祜魯氏,凌柱之女。凌柱祖父為額亦騰,乃清初開國元勳宏毅公額亦都從弟;家世斑斑可考。傳說荒誕,實不值識者一笑。)

弘晝與高宗同生年,小於高宗三個月;稱「皇五子」或「五阿哥」。雍正十年,世宗賜號旭日居士;十一年封和親王。「清史稿」中說他性格「驕抗」、「奢侈」,最喜歡做的事情,是排列明器,手訂喪儀,使家人祭奠哀泣,而他從旁欣賞,引為樂事。大概是一位怪人吧。

福宜生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O),第二年就殤逝了;未正武命名也未齒序。

福惠生於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從後來高宗諭旨中有「朕弟八阿哥,素為皇考鍾愛」語,可知福惠幼時必為世宗最喜愛的皇子。他在雍正六年(一七二八)殤逝,年僅八歲。世宗很痛悼,「世宗實錄」上載,特命「照親王例殯葬」。

據「世宗上諭八旗」記載雍正八年(一七三O),世宗罪囚三兄誠親王胤祉的時候,手諭責罵胤祉「自幼即為皇考所厭賤」,「性情乖張,行事殘刻」,歷數他的罪狀,中有:

「前年八阿哥之事,諸王大臣無不深為悲悼。乃允祉欣喜之色倍於平時,存心陰險,莫此為甚!此其惡逆之罪,法所難宥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