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文化        第二十五期目錄

詩壇

傻話(順口溜)                                            伊爾根覺羅   

自我寫照(打油詩)                                    伊爾根覺羅   

天馬行空(打油詩)                                    伊爾根覺羅   

贈言(編贈公務人員)                                佟福森           

論述

滿族服裝簡介(二)                                     劉深               

簡介『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                    王永一           

清末推行滿族新式教育的背景探索            黃旭慶            頁一

藝文

滿族文學與滿族意識    紀念老舍先生

百年誕辰                那思陸            頁卅六

參加瀋陽故宮博物院學術研討會紀要        翁福祥            頁卅八

尋根之旅(一)                                            廣樹誠            頁四

語言

民族之間的語言接觸現象                            張華克            頁四五

滿語會話 伊犁的農村生活(一)               廣定遠            頁四九

會務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頁五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通知(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頁五

本會接受捐款徵信錄暨各界提供大會贈獎名冊                頁五一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八十八年會員大會記錄                        頁五二

滿族文化        雜誌社

中華民國七十  年八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出版

社長:粘聰明                        電話:二三八二二三八

主編:張華克                        電話:二三六三四四六二

副主編:王連玉                    電話:二七七二七二六

               關紹蘊                    電話:二二一九九三八五

業務經理:馬普東                電話:二七二三四七七

社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十號五樓之一   

電話:二三四一六四二四

印刷:公館打字印刷行        電話:二三六三三五三四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一號二樓之一

打字:張為芳打字工作室   電話:二三六三四四六二

發行方式:本刊免費寄贈會員,零售每本新台幣一五○元,國內外圖書館函索即寄。

封面左下方刊名:滿文書法ORIN SUNJACI BILGAN MANJU SHU WEN(第二十五期滿族文化)廣定遠(滿文印ARBUN SAIN KONGGUR)

封面:滿族業餘畫家關紹蘊(右)王連玉合攝於滿族協會

封面內:王連玉 雪姿(70.5x41.5cm)1995(上)王連玉 荷花(71.5 x 39.5cm)1995

封底:王連玉 出淤泥而不染(64.5 x 41.8cm)1994

封底內:廣定遠先生為本刊書寫滿文刊名(上)關紹蘊小姐作畫時神情


傻話(順口溜)                    伊爾根覺羅

我娘叫我是傻蛋    奶奶叫我二呆瓜

老爸叫我是蠢驢    哥哥拿我沒辦法

從小愚呆如笨牛    老師常把手心打

國文詩詞背不出    英文生字記性差

算盤珠子撥不準    數學觀念亂如麻

同學笑我太差勁    親友笑我也不怕

九九歸一我太傻    腦筋阿達如菜瓜

頑劣成性不開竅    糊里糊塗我長大

如履薄冰漸成長    戰戰兢兢闖天涯

遠離家鄉到處跑    年近三十才成家

天生我材必有用    誰笑我傻誰才傻

生平不做虧心事    來台奉公又守法

幸運之神常伴我    生活安祥不自誇

傻人自會有傻福    雖無成就亦不差

 

自我寫照(打油詩)            伊爾根覺羅

一生從未進軍校    大學門檻又太高

既未國外去深造    海外留學辦不到

蒙藏同胞可加分    外交子女也不少

獨對滿族有偏見    又無後台和依靠

一招半式進社會    十足是個大草包

天生圓臉眼睛小    五短身材長不高

自幼讀書又不好    家道中落失學早

兵荒馬亂中成長    戰火蔓延把命逃

三十八年來台灣    離別家鄉到寶島

單打獨鬥去打工    名利二字不計較

柳暗花明又一村    台南機場去報到

顛沛生涯已過去    工作刻苦又耐勞

各人頭上一片天    生活安定樂陶陶

人說夕陽無限好    歲月催人今已老

迷迷糊糊度一生    耿直坦率不取巧

滿頭白髮不在乎    能吃能喝能睡覺

退休後寫打油詩    不倫不類不搭調

孔子面前寫文章    關公門前耍大刀

舞文弄墨非我長    各位族長勿見笑

老來臉皮比較厚    健康長壽最重要

 

天馬行空(打油詩)

        伊爾根覺羅 試作於新店山居藏拙廬

近來寫作打油詩    不拘題材隨興至

胡云亂語又一篇    抓住靈感應未遲

天馬行空任揮灑    退休老人不喪志

想像空間無限大    自由發揮洛陽紙

只求時光易打發    日常生活玩和吃

每天出門往外跑    日子過得很踏實

日食三餐很簡便    飽食終日沒心事

給我錢財我不要    讓我做官我推辭

兩個肩膀沒壓力    自在輕鬆自顧自

都說無官一身輕    官迷心竅是白痴

晨起閒暇未出門    提筆來寫打油詩

天南地北打高空    發發牢騷出出氣

眾人皆睡我獨醒    天下多少新鮮事

人心不古世風下    禮義廉字就缺恥

自不量力爬格子    實在慚愧學寫詩

若有什麼不當處    就當笑談別呵斥

(作者伊爾根覺羅,湖北江陵正藍旗人,漢名趙覺,為人幽默風趣,詩作文思敏捷,頗受讀者好評)(照片見畫頁四右中)

 

贈言                                        佟福森 編贈公務人員

我們基層公務員    不宜好高又騖遠

惟在工作上認真    互相切磋求發展

執行任務要積極    思考一定要周延

行事力求要公正    對於功利不可貪

擔任職務無貴賤    行行皆可有表現

得志之時要虛心    過份驕傲必翻船

工作不要貪小惠    外勤不要怕艱險

日常得暇要自修    休假勿忘多充電

平時工作不用功    年終考績多淒慘

同仁相處多容忍    退讓一步天海寬

近墨黑則近朱赤    閒談莫把是非傳

勾心鬥角爭名利    虛名虛利似雲煙

風水天地輪流轉    是非得失應看淡

嘮叨雖係老聲談    皆屬至理與名言

僅在屆齡退休前    自審留白少供獻

茲以經驗作贈言    請做清白公務員

(作者為本會理事,服務於林務局,以鑽研東北民俗典故為樂,為文常見於『中國編政』雜誌)

 

滿族服裝簡介(二)                                            劉 深

請按此參考插圖頁

六、太宗天聰六年十二月初二(一六三二年底或次年初):據『太宗文皇帝實錄』(註一)太祖因「近者奢靡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為法制,詔示國中」,乃頒布了服裝規定,但多不能實行,故半年後又簡化規定。今為存真,仍將其整理後錄於下:

(一)八固山諸貝勒之服裝(註二):在城中行走,冬夏俱服朝服,出外方許服便服。其帽子之式樣,及袍、靴之限制如下:

甲、帽子:

1「冬月入朝,許戴玄狐大帽」(即後來之暖朝帽)

2「閒居(本條指冬月),許戴尖纓貂帽,及貂鼠團帽」(尖纓貂帽,即菊花頂之紅絨纓貂簷暖帽。而貂鼠團帽,疑帽上為一捧纓,餘同),請參考圖五中部屬之暖帽。

3「春秋入朝,許戴尖纓貂帽」(與冬月閒居二種帽中之第一種相同)

4「夏間,許戴綴纓涼帽」(是否不分入朝及出外均如此?有待進一步探索。)

乙、衣袍:「素、蟒緞,各隨其便。不得擅服黃緞,及五爪龍等服。若係上賜,不在此例。」

(二)八家福金之服裝(福金乃貝勒之妻,又作福晉)

甲、「居家服色,前已有旨」(待考)

乙、「冬夏出外,俱許服女朝衣。冬月,許戴尖纓貂帽。夏月,戴尖纓涼帽。」

(三)滿洲、蒙古、漢人之服裝

甲、袍:

1「自都統以下、代子、將軍、護軍及牛彔下(註三)閒散富足之人以上:冬夏在城,俱被披領袍,不得服小袍。」

2「貧窮之人,服無開襟袍(即下襬不開衩之袍,詳本刊廿四期圖三及圖五)。其果貧否,聽各固山額真詳查。」

3「若出外,俱許服小袍。」(疑為前後開衩之袍)

4「閒散侍衛章京護軍,即諸貝勒下閒散護衛、章京、護軍以上,許服緞衣,餘者俱用布。」(註四)

5「應可緞者,不拘蟒素,各隨其便。惟不許用黃及杏黃、併五爪龍等服。若係上賜,不在此例。」

6「凡婦女所服,緞布各隨其夫。」

乙、腰帶、背心:「寬帶、皮棉齊肩褂(即背心,見畫頁一圖十六,本圖摘自『滿洲實錄』萬曆十二年甲申(一八五四)「太祖宥養岱理圖」),皮棉齊肩外套(即長背心,至膝),在城不許服用,出外許服用。」

丙、帽子:

1「黑狐大帽,禁止大臣自造。惟上賜許戴。」

2「冬間,許戴綴纓團帽。」

3「夏間,許戴涼帽。」

4「在城,不許戴黃狐大帽,冬月(寒天)出外許戴。」

5「其尖纓帽及雜色皮綿帽,概不許戴。」(即:不問在城或出外)

丁、靴:「緞靴,不許平人穿用」

(四)蒙古諸貝勒之妻、并蒙古婦女:

甲、衣服:「冬夏俱服女朝衣」

乙、帽子:

1「冬月戴尖纓貂帽。」

2「夏月戴尖纓涼帽。」

3「其綴纓皮帽、并綿帽及綴纓涼帽,概不許戴。」(註五)

七、太宗天聰七年(一六三三年)七月初九:距上次定服裝制度僅半年,太宗又諭曰:「朕觀我國衣帽不一,皆各人任意創製,甚不雅觀。欲辨服色,恐國人難製,是以未及分別耳,今止定入朝冠服之制(註六)。」雖如此說,但實際也將平常之服裝,重申前令,或稍予修改。今整理述於下:

(一)袍:

1「凡朝期,俱用披領。」

2「平居,穿袍(大概小袍及無開襟袍皆可)。」

(二)帽:

1「自八大臣(八貝勒之副手)以下,庶人以上,俱不許戴尖纓帽。冬則戴綴纓團皮帽,夏則戴涼帽。」

2「其黑狐大帽,係御賜者,入朝許戴,居常不許。即大臣自製黑狐帽,亦不許戴。」

3「綿帽止許襯盔。行路居家,俱不許用,著永行嚴禁。」

(三)背心、腰帶:「凡應人等,綿褂皮褂無袖者,及腰帶寬者,止許出外穿用,平居不許。」

(四)靴:「至緞靴,惟總兵官以下,旗長以上能自製者,入朝許穿。(太高之官,反而在各種場合都不能穿)庶人不許。御前轄(轄,滿語,即侍衛),及貝勒下轄員(護衛之意),與新附蒙古不禁。」

八、同年(太宗天聰七年)十一月:太宗賜給蒙古貴族之衣中,有「蟒朝服」,當時之式不詳。『皇朝禮器圖式』有蟒朝服多種,為五品以上者方有,以後會再詳談。

參、改國號為「大清」後(入關前):太宗天聰十年四月(一六三六年)改國號為「大清國」、年號為「崇德」,本年為崇德元年,並制定君臣冠服。今由雍正時頒之『大清會典』及「初刻八旗通志」來看,所載文字頗為簡略,只規定朝服,未規定其他服裝。朝服也僅說明朝帽之頂飾及版飾,卻未說明主體。朝袍只說皇帝、皇后之朝袍顏色,亦未說明形狀及花紋。至於臣下之朝袍,連顏色亦未說明,僅規定了禁用之顏色及花紋。(註七)今暫依前述二書、太宗穿著夏朝服之畫像、乾隆『皇朝禮器圖式』及其他相關資料,敘述皇帝以至庶官之朝帽、朝帶之基本形制(皇帝加述袍)如下:

甲、朝帽:朝帽,分冬夏兩種,冬朝帽又叫暖朝帽,夏朝帽又叫涼朝帽。

冬朝帽(參考畫頁一圖十七,描自『皇朝禮器圖式』中庶官之冬朝冠):毛皮製,紅纓為絨製,比平常帽纓為厚且長,遮住帽簷一小部分。帽帶釘於簷下,交於頷下。

夏朝帽(參考畫頁一圖十八,描自『皇朝禮器圖式』中庶官之夏朝冠):織玉草等為帽胎,外面裱上羅,內用紅紗或紅綢為堣l。帽簷鑲上絲織品之邊。頂上綴紅色厚絨纓,但長度則比平常帽之纓為短。帽帶釘在帽內之「圈」上,交於頷下。

乙、朝帶:朝帶為皮製,外面包緞,帶上釘有四片「版」,係前後左右各一(不知何時取消後面之版),兩側版下有鐶,繫長手巾(飄帶)及荷包各一,另有解結錐、打火石、磨刀石等物。朝帽、朝帶上之鑲飾,則依服用者之地位而定,今分五大類述之,即皇帝、王公宗室、勛臣、額附、官員等。

(一)皇帝朝服

甲、朝帽:「用東珠寶石鑲頂」(見畫頁一圖廿一圖中為清太宗,太宗所戴之夏朝帽,與圖十五太祖所戴相同)

乙、朝袍:「服黃袍」(見畫頁一圖廿一圖中為清太宗,此件與圖十五太祖所穿者相同)

丙、朝帶:「束金鑲玉版嵌東珠帶」(帶有四版,圖中為圓版,嵌東珠五顆)

(二)王公宗室朝服

1親王

甲、朝帽:帽頂(頂子)有三層(參考畫頁一圖十九,描自『皇朝禮器圖式』,稍修飾之、畫頁一圖廿,描自『皇朝禮器圖式』)。上層頂銜紅寶石,中層嵌東珠八顆。夏朝帽(參考圖廿)前綴金佛像(亦名舍林),嵌東珠四顆。後綴金花,嵌東珠三顆。

乙、朝帶:帶上有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東珠一顆。

2郡王

甲、朝帽:帽頂及夏朝帽前後所嵌東珠,皆比親王少一顆,餘與親王相同。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綠松石一顆。

3貝勒

甲、朝帽:帽頂及夏朝帽前後所嵌東珠,皆比親王少二顆,餘與親王相同。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寶石一顆(未言顏色)。

4貝子

甲、朝帽:帽頂為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五顆。夏朝帽前之金佛及後之金花,各嵌東珠一顆。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藍寶石一顆。

5鎮國公

甲、朝帽:帽頂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四顆。夏朝帽前嵌東珠一顆,後綴金花,嵌綠松石一顆。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藍寶石一顆。

6輔國公

甲、朝帽:帽頂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三顆。夏朝帽前綴金花,嵌綠松石一顆。後綴金花,嵌寶石一顆(未言顏色)。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藍寶石一顆。

7鎮國將軍

甲、朝帽:帽頂一層,上銜紅寶石。

乙、朝帶:用金鑲圓版(未言質料)四片,每片嵌紅寶石一顆。

8輔國將軍

甲、朝帽:頂上銜藍寶石。

乙、朝帶:用金鑲圓版四片,無嵌飾。

9奉國將軍

甲、朝帽:頂上銜水晶石。

乙、朝帶:用玲瓏嵌金絲之金方鐵版四片。

(三)勛臣冠服

1超品公

甲、朝帽:帽頂為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二顆。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諸書皆未言其嵌飾,疑漏字。因超品公高於民公,民公尚有嵌飾,超品公更當有)。

2民公

甲、朝帽:帽頂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一顆。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每片嵌綠松石一顆。

(四)額附冠服

1固倫公主額附:冠服皆與貝子相同,若原係貝勒以上,則各照原封爵服用。

2和碩公主額附:冠服皆與超品公相同,若原爵在超品公以上,則各照原封爵服用。

3郡主額附

甲、朝帽:帽頂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一顆。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每片嵌綠松石一顆。

4縣主額附

甲、朝帽:上銜紅寶石。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每片嵌紅寶石一顆。

5郡主額附

甲、朝帽:上銜藍寶石。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

6縣主額附

甲、朝帽:上銜水晶。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方鐵版四片。

7鄉君額附

甲、朝帽:用金頂。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圓版四片。

(五)官員冠服

1都統、尚書

甲、朝帽:上銜紅寶石。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每片嵌紅寶石一顆。

2內大臣、大學士、副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侍郎

甲、朝帽:上銜藍寶石。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

3一等侍衛、一等護衛、參領、前鋒參領、學士、滿啟心郎(滿洲籍之翻譯官)、郎中

甲、朝帽:上銜水晶。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鐵版四片(未言方圓)。

4二等三等侍衛、二等三等護衛、佐領、漢啟心郎、員外郎

甲、朝帽:用金頂。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圓鐵版四片。

5護軍校、主事

甲、朝帽:用金頂。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圓鐵版二片(比他人都少兩片)。

(六)冠服通例:親王以下,官民人等,俱不許用黃色及五爪龍鳳黃緞。其馬鞍鞦轡等物,禁例亦同。皇后及以下各級婦女之帽頂、項圈,留待下回再談。

註一:見『太宗文皇帝實錄』十四卷十二頁,此外,『八旗通志初集(初刻八旗通志)』也有記載。惟上諭之用語及部分官名之譯法稍異。

註二:「八固山諸貝勒」之固山為軍事單位編制,如現代之軍、師等。因有八個,為分辨計,各予旗幟一面,漢文為行文方便計,習稱八旗。原本無旗幟之意。詳見宋承緒先生之「清初建軍過程與穆昆體制」一文(見『滿族文化』第十八期,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六月出版)

註三:牛彔為基層部隊之名,滿洲係全民皆納入軍事編制。

註四:因緞太貴之故。原句下即言「一緞之值,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緞成一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所以禁止者,非為緞疋專供上用,實有便於貧民也。」

註五:此段緊接云:「蒙古女人專尚綴纓。不知緞一疋,止足一纓之用,妄費無益也。」當時緞纓之製法待考。明末清初之松江府(在今江蘇省)士人葉夢珠,在『閱世編』一書中第八卷之「冠服」內有當時緞纓製法及價格,云:「大紅絲緯(平常帽之纓),初用拆緞,取大紅緞拆其經,取其不易亂。拆絲一兩,值銀一兩。後徑以散緯或雙絲染大紅,每兩價銀二、三錢者亦佳」。本書述及康熙卅多年之事,其述紅纓之價貴,最早也在順治之後,則太宗時尚在關外,其緞纓之貴必高於此時。

註六:『大清會典』未明言所定之服式為朝服,但次年(一六三七年)四月廿八日之上諭說:「凡出師田獵,許服便服,其餘俱令遵照國初之制(太祖天命時),仍服朝服」(見『太宗實錄』卅四卷第廿七頁)可知此時會典所定之朝服。

註七:曲阜孔府所藏衍聖公某世於順治年間之畫像,朝服為紅色。乾隆時則為「藍及石青諸色隨時用,惟不得用黃。」

(作者為本會榮譽會員,曾任職台灣省菸酒公賣局,鑽研滿族服飾多年)(照片見畫頁三右下)

 

簡介『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                    王永一

『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是筆者於政大民族所攻讀碩士學位時所撰寫的論文,由於一直對中國滿族史及韓國的民族史感到興趣,當時就在清史專家莊吉發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這個題目,希望這本論文能讓各界對明朝時期的滿族有一個較深入的認識。

一、緣由

女真是東北地方古代民族之一,在中國史和東北史上曾有過燦爛輝煌的一頁。女真的先世源遠流長,可溯自先秦時的肅慎、兩漢時的挹婁、魏晉時的勿吉、隋唐時的靺鞨。在唐代,女真之名已見史載,宋遼金元時沿稱女真,直至明代,是時明人將女真依地理環境,分為建州、海西、野人(東海)等三部。

女真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曾經兩度建立過王朝。而金朝、清朝等均是以建州女真為主體。女真曾經吸收如:漢、朝鮮、蒙古等各個周邊民族,形成新興的民族共同體。因此,建州女真的民族史研究,是滿族史,同時也是中國民族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明代時,建州女真地處明朝中國、朝鮮兩大勢力之間,社會發展比海西女真及野人(東海)女真迅速。建州女真是滿族的直系先世,清朝肇祖猛哥帖木兒,清朝開國皇帝努爾哈齊,皆為建州女真人士。因此,對建州女真早期的民族歷史事件加以研究,相信比了解海西女真及野人(東海)女真更為重要。

二、解題

所謂『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這個題目的字面意義,可以大致解釋如下:

1、建州女真:構成建州女真的主體部族有三,一是火兒阿部(胡里改部),二是斡朵里部(吾都里部),三是一部分桃溫部(托溫部),三者均屬於元朝時的女真三萬戶,即「移闌豆漫」。建州不是部族或種族的名稱,唐代渤海率賓府有領地稱建州,明朝於永樂元年(西元一四○三年)設置建州衛,此處的女真始稱「建州女真」,其中還包括毛憐衛。

2、形成時期:在民族形成以前,人類即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成氏族、部落,過著集體群居的原始生活。直至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大分工發生,以及私有財產的出現,促使原始社會加速崩潰,氏族部落的血緣關係遂逐漸瓦解,而產生一種以一定地域聯繫為紐帶結合而成的新型人群共同體,其具有共同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文化習俗等特徵,這種新型人群共同體就是民族,而其演變過程的階段即為形成時期。

三、歷史範疇

一般歷史學者將建州女真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形成時期(或發展時期),由明永樂元年至成化三年(西元一四○三至一四六七年),起自阿哈出、猛哥帖木兒、建州三衛的並立,迄至李滿住、董山遇難前。第二階段:恢復時期,由明成化四年至萬曆三年(西元一四六八至一五七五年),起自達罕,直至王杲崛起前。第三階段:強盛時期,由明萬曆四年至萬曆四十三年(西元一五七六至一六一五年),起自王杲、王兀堂,直至努爾哈齊建立後金之前。

在第一階段即由明永樂元年至成化三年(西元一四○三至一四六七年)這段形成時期(或發展時期),此時東北地區曾發生許多重要的民族歷史事件。例如:永樂元年(西元一四○三年)明廷設置建州衛,由阿哈出擔任指揮使。三年(西元一四○五年),自建州衛析置建州左衛,由猛哥帖木兒擔任指揮使,正統七年(西元一四四二年),自建州左衛析分出建州右衛,由凡察執掌,而左衛則由董山執掌。於是,「建州三衛」並立,因而有「建州女真」一詞的出現。建州女真此時遷徙頻繁,原因在於蒙古、明朝中國、朝鮮的三重壓力及其本身內部生產關係的發展變化所致,但有意義的是,如此反促使建州左衛、建州右衛與建州衛一同完聚整合,造成女真社會的進步繁榮,社會經濟由狩獵轉向農業、生產技術也大為改良。

李滿住曾努力經營建州女真長達四十年之久,是當時建州女真的核心人物,他率部南遷致促使建州女真的集聚,並加速女真社會的發展。此外並加強對明朝政府與朝鮮政府等兩者之間的聯繫,促進民間的文化交流,可說是成果輝煌。他在建州女真形成時期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四、研究過程

本文主要是以建州女真形成時期為主軸,以分析探討歷史文獻為研究方法,由於此段民族歷史中,舉凡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都與周邊鄰族如漢民族、朝鮮民族和蒙古民族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筆者即利用中國民族關係史、族群關係史以及中國民族志等角度,參考民族學理論,進行全面性、綜合性論析。

資料運用方面,則以中韓兩國的宮書典籍為主,徵引最頻繁的文獻是韓國的『朝鮮王朝實錄』、『龍飛御天歌』、『全國地理志(東國輿地志、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等,這些都是記錄當時朝鮮李朝政府、民間與建州女真和其他女真諸部(海西、野人)的密切往來活動的珍貴史料,內容十分豐富。而國內資料方面,則以『明實錄』為主,並旁及其他史籍,如:『二十五史』、『遼海叢書』等有關女真或東北地區的記載,再者,亦參考並引用中、韓、日三國近代學者的專書著作、期刊論文等相關資料。

五、內容分析

本文共分五章,簡述如下:

第一章,建州女真的歷史背景

首先探討「女真」一詞作為民族稱號出現的由來,再論女真的先世。女真因朝代的不同而族稱有異,故依歷史時間順序排列分述。建州女真起源傳說是一種神話。而其族屬則是史實,西此,兩者一同討論,可相互呼應。

第二章,建州三衛的由來

明朝經營女真地區的策略是採用羈糜州制度,故設置建州三衛,其產生過程和施行效果值得探究,其所屬部族、所在範圍,亦值得探究。

第三章,建州女真的遷移和聚集

建州女真不論是在建衛前或建衛後,遷移都十分頻繁,這是環境所使然,建州女真須要面對周邊民族複雜的關係,亦須顧及內部部族的和諧,於是在遷移中便產生了強大的團結力量。

第四章,建州女真的社會特徵

本章探討建州女真內部社會組織的發展和對外產業經貿的往來,並論述建州女真與周邊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形,想找出建州女真走向現代文明的原因。

第五章,建州女真式微與復興

建州女真式微是因成化三年之役李滿住戰死,本章探討其經過及其影響。另外針對建州女真形成時期在滿族史的地位亦加以深入探討。

六、結論

本文探討建州女真的歷史背景,並以歸納、整理的方式將明代建州女真形成時期所發生的重要史事如民族變遷及發展過程、所屬部族、所屬衛所、地理位置等,用圖表方式列出,以便清楚了解其歷史發展的脈絡。本文並從旁觀眼光來看建州三衛並立設置的原因,及其對建州女真族發展的影響,以說明建州女真對明朝政府、朝鮮政府的政治隸屬關係。

(筆者現於漢城高麗大學攻讀史學博士學位)

 

清末推行滿族新式教育的背景探索                    黃旭慶

教育是增進人類知識和技能,或發展人們內在素質和能力的行為活動。而透過學校教育,教育者根據一定社會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對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響,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一旦環境變遷,人們面對生活上的調適問題,便想從舊的教育進行新的變革,增加新知識,學習新技能,藉由學校教育,培育能夠因應環境變遷的人才,促成社會的進化。同樣地,清代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勢力隨著堅船利砲打開中國門戶,割地賠款不斷,洋貨外物充斥市場,中國傳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深受影響而發生急劇變遷,有識之士認為國勢不振,必須變革,以為進行學習西方軍事、語言文字的教育,便能富強。甲午戰爭爆發後,朝野人士才逐漸體認到,不由廣興教育、培植人才,不能圖強,教育層面不能再限於軍事、語文、西方器藝上,必須從教育體制著手,進行教育革新,增進人民的知識、技能,培養人民的內在素質與愛國情操。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北京創立同文館,是中國最早的一所新式學校,開啟了我國近代教育,往後陸續設立的新式學校,舉辦的教育事業,因在教育對象、教育理想、教育材料、教師地位、教學方法,學校系統與教育行政等方面,相對於傳統教育有了新的改變,可稱為「新教育」。這時,開始有八旗子弟進入新式學校學習,但僅限於少數八旗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庚子戰敗(一九○○年),新教育蓬勃發展,對滿族而言,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後始正式施行「新式教育」。所言「新式教育」,是因清末滿族教育事宜與傳統為八旗子弟所設的八旗官學不同,其教育制度、教育措施雖仿照新教育成制,在教育行政、課程內容等方面,卻又保持民族特色,與新教育略有不同,稱為滿族子弟的「新式教育」,可與近代「新教育」作個區別,也較能突顯清末滿族教育的革新與特色。

而八旗子弟教育,固然為研究重點,但新式教育對象範圍擴大,已不是八旗子弟所能全括,因早於清朝建立,滿族族名出現時,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建州女真族,而是女真族乃至其他民族共同結成的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民族共同體是在部落兼併、民族征服、人口俘獲、女真族以外的民族成分以奴隸、隸民身分加入等過程形成的,顯然包含了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旗民底下的奴隸、家丁,以及尚未編入旗籍的東北少數部族[1]。到了清末釋放家奴一體教育,解除對蒙古地區的封禁政策,對東北地區長久受滿族統治,深受滿族影響的少數族群,都相繼推廣新式教育,即使這些滿族共同體的成分,受到傳統教育的待遇並不相同,但並不能以其程度上的差別,而不將其列為清末滿族教育的研究範圍[2],因此在討論上,以滿族子弟來替代八旗子弟,方能使滿族新式教育的研究更具全面性。

滿族統治者對其子弟的傳統教育方針基於建國的策略而來,即是以鞏固滿族的統治基礎為本,而以保存民族固有的道德技能,發揮其民族之勇氣,期能使民族之精神得以永存,能與異族相競爭[3]。但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風潮興起到民國建立期間,滿族統治者基於何種原因,願意讓八旗子弟進入同文館學習西方科學,而開始接觸到新教育?是什麼原因使滿族統治者願意改革傳統教育,開始推展滿族子弟的新式教育?新式教育的建立推行,又是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而得以持續發展?新式教育有沒有新的教育目標與教育方針?新式教育有那些教育形式?教育課程內容、教育經費如何籌辦?以及新式教育如何管理?新式教育既然與傳統教育有別,則如何與民族文化相結合?滿族教育是那麼容易推行嗎?還是有許多問題?這一連串民族教育史上的問題,確實有研究釐清的必要,是以,尋求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就是本文的研究動機所在。

從教育方面考察中國歷史演變,可以發現直至清末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開始設立新式學校以前,是具有長久歷史的傳統教育。之後,漸次演變為與從前不同的現代化教育。清末教育演變的這段教育過程,則可稱為近代教育中的新教育。

至於新教育產生的原因,可從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上來分析。社會上,主要是人口的變遷,生齒日繁[4],貨不加增,民生聊困,加以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得力於外國軍隊與武器之力甚多,功臣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流,對西洋科學知識,推崇備至,並力主學習泰西器藝技巧。而清代中葉後,東南沿海人民移殖海外,與西洋接觸,對泰西文化中之新觀念、新思想,透過僑地與故鄉的交通往來而逐漸傳入中國,亦是促進新教育萌芽的原因之一。

文化的變遷,在於舊文化的僵固性和新文化的增加。對文化有很大影響的學校、書院教育和科舉考試,到清末形成八股文學,讀書人僅為求取功名,部份士人在謀取官職受挫後,轉而謀求其他職業,促進經濟轉型。新文化的增加則受教會傳教及辦學的影響甚大,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至咸豐十年(一八六○年)是教會辦學萌芽期,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至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教會辦學全面展開,學校已增至二千所,學生總數增至四萬人以上[5],加上對西方器物的需求,西方的天文、算學、物理、輿圖等科學再度受到重視,教會無形中負起了傳播西洋教育和文化的角色,為舊文化注入新氣息。

經濟方面,由農業經濟漸入工商經濟,其相關人才的培養,知識的傳播就在教育。海禁一開,洋貨充斥市場,中國傳統土貨無法競爭;面對泰西堅船利砲,浸被於中國,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中國實難用弓、矛、小鎗、土砲及舟楫艇船抵禦[6],故「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7],刺激西藝的學習,導致對新教育的需求。

道光以後,泰西船堅砲利打開中國門戶,引發師法泰西,力圖自強的想法。清廷為求政治革新,乃有海防、洋務、維新、籌憲等自強運動,主張革新者多有立學堂、興教育、求人才的想法及行動。而自強新政中的造輪船、製機器、造鎗砲、開礦產、築鐵路、折南漕、創郵政、興農政、講礦政、練陸軍、整海軍等洋務,皆須藉教育為媒介以學習新知,由是新教育應運而興[8]。如此而言,中國的「新教育」是西方的大砲巨艦威迫[9],搭配中國政治、社會等情形而應運產生的。

清末滿族教育受新教育與其他因素影響,也產生了與從前滿族教育內容、形式不同的教育模式,且與新教育異同互見,故稱「新式教育」。其興起與新教育產生時的背景和教育思潮,是交相錯綜,互為牽連的,在許多地方,滿族教育受到當時教育大環境的影響,加上滿族統治體制本身所醞釀的問題,新式教育得以受到重視與實行。

第一節 從傳統教育到新式教育

既言新式教育,必與滿族傳統教育不同且有改變。清末滿族子弟教育的改變,就演變趨勢來說,則從傳統教育演變為新式教育;就演變的進程來說,則受外國侵略與國內改革影響,而有階段性的改進。茲就教育模式的演變與進程說明如下:

教育模式的演變

滿族子弟教育模式的演變,簡單說是由傳統教育到新式教育。詳細地說,則是在教育對象、教育理想、教育材料、學校系統與教育行政等方面,有了不同的改變,以求符合當時的國家情勢、教育思潮及其民族生存發展的需要。

一、教育對象的演變:由限額到全面教育。滿族傳統教育對象主要是針對八旗成員的正戶人口與其他階級而言[10],其他人口雖然可入學校讀書,但有入學考試的資格限制[11]。所設學校包括專為貴族子弟所設的宗學(滿文Uksunitaciku,教授宗室子弟讀書的學堂)、覺羅學(滿文Gioroitaciku,教習覺羅子弟讀書的學堂)[12],為八旗子弟所設的八旗官學,為清貧子弟所設的義學。另外,也有為八旗體制下的新滿洲、錫伯、索倫、達呼爾等族群所設的官學校。此種專為八旗少數人所設的學校,可稱為旗學,學員的身分有所區分,名額、年齡也有限制,以聰明俊秀者為主要對象,專重培養少數優秀份子,其對象並未包括全體滿族人民,也不是在於養成各種人才。因此,到了清末時局變化多端,不熟謀生技能的旗民,成為國家的負擔,政府不得不加廣教育範圍,將教育對象擴及全體滿人,希望造就更多有用之人。

新式教育在使滿人具有相當的知識與能力,對外能保持獨立,對內能隨時進步,故需實施普及全族民的平民教育,使一切男女都有受基本教育的同等機會。平民教育的對象就從一般八旗正戶人口逐漸擴充到男女老少人員,八旗之外,營、站、官屯等義學生員,一律准其入學,學校中的對象也不限於旗人,有時是滿、漢兼收[13],希冀養成各種人才,以求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二、教育理想的演變:由人格教育到愛國教育;並由偏重尚武的體育及道德的教育,演變為現代所謂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教育。從前皇太極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于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14],「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即要教育滿洲子弟能奮勇向戰,互相支援,確保對明戰爭的勝利,並有君臣之義。後來統一之後,又提倡滿語、騎射,講究文武兼備教育,目的在使滿族貴族和旗民,保持固有的民族風格和尚武精神,避免滿族與漢族的同化,保證統治力量[15],忠於滿族統治者,同時滿族統治者又從「按需而學、為用而修」的注意點出發,除強調保持、發揚傳統文化,也提倡學習汲取漢族的先進文化[16]

清末一切外患,致使君主威望無法保持,八旗武力並受質疑,從前注重尚武、忠君的思想,轉變為愛國思想;只注意馬、步箭的體育精神及道德的教育,變成一面鼓勵個人立志、反省與實踐,又一面注意愛國與科學訓練,以養成有用、適合時局的健全旗民。

三、教育材料的演變:教材由文武兼備的教材趨向文武分重的專門教材。清入關以前就曾有「崇儒重道」的政策,康熙時又有「文教是先」的十六條聖訓[17],致清統治者對子弟教育貫穿著「尊孔讀經」的用意[18],同時提倡「國語騎射」的民族特色[19]。所以傳統教材在文方面,即包含所謂「國語」就是滿族語言文字,崇尚儒學,注重經學。教材是四書、五經、性理、通鑑等是經典教育[20],並參與科舉考試,須學習八股文與詩賦等是文字教育;加以重視滿、漢語言文字翻譯,蒙古官學學生學習滿、蒙、藏、漢語及其翻譯[21],是語言教育。在武方面主要是騎馬射箭及步射等訓練。

新式教育為求健全的國民,從前的文字教育、語言教育不得不演變為較實用的生活教育,譬如職業教育、農工商技能的訓練,教材脫離文字語言的限制;求富求強的要求之下,經典教育與科學教育並存,新式學校中普遍實施科學教育,包括算學、理化及其實驗;一方面是文武合一的教育,轉趨向文教與軍事分離的專業教育,軍事教育則採兵學、兵操、鎗械等教材。

四、學校系統及教育行政的演變:滿族傳統教育沒有明顯的學制,大抵循著府、州、縣儒學與國子監的層次,最高為翰林院庶常館,而且,滿族統治者為子弟所設學校,並非專為科舉準備,准子弟考試只是「誠恐進取之途未闢,至嚮學之意漸墮。」[22]所以雖廣設學校,並不形成完備的學校系統,而是形成一個複雜的教育網。傳統學校在京師和盛京有掌教宗室子弟的左、右翼宗學和掌教覺羅子弟的八旗覺羅學;京師內務府設有教導八旗官學生的咸安宮官學、景山官學,教授八旗蒙古官學生的蒙古官學,選內務府幼丁授以回回、緬甸文字的回緬官學,教內監的長房官學[23];又有京師國子監下的八旗官學;有隸八旗都統專門招收未入官學的八旗子弟就讀的禮部義學,教授世職官員子弟的左、右翼世職官學;有隸於理藩院,教八旗子弟授以唐古特文字的唐古特學;隸內閣和理藩院教官學生授以俄羅斯文字的俄羅斯館[24];盛京八旗官學,熱河、黑龍江、吉林等地官學;各駐防隸各旗參領的滿營官學、義學等學校。此外,教外籍學生以滿、漢文字者,有隸屬國子監掌管,教琉球學生的琉球官學與理藩院的俄羅斯學等[25]

清末施行新學制以後,學校系統比較完備且趨單純劃一。滿族子弟學校歸如全國學制之下,層級較清楚單純;系統上,有直系系統、旁系系統之分,直系系統從蒙學堂、初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等,旁系系統有專門教育系統、附屬的師範教育系統及實業教育系統,較從前為完備。

由此,再說其教育行政,在中央方面從前只是由禮部兼管學校與貢舉兩事[26],事實上,滿族子弟學校系統應說是一種共管局面,由皇帝一人直轄。到了清末,新式學校逐漸紛立,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學部成立前,滿族新式學堂由管學大臣兼管;學部設立後,設有尚書、侍郎、參事、視學等官,並分司掌管專門教育、師範教育、中等教育、小學教育及實業教育事宜,始有專管的完備的新式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學部下有京師督學局管理京師八旗學務,新式教育體系納於全國教育體系之下。

在地方上,各省設有學政,主管全省教育行政,滿族教育則尚有各處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城守尉等兼管,如吉林、黑龍江由當地最高軍政鎮守將軍直接管轄[27]。清代之有省教育行政專管官,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年)改設學政為提學使,其規制:「提學使司、提學使一人,掌教育行政,稽學校規程,徵考藝文師範。署設六科,曰專門,曰普通,曰實業,曰圖書,科長科員分治之。別設學務公所,有議長、議紳,以討論其事。」[28]滿族教育不出其右,或設有八旗學務處、旗務處兼管。

新式教育的進程階段

清末新教育的產生有其政治、社會背景因素,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對外迭次失敗而逐漸引出。有識之士認為中國不能再保守閉關,想用教育創造新中國,抵抗外侮,於是對改革教育的要求,加上社會、政治、經濟的情勢逼迫,促使滿族統治者對其子弟施行新式教育。以這樣的時代背景而言,滿族子弟新式教育的歷程,可約略分為接觸萌芽期、建立發展期兩期來說明。

一、接觸萌芽期,起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至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約四十年。在此四十年中又可分為兩期,自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為接觸期,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至二十七年為萌芽孕育期。

接觸期的教育是為應付特殊需要,滿族子弟開始接觸到新教育,但非專為滿族子弟而設。此時期為辦洋務,不得不設新式學校培養翻譯人才,不得不講求新式武備;軍備所需之機器與礦產開發、貿易運輸均需機器,又非講究機器之製造不可。所以設立的新式學校不外三類:外國語文學校、實業學校及海陸軍備學校。這些學校多有選派八旗子弟入學肄業,廣州同文館甚至以八旗子弟為主。而且這些學校多係專門學校性質,又未設預備學校,從舊教育出身的學生,對新式科目不易了解,對八旗子弟而言也只是摸索接觸的時期。

萌芽孕育期較接觸期進步,經過甲午戰爭,有識之士注意到整個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政策問題,所辦理的學校、課程、組織也分等、分級,有較佳之系統。此時滿族新式學校尚未正式舉辦,但是教育思潮及新式學堂的設立,卻成為滿族統治者推動子弟新式教育的風向儀,致使日後新式教育的實行水到渠成。

二、建立發展期,起自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底,約十年,亦是本文探討重點。此期經過前期的醞釀,及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實行的「新政」,促使中國新教育迅速發展,滿族統治者基於興學的需要、當時國內外情勢與民族本身的問題,也同意建立新式學校,擺脫接觸萌芽期的教育模式,並與全國的教育進度逐步發展。在這個時期教育界的重要革新包括了:(1)建立新學制,滿族學校亦有定規可循;(2)廢止科舉制度,改變文武官員之一種選舉方式;(3)普遍建立高等、中等、初等三級新式學校,取代書院及各府、州、縣儒學暨宗學、覺羅學、旗學。而滿族子弟新式教育不斷發展至民國成立後,改君主專制為民主共和,取消八旗稱號,劃一名稱,進入另一發展階段。

第二節 新式教育的接觸與教育思潮

清末由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因素,引發新教育的產生,這時的教育思潮可分為三大類:一為西語教育思潮,一為西藝教育思潮,一為西政教育思潮。其中以西語教育思潮對滿族子弟影響最多,是清末滿族接觸到新教育的開始,也是接觸萌芽期的開始。

至於「西語」、「西藝」、「西政」等教育思潮意義,大抵歸納如下:

西語教育者:大凡指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而言,或可稱為西言教育。這種教育思想,以為培養精通外國語文人才,「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敏異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駕馭之。」[29]

西藝教育者:大凡指學習泰西學術文化而言。其中包括: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汽學、天文學、地學、圖學等等,這些科目是以軍政、船政、步算為教育目的,以求船堅砲利,對抗外侮。

西政教育者:大凡指學習泰西政法刑章文物制度而言。其中包括: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等。主要思想是「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政尤急於藝」[30]。這種教育思潮起於甲午之前,盛於甲午以後。

或有學者認為西藝教育者,是一種以西語為工具,以西學為基礎,以西政為手段,接受西方文化,學習泰西器藝技巧,培育體用兼賅之人才,以建設現代化中國之教育[31],如此就是指西藝教育為新教育的整個過程。此處為避免混淆,將西藝教育限定在學習泰西技藝之教育,即限於藝徒教育(Prentice)之範圍[32]

談到西語學校教育,在清朝首肇端緒者為清康熙四十七年(一七○八年)所設立的俄羅斯文館。挑取俄羅斯佐領下之人為教師,選八旗蒙古、漢軍、監生、閒散子弟,學習俄國語言文字[33]。雍正時還別設西洋館,專攻拉丁文[34]。至英法聯軍戰役以後,洋務運動勃興,清廷與外國的交涉日繁,可是各國語言文字與中國不同,所以須先培植造就精通外國語言文字的翻譯人才以擔任交涉,於是又再度興起了西語教育思潮。恭親王奕訢乃主張仿照從前俄羅斯文館成例,專設機構,招收生徒,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培養傳譯人才。原奏略稱:

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從前俄羅斯文館,曾例定設立文字館學習,具有深意。今日久視為具文,未能通曉,似宜量為鼓舞,以資觀感。聞廣東、上海商人,有專習英、佛、米三國文字語言之人,請飭各該省督撫,挑誠實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並於八旗挑選天資慧聰,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備資學習。其派來之人,仿照俄羅斯館教習之例,厚其薪水,兩年後分別勤惰,其有成效者,給以獎敘……俄羅斯語言文字,仍請飭令該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所有學習各國文字之人,如能純熟,即請給以優獎,庶不致日久廢弛[35]

該奏摺奉旨准行,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五月挑選八旗學生入館,同年六月十五日成立同文館,是為中國新教育設學堂之始[36],亦是八旗子弟接觸到新教育的開端。其教育目標重在學習泰西語言、文字,培育翻譯人才,以當折衝樽俎之任。

後來馮桂芬鑑於當時與外人交涉,往往假手於通事,而此等人「惟藉洋人勢力,狐假虎威,欺壓平民,蔑視長官,以求其所欲」,又勾結洋兵,「欺我聾瘖,逞其簧鼓,顛倒簸弄」,且其所能,「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交涉之間,一言一字,輕重緩亟,輾轉傳述,往往影響附會,失其本指,小嫌釀成大釁。」[37]馮氏又主張推廣京師同文館之法,其議曰:

夫通習西語、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勢所不可少,與其使市井無賴獨能之,不若使讀書明理之人共能之。前見總理衙門文,新設同文館,招八旗學生,聘西人教習諸國語言文字,與漢教習相輔而行,此舉最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異敏之資出於其中,然後得西人之要領而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是。……愚以為莫如推廣同文館之法,令上海、廣州仿照辦理,各為一館,募近郡年十三歲以下之穎悟誠實文童,聘西人如法教習,仍兼聘品學兼優之舉貢生監,兼課經史文藝,不礙其上進之路。三年為期,學習有成,調京考試,量予錄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種讀書明理之人,可以咨訪,可以介紹,即從前通事無所施其伎倆,而洋務之大害去矣。至西人之擅長者,曆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書,經譯者十之一二耳,必能盡見其未譯之書,方能探頤所隱,由麤跡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於水,青出於藍?輪船火器等製,進羿之道,似亦無難,於洋務豈曰小補之哉[38]

此主張影響甚大,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李鴻章奏設上海廣方言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廣州將軍瑞麟奏設廣州同文館;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奏設隻船政學堂,奕訢等奏請於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二館,皆同此構想。李鴻章所奏設之上海廣方言館(後改上海機器學堂),則不僅學習泰西語言、文字,並藉語文學習測算、格物、制器諸學。

教育對象則先以八旗子弟為主,其次才選漢民子弟。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三月,北京同文館又添設法文、俄文班,延請法、俄二國人為教習,其漢教習均由八旗咨傳考試錄用,各挑定八旗學生十名[39],招生仍為旗人[40]。不過,最後北京同文館由原來的八旗子弟推廣為兼取滿、漢子弟年在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文理業已通順者」為學生;滿、漢舉貢生監,如有平日講求天文、算學、西國語言文字者,則「不拘年歲……一律收考。」[41]上海所設廣方言館,因中外交涉事件較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既多,人才斯出」[42],後「選近郡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入學。」[43]廣東方言館則因所招收漢民學生,來去無常,兩廣總督瑞麟建議:「嗣後同文館學生專用旗人,無庸再招漢民。」[44]而且恭親王奕訢對於挑選幼童前赴外國肄業的問題,也認為要查照上海、廣東開設同文館成案,「不分滿漢子弟」,選送外國學習[45]

為何這些新式語言學堂大多招收八旗子弟?而使得滿族子弟能先接觸到新式教育?學者羅炳綿認為此與清朝政府堅持偏狹的「滿洲本位」統治政策有關[46]。但關於同文館最初以八旗子弟為主要學員的原因,似可從學館章程舊例、翻譯的需求面及教育對象供給面等三方面來分析說明,更為適當。

一、學館章程舊例:學者陳捷先認為滿洲人自入關以後,對於中央政府衙門以及若干制度的承襲,都是經過相當理性選擇的;滿洲人是講求實際、重視自身利益的[47]。因此對於這種進入同文館當學生,有學業津貼及學習的利益,主事者自不能忽略照顧其民族子弟的好處。而且清朝辦理公務多有仿照成案舊例之便,總理衙門奏設同文館,附所擬章程六條,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一、請酌傳學生以資練習也。查舊例,俄羅斯文館額設學生二十四名,今改設同文館,事屬創始,學生不便過多,擬先傳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傳,仍不得逾二十四名之數。此項學生,臣等前在八旗中僅挑取二十名,除已傳十名外,記名人數無多,將來傳補將次完竣,應由八旗滿、蒙、漢閒散內,擇其資質聰慧、現習清文、年在十五歲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由臣等酌量入取,挨次傳補。」[48]其餘各條,包括教習的選取、人事的安排、考試稽核、餉俸給予,幾乎都是從俄羅斯文館舊章改訂。是以同文館在開辦之初,僅為培養熟識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既按俄羅斯文館成案辦理,理所當然沿襲招收八旗之例,同文館似乎只是換湯不換藥的八旗官學。

上海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仿照北京同文館例,改變不多,上海所收學生不專以八旗子弟為主,廣東則以八旗子弟為多。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上諭:

……因思總理衙門固為通商綱領,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廣州、上海為總匯之所。現據李鴻章奏稱,上海已議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而廣東事同一例,亦應仿照辦理。著庫克吉泰、晏端書於廣州駐防內,公同選閱,擇其資質聰慧,年在十四歲內外,或年二十左右而清、漢文字業能通曉、質地尚可造就者,一併揀選,延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大義,俾得通知古今,並令仍習清語,厚其廩餼,時加考查,儻一二年後學有成效,即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俾有上進之階……[49]

這時已由統治者諭令仿照辦理,在駐防內選閱學生,同時仍須學習“經史大義”與“清文”,好比在官學課程中加習“外國語言文字”學科一般。

二、翻譯的需求面考量:同文館、方言館的設立的重要目的是要培養翻譯人才,學員資格,當然最好能略有知識,已精通漢文者為佳。而且清朝傳統教育中有科舉翻譯一科,專對八旗子弟來提倡培養語言人才,供給翻譯人員,早有注重培養八旗子弟為翻譯人才的傳統與需求。所以北京同文館選取「現習清文」的八旗子弟入學,並不意外;像廣州本已挑有八旗子弟百餘人,令其勤習分翻譯,又於其中選擇年幼性慧者二、三十人,設館教習外國語言文字,「並聘內地品學兼優之士,課以經史文藝,仍兼習清漢繙譯,以期融會貫通。」[50]廣州將軍庫克吉泰奏稱:

伏繹諭旨,既於外國文詞求其融會,又於經史大義為之講明,自非賦質明敏、清漢兼通者,未易入學。奴才前於到任時,竊見洋人在城,人心未定,恐其日久廢弛。因令八旗子弟分別肄業,強而力者專習弓馬,秀而文者兼習清漢[51]

最後「即在廣州駐防滿漢八旗,向習清書繙譯子弟內,揀選資質聰慧、年歲二十左右者十六人,又訪擇漢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四人,共肄業生二十名,送入館中。」[52]

至於「查照成案」,選派子弟出國肄業。除了依循先例之外,如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選派京師同文館學生筆帖式(滿文Bithesi,記檔案之官)廣英等,隨同總理衙門總稅務司赫德赴英國遊歷學習,可是名為學習,主要在於想利用機會,「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資籌計」,「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53]基於考察國外情勢的需求,以及籌計利害攸關的心理,選派曉得外文又熟悉清漢文字,及懂得辦理文案的旗籍筆帖式學生,自是恰當不過。

另外,清朝利用奏摺整飭吏治,臣工以奏摺報告各項政事,奏摺成為重要文書。而清代奏摺,依其書寫文字的不同,可分為漢字摺、清字即滿字摺與滿漢字合璧摺。滿漢臣工臣工因文字表達能力不同,准用滿字或漢字繕摺具奏,但滿洲大臣辦理滿、蒙、藏事件時,例應使用滿字摺[54]。因此在辦理對外交涉事宜時,若具奏上報,同文館畢業學生充當翻譯官者,無異成為知曉清、漢、外語的最佳人選,有行政上的便利。

由此可知,當時對於翻譯人才的需求量甚大,有直接影響招收旗生的實際因素,不管從傳統上翻譯需求或現實上考察、奏報、交涉的需要,都需要有八旗子弟來參與西語教育。

三、教育對象供給面的考量:本來以招收八旗子弟為主要教育對象,有其背景來源及考慮因素,但是畢竟所育人才有限,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北京同文館增設算學館時,即招取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55],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並准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一體考試入館。「誠以進取之途一經推廣,必有奇技異能之士出乎其中,華人之智巧聰明不在西人以下,舉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儻能專精務實,儘得其妙,則中國自強之道在此矣。」[56]此時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以為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算學、天文中來,若不從根本上用工夫,只習皮毛,仍無實用,因此需要更多相關人才,希冀從擴大招集肄習學生中廣造可用之士,為將來裝造輪船、機器之本。

不過,並非事事盡如人意,「天文算學招考正途人員,數月於茲,眾論紛爭,日甚一日,或一省中並無一二人投考者,或一省中僅有一二人願投考者,一有其人,遂為同鄉、同列之所不齒。」[57]而且就算後來遴選聰穎之士,以供精習泰西語言文字,推及學習步算測量時,卻又因「彼時投考諸人,流品不一」,「其中堪造就者不過數人」,乃「擬令該學生等與舊在同文館內八旗俊秀同在一館,俾資探討。」[58]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兩廣總督乾脆上奏「學生專用旗人」:

查同文館章程,額定正學二十名,內滿洲、漢軍子弟二十名,漢人子弟世家四名,如有清白安分之民人院入館附學者,亦准一律訓習,仍定額十名,以示限制。……設館以來,諸生奮勉學習,著有成效者尚不乏人,兩次考試,作為生監共十一人。旗籍諸生咸皆踴躍,惟民籍正、附學各生,來去無常,難期一律奮勉,其學習西語者民間固有之,而偶有招入官館肄習者,始願不過希圖月間膏火,迨學習一二年後,稍知語言文字,每有託詞告病出館,自謀生理,而於始終奮勉學成有用者,實難得人。……擬請嗣後同文館學生專用旗人,無庸再招漢民;其現經在館者,仍聽其肄業,俟民籍學生出館缺額,即將旗人頂補足數,以收實效。旗人願入附學者亦如之[59]

至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北京同文館推廣招取滿漢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文理業已通順者應考,兼收考滿漢之舉貢生監,最後共取一百零八名,以備分送各館肄業[60]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日,設廣東同文館,規定學生三年畢業,其「能將西洋語言文字繙譯成書者,分別派充將軍、督撫、監督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繙譯官出身者,以府經縣丞為升階;旗員願就武職者,以防禦為升階。」[61]這裡的鄉試也是指翻譯鄉試而言,換句話說,入同文館學習外語的出身獎勵,也可以透過當翻譯官暨科舉翻譯考試,作為升階之路。既然提供學生學習外語有這些好處,選自身民族的八旗子弟入學也是理所當然。

到了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又因在館諸生,冀圖「鄉試文理平通,期滿保舉府經、縣丞、防禦等階」,皆專心於學習漢文,忽略西文,乃將各衙門翻譯官裁撤,以杜虛名。規定以後學生三年期滿畢業通曉西語西文,翻譯鄉試及格,熟悉清文(即滿文),仍可任官,「然猶以西語西文為先,不得僅以鄉試清文、漢文定為去取。」[62]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廣州同文館增設法、布(德國)兩館,每館仍挑質性聰穎兼曉清、漢文字者五名,另十名由英館撥出,三館俱以十名為額[63]。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六月,又以同文館、方言館所學多英、法兩國語言文字,對於俄、東(日)兩文並不通曉,故廣州將軍奏將廣州同文館法、布兩館,改為俄、東學堂,於旗民中擇其質性聰穎,年在十四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者入館學習,以培養翻譯人才[64]

另一方面,反對者如楊廷熙認為學習西學一事:「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學之猶可,科甲官員學之斷不可。何也?疆臣之制作,信者不過一省一時,朝廷之詔令,遵守者則在天下萬世;兵弁子弟學之不過成其藝事,科甲官員學之即可寖成風俗也。」[65]此種論點無異使得隸屬八旗軍籍之八旗子弟能有較大的機會,來學習西學,因為科甲人員既不可學,隸屬兵弁頗多的八旗子弟,自是選取的適當人選。可見一因招生困難,一因清廷本身對八旗子弟的重視及學生咨取較易,八旗子弟自然是選入同文館肄習的最佳對象。

因此,供給面的考量建立在需求數量的多寡與供給要素的素質上。需求大時,就滿、漢兼收;考慮到供給招生的方便性及配合性時,又希望選取八旗子弟。加上優渥的待遇,准許學生畢業「一體鄉試」任官,提高了供給意願,於是講求實際、重視自身利益的情況便又出現。一方面隱約地將學習外國言語文字,當作是學習清文、漢文外的另一種翻譯課程,「通曉清漢者」或「向習清書繙譯子弟」,資質明敏,能有較高的供給品質及學習效果。

關於選八旗子弟入同文館、方言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原因,幾乎也是八旗子弟接觸新教育的原因,可以稱得上滿族子弟新式教育產生的遠因。在接觸學習新教育的這段期間,除了西語文教育,還有部份是以八旗子弟為主的語文學校,或一般新式學校。東北之琿春、寧古塔、三姓三城,因與俄界接壤,交涉事繁,亦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三月初一日於吉林琿春設立“繙譯俄文書院”,挑選八旗子弟十五名入學,專習翻譯[66]。綜上所述,與其說挑選八旗子弟入館學習是「滿洲本位」政策所致,倒不如說是基於實際需要與滿族本身利益來得恰當。

時至光緒甲午之後,自強求變「大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67]。刑部侍郎李端棻以中國非人才不出,乃教育之道未盡,遂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五月奏請推廣學校,主張於京師設大學堂,省、府、州、縣皆設學[68]。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四月下定國是詔,變法維新。諭旨:「……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者均准其入學肄業……。」[69]明文允准八旗世職子弟入京師大學堂肄業,對一般八旗子弟並未作明確規定,仍只是限額選取八旗子弟資性聰穎者學習西語文以供任使,但畢竟已由專門的語言教育逐漸普及到普通教育。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孫家鼐議覆五城建立中學堂小學堂疏內提到:「查京師大學堂……附小學堂額數八十……小學堂皆大員子弟、八旗世職、武職後裔;此外就近願學者均未議及。欲於五城添立小學堂、中學堂,俾土著之人與外省在京之舉貢生監及京官子弟一體入學。」[70]可知京師於光緒二十四年以後才有建立小學的計劃[71]。另據梁啟超所調查,光緒二十四五年間,北京設有八旗奉直小學堂,廣東設遜業小學堂,其他中小學性質不易判分的學堂還多[72]。因此,到這段期間止,僅有部份八旗子弟受到新教育薰陶。

而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混合,以同文館為起點。國內關於中等教育的學堂尚少;高等教育類則有同文館、廣方言館、船政學堂、機器學堂、電報學堂等專門之學,又有張之洞奏設得自強學堂、盛宣懷奏設天津中西學堂、湖南時務學堂及京師大學堂等等[73]。雖然在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積極倡導建立新式學校,藉以從教學內容及教學方式,突破舊教育的框架[74],全國新教育也還只是處於萌芽階段,遑論專為八旗子弟建立新學。

由上述可知,接觸萌芽時期新教育對滿族子弟而言,都只是嘗試性的接觸,但已使滿族子弟學習新教育而朝新式教育跨了一大步,至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准各處駐防改設新式學堂,北京同文館也於是年併入京師大學堂,成為文教機構的一部份[75],滿族子弟新式教育可說真正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第三節 內部因素與教育思潮的激盪

由於大時局的需求,滿族新式教育附隨在全國教育中萌芽發展。事實上,除外在環境所逼,滿族長久統治下,其本身也出現了許多尾大不掉的問題,使得統治者不得不藉新式教育來轉移這些弊病的焦點,同時也促進了滿族子弟教育的發展。這些弊病主要是八旗官學的沒落,加上西學思潮的刺激,造成滿族統治者贊同施行新式教育;立憲要求民眾智識提升,以利自治選舉,相對隸屬旗籍的八旗成員,也面臨必須普及教育的問題;外強頻至及預備立憲的情勢,再度突顯滿漢問題,引發八旗生計的話題,故清政府也希望藉教育來提升旗民的生活技能知識,解決生計問題。

壹、官學沒落西學興起

滿族子弟傳統官學教育日漸腐敗,早在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御史李瑩上疏請禁八旗官學積弊,當時八旗官學訓課成為具文,各官學學生,並不常入學肄業;教師等亦只於查學之期,始到學校,虛開功課[76]。王榕吉請整頓宗學疏中提及宗學的弊病有三:一是宗室之廢學多因貧窮所拖累,餬口無資,難以認真學習。宗學肄業生,每月所領津貼僅敷兩日食糧,欲責令常常入學讀書作文,勢必有所不能,宗學之設有名無實。二者,「雖充裕之家能自行延師課讀,然力能延師者十之一,不能延師者十之九」,「誠恐乃逸乃諺,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得詩書之進益,坐誤聰明,大為可惜」;三為各學教習不過敷衍歲月,藉為出身之階,而職司稽察者,亦隱瞞了事,並不認真[77]。所以如咸安宮官學「學務久廢」,不但「清書全不通曉,即文藝亦甚空疏」,「至於清書繙譯殆乏專門,幾成孤學」[78]

至於八旗官學隳壞情形,官學生「止希月例膏火,並不入學肄業;教習止圖三年議敘,並不認真教誨;助教亦止於坐支俸廉,並不從嚴督責。」[79]管理國子監事務的翁同龢歸納官學漸形懈弛原因:「一則曰膏火短絀,一則曰房屋傾頹」,致使學生無資購買書籍紙筆以從事於學業,又無讀書之所,「則教習難以責成,教習既無住學之時,則助教何從督責?」[80]吏部侍郎錫珍則認為所出官學生才能大不如前的原因,除「學校不修」外,還因八旗子弟「仕途太廣」,此點正是預備立憲時,為人詬病的滿漢差異問題之一,並進而刺激了教育改革。原奏略謂:

一曰學校不修……一曰仕途太廣。查八旗仕進除科目、廕生、世職外,其由清漢文武入仕之途寬於漢員數倍,寬則易,易則坐歷階資,孰肯攻苦;即如捐納筆帖式入資無多,易於措辦,往往年未及冠,即出當差,從此束書不讀,而異日之保送御史,薦列京察,內則京堂,外則道府,率由此出,此今不逮昔者二也。夫前言往行非書無以傳,不學則立身何所式?文物典章非書無以識,不學則掌故何由知?即簿書稿案為服官所必需,不學則何以解於心而出於手?一旦治繁理劇,京官則恃有書吏,外官則恃有幕友,方自謂其得計,而不知官聲之壞,弊端之多盡由於此[81]

就在官學沒落的同時,國內不斷強調興學育才的教育觀念。甲午一役,使得朝野有識者認為僅仿西法製造,不重學習,仍無富強之期。教育思想從重視西方器藝的學習,轉向西政教育的學習。教育思潮是強調刱設西藝學校、翻譯西學知識、派遣生徒留學及變革科舉制度。梁啟超指出變法圖強,本源在多興各式學校,他說:

然將卒不由學校,能知兵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商務學堂不立,罕明貿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暢,寥寥無幾,能爭利乎?……欲求新政,必興學校,可謂知本矣[82]

盛宣懷亦稱:「宜令各省先設省學一所,教以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礦治諸學,而以法律、政治、商稅為要。」[83]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浙江巡撫廖壽豐則鑑於:「泰西各學門徑甚多,每以兵、農、工、商、化驗、製造可切於時用,算學則其階梯,語言文字乃從入之門,非博通格致不得謂之學成。」[84]此皆與張之洞「西藝非要,西政為要」思想相同[85]。教育思潮從西語、西藝教育思潮,逐漸轉為西政教育思潮,而八國聯軍餘悸,朝廷不得不變法自強,朝野人士也體認到以前只求養成人才的教育,尚不足以救亡圖存,必須普及教育養成多數愛國的國民,改造國家人口結構素質,於是逐漸醞釀出“國民教育思潮”及“軍國民教育思潮”[86]。所謂國民教育「是以教育養成多數愛國的國民來擁護國家,改造國家,使國家真能在國際上站得住。」既以養成國民為宗旨,必須使國民人人受教育,便有義務教育[87]。軍國民教育則是以軍人的精神教育來薰陶國民,使國民具有愛國心、公德、名譽心、優秀素質及忍耐力,同軍人的智識、精神、本領[88]

在教育的實際行動上,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下詔變法[89]。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八月,就諭令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為輔,務使文行交修,講求實用,並著各省督撫、學政切實通籌,認真舉辦[90]。其教育目標,無論個人主張,或法令規章,仍本中西均通,體用兼賅之態度[91],並欲廣建學堂,作育人才,使人人受教育。且隨即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政務處禮部會同奏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凡由學堂畢業考取合格者,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等名稱[92],將傳統求取科舉功名觀念安置於新式學校教育之中,以獎勵學生入學。

受官學沒落刺激與興學求才風潮影響下,滿族統治者也在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諭,令宗人府、八旗都統,選擇八旗子弟出洋遊學。上諭:

交涉事宜最為重要,現在振興庶政,尤應博採所長,出洋游歷。人員若能於各國政治、工藝,潛心考究,切實講求,庶幾蔚為通才,足備國家任使。近來各省士子留心時務,多赴各國學堂肄業,惟宗室八旗風氣未開,亟宜廣惟造就,著宗人府、八旗都統,遴選各旗子弟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志趣正大、資質聰明、體氣強壯者,造冊開送軍機處進呈,聽候派員覆覈挑選,給資遣赴各國游學,藉資練習而廣見聞,用副朝廷國治育才至意[93]

為此翰林院侍讀宗室寶熙,認為必須先掃除舊有官學積弊,建立新式學校,培植根基,方有利於學習西學。奏曰:

振興庶務,必藉人才,而培養人才必由學校。……宗學久經廢弛,八旗官學夙鮮變通。必中學已明,胸有主見,然後學西學,乃不至見異思遷;學成歸來,庶有俾於我之政治。今學校未興,恐膺是選者,一時尚難多覯,則改設各項學堂,似尤為根本之急務也。

伏查左右翼宗學及覺羅學共設十處,常年經費不為不豐。如總副管等既罕通才,難期振作,虛糜侵蝕,流弊滋多,遂至教習向不到學,學生恆不至館,每月數課,不過虛應故事;至期滿時,皆捏報成就學生幾名而已。至八旗官學八處,每年經費,由戶部撥領三萬餘金。近年造就科舉人才,亦頗稱盛。然詢以內政外交,中西根柢之學,則瞠乎若後,其誤於從前之帖括呫嗶者,亦無怪其然。

當此時事艱難,人才消乏之際,非掃除積弊,變通辦法不為功。擬請援照同文館歸併大學堂之例,將宗室、覺羅、八旗官學,改併為小學堂八處、中學堂二處,庶規模整齊,易於經理。其宗學、覺羅學原設之總管教習,宜一律裁撤,有在學年久者,或可酌給升途。改併以後,凡學堂總辦、提調、教習、一切人員,均歸管學大臣就素所深知者,自行延聘。保送學生,則小學卒業入中學,中學卒業即可舉入大學堂。至各學生考取後,住址與某學相近者,即入其學肄業。八旗學生報考,亦可由本旗徑報學堂,無須由國子監送考,以歸簡易。其咸安宮官學、景山官學兩處,亦請歸併辦理,俾免兩歧。惟事不一則不能成,任不專則罔有終,學堂改設,創始頗難,總司得人,收效乃速。京師大學堂前蒙特派吏部尚書張百熙管理,將來中、小學堂課程,亦歸該管學大臣所編定。是宗室、八旗學堂與大學堂有息息相通之故,且各官學既改為中、小學堂十所,經費容有不敷,大學堂存款較多,若以一手經營,亦可藉資挹注,可否即行簡派張百熙,兼管宗室、覺羅、八旗中小學,以一事權而專責成之處,伏候聖明裁奪。近日屢奉詔旨飭辦學堂,若宗室、八旗學堂能認真講求,人才何患其不出?矧又令其出洋游學,則於西國政藝,必能博觀精取,有所折衷。根本至計,興學宜先,愚明柔強,全係乎此。

又奏:

查各省駐防亦有設立八旗官學及書院者,類皆延聘蒙師數人,山長一人,虛糜經費,有名無實。擬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延訪品學優長通達事務者,不拘滿漢人員,派為總辦、提調,將本營所有官學及書院,仿照府縣各書院,一律改為小學堂。將來小學堂卒業後,即送本省中學堂,由此遞升,並許其出洋游學、游歷。則有志之士,爭先濯磨,學以愈愚,不致如從前之固陋矣[94]

此摺明白指出原本旗學積弊已深,若欲順應遊學、遊歷以學習西學的思潮,須先從基本教育著手,因此建議將官學改為新式中、小學堂,並由管學大臣張百熙管轄。對於此奏,上諭:

著照所請,將宗室、覺羅、八旗等官學改設小學堂、中學堂,均歸入大學堂辦理,庶幾掃除積弊,造就通才。著張百熙妥為經理,以專責成而收實效。另片奏請各省駐防官學、書院一律改為小學堂,並慎選學員,預防流弊各等語,並著張百熙核議具奏[95]

張百熙遂先將向由內務府大臣管理的咸安宮、景山兩處官學,即改作為小學堂,俟奏定學堂章程頒發後,按小學堂章程辦理[96]。從此旗學納入全國教育體系之中。而在此之前,綏遠城信恪認為「駐防八旗為國家心腹爪牙之選」,為求自強必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而將才端由教育,於是奏請將綏遠城啟秀書院改為武備學堂,以德、日兵式教練[97]。換句話說,到諭令八旗改設立新式學校時,文事、武備皆已需求從教育方面著手,新式教育的推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且在倡導自強、興才練兵之風氣下,駐防長官等亦深深體會到「欲挑練旗丁,非酌改舊制不可;欲培植人才,非注重教育不可」,「至學堂為育材自強之基,勿論文武學術必當從此入手,原有滿漢義塾已成具文,不得不先為變計。」[98]

同時,在舊教育方面從袁世凱等所請,諭令自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停止科舉考試[99]。時各省舉貢逾萬人,生員不下十數萬人,政府為謀善後,繼續為士子寬籌出路。經政務處綜合各方意見擬定《舉貢生員出路章程六條》于光緒三十二年奏准施[100],訂考優限三科,考拔限一科。各省廩、增、附生由本府、州、縣會同教官申送;八旗在京及各省駐防,由管轄之都統、將軍、副都統分送。宣統元年(一九○九年),為籌舉貢出路,舉行舉人與貢生會考,曰舉貢會考,宗室、八旗、各省駐防照章送考[101]。廢除科舉考試,及為舉貢生員籌設生路,杜絕學生緊守舊教育求功名的念頭,轉而增加入新式學堂肄業得獎勵的機會,真正使得滿族子弟教育形態進入新式教育的紀元。

貳、預備立憲對教育風氣的刺激

日俄戰爭後,日本以立憲小國,戰勝龐大帝俄。於是立憲要求,乃風起雲湧,不可遏止。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六月,清廷派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102],後又諭先釐訂官制,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晰國政,為預備立憲的基礎[103]。「惟立憲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內外一氣,去私秉公,共圖治理」,故准官民各條舉如何預備施行立憲的方法[104],至於各處條陳立憲應興之事,不外教育、實業、民政、交通、軍備、財政等大項,各項建言對日後施行要政有莫大影響。

由於立憲本身對教育普及的要求,也就導致滿族教育隨全國教育體制同步進行。所謂「國民普及教育,所以造成立憲資格也。」江蘇學政唐景崇奏立憲政策預籌大要言:「必教育普及而憲法乃有樹立之時……擬請旨飭下各督撫再趕緊設法,於省、府、廳、州、縣遍立專門政法學堂,其要尤在各處府、州、縣責成地方紳士用義務教育,以極淺顯之詞,開導下級平民,告以立憲上種種之公德,立憲後種種之利益,使之保障生存,以盡對社會對國家之觀念。」[105]亦即「普及教育之宗旨,固在培植少數之人才為國效用,尤在完全多數之人格養成公德,必使人人讀書識字,有國家思想,而後憲政之選舉,以及納稅、徵兵諸要政,乃得推行而無弊。」[106]這些想法自是新式教育設立專門法政學堂的淵源。

另外欲求普及教育,必以興學為要義,「惟興學之根基首在小學」,「而教育之起原又在女學,女學不講,則母教無基」[107]。既然應當廣興普通教育以增進國民之知識,也必須興辦高等教育以應人才之急需,而「欲言高等,宜有普通以為根基,欲言普通,宜有師範以為先導。」同時欲增進國民的程度,「必有生計以資之,則實業為要務矣。」[108]

臣工條陳多知「強富始基歸諸學術」,「知本原所在,教育為先,故於學務一端,頗為殫心研究。」[109]而富強大政,「尚有不能不急為設立者,如軍政中之鎗砲、火藥、飛機等事,實業中之農藝、工業、礦務、水利、鐵路等類,皆為中國之要需,非有學堂認真研求,斷無與列強並列之具。」[110]所以朝廷以興學為根本,預備立憲時期的教育興學思想,諸如廣興蒙、小學堂以普及教育,舉辦高等教育以求專業人才,注重女子教育造成優秀之家庭教育[111],講求師範教育培養師資,推展實業講求教育財源等想法,並引發強迫教育與義務教育的需求認知,及軍事教育的需要,莫不在各處駐防奉旨興辦新式學校後,造成推波助瀾的效果。「至於軍事教育,本可補普通教育所不及」[112],對滿族子弟自不可少。

參、滿漢畛域對推行教育的影響

面對清末亂世,君主立憲和革命運動成為民眾要求改革的心聲。革命運動者,倡言排滿,反對立憲,「謂名為立憲,實便其私,名為國家,實為滿人。夫必不利於滿人,固屬亂黨,而專求利於滿人,亦非忠言。」[113]支持立憲者認為立憲之道全在「上下一心,內外一氣」,「憲政之基在弭隱患,滿漢之界宜歸大同。近者不逞之夫,倡言革命,悖逆狂謬,蠱惑人心,私放債票,密運軍火,勾結匪徒,蠢然私動,甚至戕殺大員,擾亂治安。設非措置得宜,防查有法,必至破壞不可收拾,其害有難勝言者。推其致患之由,則在藉辭滿漢。欲弭此患,莫若令滿漢大同,消泯名稱,渾融畛域。」[114]如此,似乎「迫使滿清內外當局不得不走向立憲道路的最大原因,為繼長增高的排滿空氣」[115],而追根究底引發革命與立憲的原因與藉口則在於「滿漢畛域」,致使朝廷冀求一面以立憲自強,一面以化除滿漢不平等的措施,共同撫平人心,調和排滿革命。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七月已諭內外各衙門各抒所見,將如何化除滿漢畛域辦法,妥議具奏,即予施行。

而據各處所奏辦法甚多,影響滿族子弟教育者最要有二:

一、實行立憲,以弭不平。認為「此時欲行消弭,亦無他策,惟有實行憲政,以冀逐漸化除而已。」[116]憲政成立後,則教育整頓,學術一致;獎勵持平,黜陟一致;議院漸設,權利一致;法律改良,刑罰一致;服飾儀節,悉定劃一章程,則禮俗一致。不論貴族、華族、士族、民族,皆受治於憲法範圍之中,則「於滿人不見為獨優,即於漢人不見為獨絀,界限之說,不言自破。」[117]至於實行預備立憲後,對於教育的推廣,已如前言。

二、欲化除畛域,先謀生計,欲謀生計,在植自立之基。言化滿漢者,有賜漢姓、聯婚姻、劃一升途、不論官缺、策駐防、改京旗等等建議,總要滿漢差異則在於「權利義務不甚平均」。權利者,如滿漢官缺不一;義務者,如漢人無不納稅,滿人則以兵之名額,坐領餉糈,有分利之人,而無生利之人[118]。「生利」、「分利」之說,實因八旗皆屬兵籍,國家必須支國庫以養之,當時「計京旗及各省駐防人口不下數百萬,兵額不下數十萬,餉項屢經扣減,養育兵月餉不及八錢,領催、馬步甲等,支數亦殊原額,養身不足何論贍家,流弊所底,日就貧弱」,「而該兵丁等以食餉之故,遂致士、農、工、商不名一業」,所以「現欲化除旗漢,必先為旗人謀生計。」[119]寧夏副都統志銳在奏〈化除滿漢畛域在使旗民自食其力並裁減滿缺補以漢員〉摺中,也以為化除畛域,第一要義是「旗民必使自食其力」,否則引起民怨,因:

駐防兵丁,果能如國初之所向必克,為民捍患禦災,自無異議。無如廢弛腐敗,坐食優游,小民終歲胼胝,徒供駐防溫飽,且恃驕貴,到處欺凌,積忿之深,不止一日[120]

另一方面,其餘方法,只是治標不治本,如撤駐防是仿照遣撤防綠各營兵勇之例,照所得餉額十倍發給,令其自謀生計,按「京旗駐防,每年餉乾約計千萬十倍發給則需銀一萬萬兩」,稅賦所出在於人民,故無法真正解決「租稅不平,生計不裕」的問題,所謂「將始也漢人以權利不均而疑及滿人,繼也滿人又以生計不良而怨及漢人,解釋無善策,軋鑠無已時。」[121]因此,不論是負面的不平等,或不能治本的正面方法,都須先為八旗謀生計,方易化除滿漢界限。

事實上,八旗生計的問題由來已久,康雍乾時期已採行許多相關政策[122]。到了清末時局艱難,人心動搖,亂機四伏,加以八旗人口日繁[123],國家歲糜鉅帑,贍養不能執業之旗人,造成財政上、管理上、社會上的負擔。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山西巡撫沈桂芬上疏言:「臣官京師時親見旗民生齒繁庶,不農不商,除仰食錢糧外,別無生生之策」,「其強者悍然為非,每陷刑網;弱者坐以待斃,轉於溝壑」[124]。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陝甘總督左宗棠又將八旗生計情形奏明:

八旗官兵係出國初勛裔,環衛京師,餉糈較綠營為優,而營運資生之策,則較綠營為絀。綠營兵丁餉糧雖薄,應名差操之暇,可傭雇謀食手藝營生,退休尚能自食其力;八旗之聰明俊達者為士,勇敢強壯者為兵,惟在致身仕途博廉俸為仰事俯畜之計,無官祿者或傳習經蒙、散練弓馬,以其所能食於人已耳!然不習行商服賈之業,不知服田力穡之勞,不諳匠作工師之技,於世之所謂四民者,僅可名之為士,而農與工商無與焉。日荒於嬉,惟慢游自便,望其食力行身、俯仰足給,豈可得哉?又況逸豫之久,由昏慵而長惡,緣才者浸成廢才,愚者或流於匪僻,不僅飢渴之足為心害也[125]

如此,八旗之人世受恩餉豢養,不習農工商,雖說為士人尚可,而官學衰敗,成效無多,以致游手好閒,或觸犯刑責。於是在實行立憲,講求上下一心,必須化除滿漢畛域的同時,長久以來的八旗生計問題,又再度成為重要話題。

生計問題積弊既深,不得不謀求挽救之策,有識之士開始了解到挽救之策,必須從教養開始。四川補用道熊希齡建議:

廣設工場及實業學堂,使子弟之壯者、幼者,均有所習,則可各營生業,不至累及於父兄,程功雖緩,後效可期。此治本之計也[126]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胡潛,也建言普滿人之教育,使分途學工藝、習商務、課農桑,按年按月妥為安置,可由而漸撤其錢糧,減少京師、駐防游手好閒之滿人,而朝廷所餘錢糧鉅款,可備緩急要需。所奏普及滿人教育的大意如下:

論語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有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申之以孝悌之義。此不分滿漢人而當先教之以務本也。各省漢人居鄉者其弊也野,居城者其弊也蕩,居通都巨鎮者其弊也奢;滿人無居鄉者,尚鮮野蠻之習,而或流於蕩,或流於奢者,固以漢人同弊。欲救其弊,莫如普興蒙養學堂,凡滿蒙子弟年在十歲內外者,皆令入蒙學堂,否則罪其父兄。其子弟入蒙學堂讀聖諭廣訓、四子書,或一二經書,習最淺近算學。年及十五六至二十歲以內者,姿質如果愚魯,分途習農、工、商、實業,可藉以謀生矣;其聰穎可造者,升入中學堂陶育之,以養國家有用之材,況既不分滿漢,尤宜培植滿人自立之基礎也[127]

由教育著手,使滿族子弟就學不易流於遊蕩、驕奢,課學內容兼習「淺近算學」,培植學習商務的根基,以養成國家有用之人才,似乎是個較為可行易行的方法,同時提到宜「培植滿人自立之基礎」,日後也成為滿族子弟重要教育宗旨之一。所以,翰林院侍講阿聯就認為若能妥籌學務,「八旗教育必有斐然可觀者,而生計亦必因之綽裕」,「刻值預備立憲,滿漢之融化即期之於此八、九年之間,而融合滿漢之所難者,八旗生計而已。今若講求教育,在國家勿庸籌措大宗巨款,在八旗已深受其惠。」[128]

化除滿漢畛域的問題所引發的教育建議,只是新式教育中實業教育的序曲,真正大興則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之後,時光緒皇帝諭內閣云: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從前各省分設駐防,原為綏靖疆域起見,迨承平既久,習為游惰,坐耗口糧,而生齒茲繁,衣食艱窘,徒恃累代豢養之恩,不習四民謀生之業,亟應另籌生計,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撫,會同各將軍都統等,查明駐防旗丁數目,先儘該駐防原有馬廠、莊田、各產業,妥擬章程,分劃區域,計口授地,責令耕種……世世執業,嚴禁典售,即以所售田畝之數,為裁撤口糧之準,裁停之饟,另款存儲,聽候撥用。……一面仍將各項實業教育事宜,勒限認真分別籌辦以廣旗丁謀生之計。其授田之始應需盧舍隄堰,暨農具、牛、種等項,並開辦實業各經費,准由裁停饟內,覈實奏請,酌量協濟[129]

自此,各地駐防紛紛以授田為先,舉辦實業教育,解決旗民生計問題,而隨著授田、撤糧等辦法相繼而來的是農業傳習所、農事試驗場等專門教育的實施,開辦後的常年經費也有請款的依據,解決部份籌款問題。

後來,內閣侍讀學士延昌認為:「旗制之壞,其使壞於有養而無教,繼壞於無教且並無養而亦無之」[130],因此縱使遣散旗丁,發放口糧,使自謀生理,仍有其弊,不宜遽行,最急須者還是要教育以提升子弟生活能力:

蓋以國帑艱難籌款匪易,倘即勉為羅掘按年應付,而以未受教育之旗民,既不解持籌握算之術,復不習手胼足胝之勞,得有金錢易於浪盡,依然窮困,必至流離,誠恐謕飢號寒將有變本加厲之勢,補瘡挖肉反貽厚此薄彼之譏,試為抉其弊究其原,乃知旗民生活程度必視生活能力為比例,而教育刻有不容緩者也[131]

由此可知,旗民缺乏獨特的謀生技能,「夫生計者即生術也,不學則無術」[132],若僅給予錢糧,授田歸農,只是徒增弊病,不如廣為教育增加其生活技能,才是根本解決之道。誠如河南巡撫陳夔龍奏設河南駐防滿營小學堂所言:

臣維興學育才在今日最為急務,滿漢本宜一體,教澤豈可偏枯,況旗兵生計維艱,積弱已甚,若不亟謀教育之方,將濡染愈深,靈明日窒,雖有聰慧子弟,亦斷歸於窳情而無用,殊非朝廷培養根本之至意。現在河南通省學堂均已次第開辦,此項學堂所以端旗民養正之始基,即所以開滿營自強之風氣,改作斷不容稍緩輕營[133]

總結上述,清末滿族統治的王朝,外有強敵逼臨,於是不得不自強維新,舉辦教育,造就人才;內有革命風潮與立憲訴求,進而刺激教育發展。對滿族其民族本身而言,外有舉國教育思潮的風行,排滿革命的威脅與立憲的壓力;內有官學敗壞人才不出,與大族群──漢族的關係成為排滿的藉口,八旗生計的拖累變為立憲時須解決的大問題[134]。林林總總生活環境的問題,造成民族生存的威脅,促使滿族統治者須配合各種情勢,不斷推動其子弟教育,「為八旗籌生計,則以學堂植其基」[135],將滿族子弟教育從傳統教育推向新式教育,擺脫接觸萌芽期,建立發展其新式教育。

(作者為政大民族所碩士,對滿族子弟教育有深入的研究,為文廣徵博引,質量兼具,現服役外島任職陸軍少尉)

 

滿族文學與滿族意識    紀念老舍先生百年誕辰

那思陸

老舍出生於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光緒二十五年),卒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七歲。老舍本名舒舍予,出生於一個滿族正紅旗護軍的家庭裡。由於他是個滿族,又適逢大清帝國的衰亡期,這似乎就已註定了他一輩子坎坷的命運。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老舍的父親因保衛皇城而為國捐軀,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大清告終,民國成立。老舍在他給『宇宙風』雜誌寫的簡歷中自述:「三歲失怙,可謂無父。志學之年,帝王不存,可謂無君。」筆調淒涼,聞之惻然。今適逢老舍先生百年誕辰,特為文略抒己感。

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時,曾經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合眾政府」,也曾主張「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這些主張中,「建立民國」是正確的,「驅逐韃虜」卻是明顯錯誤的。所謂「韃虜」無非是指中國北方的邊疆民族,包括滿洲、蒙古、維吾爾等。他們都是中國多元民族國家的成員,根本不應該驅逐。但由於孫中山先生想藉用民族主義思想的強大力量,來改造中國,卻使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在民國成立之後,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政治歧視與壓迫,這或許是孫先生所始料未及的。偏不幸的是,老舍先生的大半輩子就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以致辛酸備嘗。但對讀者來說卻是幸運的,老舍先生居然再這種時空背景下,大量創作了精緻的小說、戲劇與雜文,饗宴社會。當時老舍先生曾往英國任教五年(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應邀到美國講學四年(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

中國是一個由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對於這一事實,中國國民黨以往並不願意承認。理由是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孫總理的遺教左右了中國國民黨的思考模式,以致對事實視而不見。中國共產黨則承認這一事實,並承認中國大陸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與漢族均立於平等的地位,這種民族平等的想法,看起來比中國國民黨要好些。因此,老舍在中共建政前夕,回應了文藝界三十多名老友要求他「參加新中國建設」的邀請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老舍回到了北京,開始了另一個創作階段。

在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工作期間,老舍負責指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老舍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學方面有相當開創性的貢獻。據『滿族現代文學家藝術家傳略』一書中介紹:「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作協會議上,他數次做關於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專題報告,還以身作則到京郊滿人聚居區去體驗生活,寫出了被稱為社會主義時期少數民族文學代表作的長篇小說『在紅旗下』。在著名話劇『茶館』和他最後一部劇作『在紅旗下』中,也以較多筆墨描寫滿人生活。他還根據藏族民間故事創作了歌劇『青蛙騎士』。他曾到新疆、內蒙古參觀訪問,興致勃勃地寫詩作文,歌頌少數民族地區取得的巨大進步。」

所謂民族文學可以有狹義與廣義的定義。狹義的定義是指:「以本民族的文字撰寫有關本民族的文學」。廣義的定義是指:「除以本民族的文字撰寫有關本民族的文學以外,也包含以其他民族的文字撰寫有關本民族的文學」。滿族入關三百餘年,乾隆以後漢化漸深,光緒年間,只有極少數滿族人民還能使用滿語、滿文。顯而易見的,老舍無法運用滿文寫作,老舍的作品都是用漢文寫成的。依照筆者廣義的定義,老舍的作品當然是滿族文學,也是少數民族文學。就像中國境內有許多少數民族,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可以使用漢文創作民族文學。只要這些少數民族作家所創作的題材與各該民族有關,那麼他所創造的就是民族文學,或稱少數民族文學。

老舍的小說與戲劇作品充滿了滿族的民族色彩,隱含了滿族的民族意識。那種意識並不強烈,看起來相當隱微,沒有激情,卻有不少含蓄。其中展現了滿族在民國以來那種逆來順受、堅苦卓絕、屹立不搖、維護傳統的優良特質,其實,這些特質,既屬於滿族、也可以在老舍身上找到。在老舍的作品中,『正紅旗下』是一部未完成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寫於一九六一年,共寫了十一章,約八萬字。這篇小說應該只是一部大部頭長篇小說的開始。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因案老舍被戴上了「反黨」的大帽子,所以『正紅旗下』這篇小說無法再寫下去,蹉跎四年,一九六六年,老舍自殺身亡,這本小說成了永遠不能完成的作品,令人惋惜。

據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在『正紅旗下』一書的代序中,曾經提及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她相當婉約的說明,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條件下,有才華的作家是比較容易發揮的,她說:「在這個時候老舍寫『正紅旗下』,我想,是有一個客觀原因的。它不是現代體裁,小說中除了一個叫十成的小伙子是個義和團之外,再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它是以寫滿人為主,還偏偏是一個清朝末年的滿人,思想難度相當大。但是,老舍並沒有顧及這些難處。他拿起了筆,寫了起來。無疑,他是受了一種特殊的鼓舞和推動。現在回想起來,這鼓舞,這推動來源於周恩來同志和陳毅同志當時的幾次重要講話。幾次講話允許作家在一定的大前提之下自由選擇體裁,允許作家用自己的風格和擅長描寫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和人物,允許給作家寫作時間長一點,提倡文藝工作者心情舒暢、意氣風發地工作,鼓勵他們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而努力提高寫作質量。應該說,『正紅旗下』就是這種氣氛的產物。」

民族文學和民族意識是分不開的。沒有民族意識的民族文學是沒有生命力的槁木死灰,無法感動人心。滿族文學和滿族意識也是分不開的,在老舍的作品裡,隨處可見滿族意識,他常以委婉、哀怨的方式表達滿族民間的喜怒哀樂,那種繁華落盡的滄涼,正是滿族人面對現實時無奈的寫照。

近十年來,海峽兩岸掀起了一股滿族研究熱,無論滿族的歷史、語言、文學、文化、政治、經濟、社會,都有人從事研究,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然而,這個研究組合之中,還是以漢人為主,滿族所佔極微。這就牽涉一個立場的問題,漢族研究者常以漢族觀點批判滿族,造成了許多偏狹還渾然不覺,以致無法正確的認識及評價滿族歷史與文化,十分可惜。如果,在這個研究團隊中提高滿族成員的比率,甚至發揮主導的力量,相信對滿族研究必然有更大的幫助。

從這個角度來看,老舍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以民族文學作家的身分扮演了滿族代言人的角色,扭轉了滿族在辛亥革命、滿洲國事件兩度政治上潰敗,成為無聲的羔羊的窘境,在字裡行間,滿族是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中國人,決不是人人得而殺之的「韃虜」。這股文學的力量,拯救了無數走投無路的滿族,彌平了滿漢之間猜忌與仇恨的傷痛。這個事實,就不是單純從文學的觀點所能考量到的了。只是在歌頌老舍之餘,我們不禁擔憂,誰是老舍的繼任人,再為滿族說一句公道話呢?

(作者曾任本刊主編,現任空大副教授)(照片見畫頁三左上)

 

參加瀋陽故宮博物院學術研討會紀要                翁福祥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筆者和毓子重(羅毓瑞)、宋承緒先生、林佩芬小姐等四人,應瀋陽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王佩環的邀請,參加瀋陽故宮博物院建院七十週年院慶暨清前期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現將當時過程摘要記下,讓各位關心滿族協會的朋友瞭解一下本會的活動情形。

筆者準備的論文題目是「清世祖福臨與祖制」、毓子重寫「滿族的玉器文化與清代的玉雕藝術成就」、宋承緒先生的論文題目是「三仙女的故事探微」、林佩芬小姐寫「滿族史詩西遷之歌的研究」。大會九月九日星期一召開,我們九月七日星期六晚上八時抵達瀋陽桃仙機場,出關前大伙還在擔心晚上住宿的問題,出關後,看到瀋陽滿族聯誼會的關世珠局長、范彬秘書長、瀋陽故宮博物院王佩環副院長、瀋河區的趙渢來局長、族胞張漢潔、唐英凱等人已來迎接,住宿地也訂好了是瀋陽賓館,這才放下心來。

經過四十分鐘車程,一行抵達瀋陽賓館。賓館張燈結綵、喜氣洋洋,五彩大氣球高懸空中,下掛大紅布條,上書「慶祝瀋陽故宮博物院建院七十週年院慶暨舉辦清前期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點出了會議主題。賓館設備尚佳,一人一間住起來也很愜意。

九月八日雖是星期天,整天卻訪客不斷。從客人口中得知,中共當局對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有些意見,認為這個基金會宗旨不詳,傳令中共黨員幹部不得輕易參與,以免影響政令執行。筆者和毓子重先生都感到十分錯愕,認為不可思議。先問趙渢來,他說是政協委員關嘉祿講的,再問關嘉祿,他說是北京教授關紀新說的,找到關紀新,他說也沒什麼事,低調處理就好了。但事實不然,瀋陽故宮博物院院長支運亭過來說,趙渢來局長交代,大會中毓子重先生不得以「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主席的身份發表演講。毓先生很生氣,他追著問趙渢來兩件事,一是為什麼壓著不發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的會員名冊?二是為什麼不事先告訴他在大會中不准發表演講?毓子重先生認為他遠從美國趕來,目的就是參加會議,如果不准發言,還回來做什麼?趙渢來身為「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瀋陽聯絡處主任,有必要事先告知他這個主席才對,趙渢來一副有口難言的樣子,一直避不回答問題,毓先生就當場解除了趙渢來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瀋陽聯絡處主任的職位,氣分尷尬。岫岩縣趙朝勛館長此時為了幫腔竟大放厥詞說:「我的祖先在清朝做官是我的恥辱」,趙館長是滿族皇族愛新覺羅氏,筆者認為他有些失言,回敬他一句:「不肖的子孫才是祖先的恥辱」,他臉紅脖子粗說:「翁老,你怎麼罵人呢,你老糊塗了吧?」,為了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不准活動的事,大家吵成一團,很不愉快。

九月九日星期一早上九時大會正式開始,一連串儀式後十一時大會開幕式結束,午餐席開四十桌,下午二時赴瀋陽故宮博物院參觀。瀋陽故宮為配合此次大會,特別開闢一個珍品展示區,燈光明亮、空調適度、裝潢高雅。展品有翠玉極品、大東珠、瓷器、龍袍、后妃衣冠、皇太極的鹿角椅子、詔書等等,美不勝收。毓子重先生長年在美經營珠寶行業,經驗豐富,認為瀋陽故宮東西雖好,但保全措施還有些不足,如能增加安全玻璃、電眼、錄影等設施的話,整體評價將更能提昇。

晚宴由瀋陽市長在新落成的商貿酒店主持,中外來賓多人都來赴會。席間經林佩芬小姐介紹遇到台灣歷史文學學會副理事長郝明義先生,他因小兒麻痺症持著柺杖千里與會,毅力驚人。目前他擔任台灣商務印書館經理,在文藝界是頗有名望的。餐後大會派專車接送大家赴南湖劇場觀賞文藝晚會。晚會中有舞獅、雜耍等節目,其中以清宮美女服裝表演最是鮮豔富麗、婀娜多姿,既具民族特色也頗受觀眾歡迎。

九月十日星期二,到瀋陽已是第四天了,這才開始正式的學術討論會。第一場在賓館八樓大禮堂舉行全體會議,指定各地區代表報告。我代表在台灣的滿族協會發言,主題是「台灣滿族的生活狀況」,內容有民族向心力的消長、協會的成員成分、台灣滿族的政治社會環境等。毓子重先生原應代表在美國的滿族發言,但因支院長不許他以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主席的身份發言,只准他以一般滿族的身份說話,毓子重先生滿心不悅,就根本拒絕說話了。接著大會分四組討論,筆者與宋承緒先生分配在同一組,位於六樓,兩人相鄰而坐,隨時都能有個照應,十分方便。

晚上應瀋陽市滿族聯誼會之邀,在一家滿族餐廳歡宴。席間與滿族大老關山復、遼寧省副省長朱川談話,毓子重先生拿出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的會員名冊,送給山老並請其指教,毓先生完整報告了世界滿族文教基金會在美國成立的經過暨將來的展望,山老聽了精神一振,表情認真的說:「好,很好。這件事我盼望很多年了,我老希望族裡有人發揮愛心、膽識、抱負,出來拯救民族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咱們偏遠地區仍有許多失學兒童需要救援,今天有人來做,是好事一件,你好好去做吧!」我心裡好激動,有山老的鼓舞,這幾天聽到的流言蜚語都不算什麼了,鬱悶一掃而空,那一餐飯吃得非常愉快。看到毓子重先生也是滿面笑容,我想我們的感覺應該是一樣的。

九月十一日星期三,到瀋陽的第五天仍是分組討論,宋承緒先生由於發言穩重、滿頭白髮,甚受青年學者尊重,經本組一致推薦為第一組代表,參加大會綜合報告擔任發言人,我坐在他旁邊,也感到與有榮焉呢!

九月十二日星期四是大會最後一天,也是我們到瀋陽的第六天,上午分組討論,下午大會綜合報告結論。上午北寧市市委書記王勝斌、寬甸滿族聯誼會的會長姚斌都打電話說要在下午派車來接,果然,下午二時北寧、寬甸的車子一前一後雙雙趕到,北寧市的統戰部長齊連達、文化局長宗華、交通隊陸主任三位共開來兩部轎車、一部警車,聲勢驚人。我們按照順序只好先上北寧市的車子,並向寬甸滿族聯誼會會長姚斌說聲抱歉,我們後天會再去寬甸拜訪的。就此在警車開道聲中提前離開了瀋陽,結束了研討會之旅。

(作者為本會常務理事)(照片見畫頁三左上)

 

尋根之旅(一)                                                    廣樹誠

今年六月中旬,腦中忽然覺得亢奮,也許是靜極思動吧!有感於近十年來,我多半時間奔波於大陸及歐美各地,反而極少有時間在寶島上生活,對於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總覺得有些陌生與虧欠,好想去親近親近,也希望對這座島嶼上的名山大澤表達一份尊敬與謝意。我立刻奔出家門,登上火車,先環島、再登山。經過幾番辛苦,我繞完了台灣、上過了阿里山,最後,終於登上那座東南亞第一高峰、海拔三九五二公尺的玉山山頂。站在朔風凜冽、寒氣刺骨的山區,看著晴朗無際的北方天空,突然,我腦中閃過一個強烈的念頭,就是這趟旅程還沒有完,這裡只是個起點!因為,作為滿族的一份子,不回民族的祖山,向千萬年前的祖先起源聖山朝拜致敬是不對的。在這股興奮的意念驅動下,一週後,我就飛抵了北京,再搭車覓伴,開始了我尋根拜祖之旅。

作為滿族錫伯部族的一份子,哪兒才算是自己的祖山呢?相信許多人也答不出來,這就必須回顧一下滿族的歷史及構成了。滿族是中華民族構成的主要民族成分之一,清代的滿族在愛新覺羅皇室的領導之下,和中國各民族共同努力締造了二六八年的悠久歷史。雖然清末整個中國受到西潮東漸的影響,導致最終清帝的遜位,但是整個清朝在文治與武功方面卻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由最近電視上經常播出的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裡,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那份功績,不僅是滿族的智慧成就,也是所有中國人的光榮驕傲。

至於滿族的形成,其實是由清太祖努爾哈齊在統一了當時東北地區各女真系統的各部族後,再由他的繼承人皇太極人為的選擇了「滿洲」這個新名稱,來統稱這個新興的、但是卻以古老的民族血緣為依據、共享政治、經濟利益所整合成的新利益族群。當然這整合過程中,有先後加入的族群,也有雖屬於同一族群,卻因為地處偏遠地區,或當時隸屬於其他民族或勢力管轄的部份,經過不同時期方才逐漸併入了滿洲民族的。構成滿族卅六個部族中,錫伯、索倫、察哈爾等部族就是大致分為先後兩階段加入滿族陣營的。當滿清入關時已加入滿族號稱「從龍入關」的部份,就和其他部族一樣,分編在八旗中,統稱「佛滿洲」。其實,「佛」一字是後人區分時﹐加以美化的名稱﹐滿語「佛」的意思指「舊;舊的;老的」,也就是舊滿洲、老滿洲的意思。而在入關以後﹐遲至康熙年後才歸順清政府的同一部族的其餘部份則稱為「伊徹滿洲」,「伊徹」二字滿語原意是「新的」,也就是新滿洲的意思。

至於構成滿族的各個部族﹐先後約有卅六個部族,而這些部族的源頭,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名稱。例如清代所稱的滿族,在金朝就稱為女真。據史書上記載,在東北地區曾經先後出現過遼代的契丹、較早的鮮卑以及更早的肅慎、靺鞨等不同名稱。史學家常對以上各民族與後期的滿族是否有直接關係,抱持相當存疑謹慎的態度。但是由於這些民族的文字性史料相當缺乏,基本上在貧乏的史料中,又絕大多數是取自漢文資料的記載,這種情況使得我們對古代邊疆的非漢名族的發展情況實在很難掌握。幸好,近年來逐漸出土的文物古蹟使得人類學、民族學在考古知識方面的增強,對於重新認識許多地區民族的來源或演化幫助很大。綜合歷史、語言、人種、考古以及社會與民族演化發展的經驗,對於滿洲源流民族的認知,似乎可以做出以下的歸納。第一,滿族的族稱,名稱是人為的,是當時為了一個政治的、經濟利益的目的,而創作出來整合各個部族的統稱。第二,構成滿族的各個部族,來源其實相當駁雜,但可以代表那個時代,東北地區各種民族及利益團體,其中也包含了滿化了的漢族旗兵在內。第三,語言方面來看,自古民族間經過征伐、遷徙、貿易、天災人禍都會造成語言的相互融合與同化。而東北地區,除了漢語系的民族外,其餘不論是女真、契丹、蒙古、朝鮮以及更早的鮮卑等,都屬於阿爾泰語系。滿語所屬的是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其實各部族之間語言上的差別,若是比諸漢語系中南方與北方各地所產生的方言而言,可能還更小一些。但是在各民族中因需要而發展出文字系統後,因往往是拼音文字,與漢文方塊字的統一體系根本上有所不同。以致阿爾泰語系的拼音文字很容易將小的差異擴大,而化同為異,使一種語言看起來像是好幾種語言。而漢字卻可以將不同讀音的方式消除了語音上的差別而化異為同,更拉近了不同民族間的關係。所以很有趣的是,漢民族的語言分類,一般而言是博大寬鬆,兼容並蓄。即使語言上大有差別的如溫州話、廣東話、上海話、山東話、湖南話,互相之間根本是無法溝通的語言,也因為主觀認同及同文效益,都會視為一體。反過來看,北方許多民族,語言上同屬於阿爾泰語系,甚至同屬於通古斯語族,卻因文字屬於拼音系統,而往往以少許發音上的差異,就被劃分開來成為所謂的不同民族,由此看來,分類者的偏見與文字的魔力,綜合在一起的效果真是驚人呢!

說了這麼多民族分類與語言體系的現實現象,主要就是因為,當我們意圖認祖歸宗、祭拜祖山時,以上的現實就形成了認知上基本審查的標準了。因為,身為滿族的一份子,以清代的觀念來看得話,似乎長白山上的天池就是所謂的龍興之地,滿族的發源所在。根據滿族神話故事所述,三仙女沐浴於天池時,第三仙女佛庫倫因巧撿紅色果實含於口中,而無性生殖地懷了孕,生下滿族愛新覺羅的先人布庫理雍順,就是這種共識的根據。但是清之前女真人的金朝,以及更早的渤海國,又有各自不同的神話及發源地傳說,而構成新興的滿族的卅六個部族,又來自東北的四面八方,顯然又各有不同的發祥地與神話故事,那麼,要信誰的說法才對呢?

就以滿族錫伯部族來說,清初加入滿洲的部份,都早已融入並化成為老滿洲的一部份。但是等到康熙年間,才由科爾沁蒙古經清政府支付人頭費轉入八旗的錫伯族,卻是一支稱為新滿洲的簇新族群。錫伯族當時所使用的是滿語及滿文,倘若硬要找出和滿族的差異,恐怕只有因為地域所造成的少許不到百分之二、三的發音或用詞上的差異。事實上,今天所有的滿族大多以同化於漢族,使用著漢語、漢文,反倒是那群新滿洲錫伯部族中的一部份,在乾隆年間移防新疆伊犁戍守邊疆,在特殊的邊防環境與相對孤立的條件下生活的大約三萬多人,還保留使用了滿語及滿文的習慣。

但是,也就因為錫伯部族幾乎獨一無二的保留了滿洲的語文,相對於幾乎以完全使用漢語文的其他滿族,形成了差距,造成許多錫伯部族的人,認為自己與滿族不同,關係不大。進而在追尋自己的歷史根源時,其中大多數以認定自己就是古代鮮卑民族的後裔的看法,最被接受。除了錫伯的發音與「室韋」漢字翻譯的古音接近之外,特別是於一九八○年在現今內蒙古境內,大興安嶺北部發現的嘎仙洞古蹟,提供了另一歷史資料。這個考古成就與錫伯族所流傳的一些歷史傳說有頗多相符之處,使得錫伯部族就是鮮卑後人之說幾乎構成了一個浪漫的、完整的族源故事,也讓持錫伯部族不同於滿族論調者精神為之大振。

然而,就算錫伯族確實是鮮卑族後裔,也不能否認掉錫伯與滿族千絲萬縷的親密關係。前面說過,東北民族和內地漢族一樣,不同語言或方言的族群在不同時代由於歷史上政治更替的因素,族群間進行著激烈的融合。換言之,每每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為了當時統治所需,又將各族群進行新的分類或統合。這樣經過數千年的融合作用後,其實民族的界線已經模糊了,大家早已形成你中裡有我、我中裡有你的現象了。真要在已經是融合過後的產品「現代人」身上再還原找出某一民族特殊而直接的歷史族源關係,實在是一件不容易驗證的事。但是作為一個多元來源的族源探討的話,當然可以找出幾點較為明顯的源頭。在這種考量之下,鮮卑民族當然可以理所當然的被認為是錫伯部族及滿洲民族的祖先的成員之一,而鮮卑民族發源地嘎仙洞當然也可被視為錫伯及滿洲民族發祥的祖山之一了。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就選擇了一個較富傳奇色彩,而且才發現不久的嘎仙洞古蹟,作為我尋根祭拜祖山的第一步。

嘎仙洞古蹟可以算是一個近代考古人類學上的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發現。過去據北魏以來的史料,就曾說明五胡十六國時期北魏與十一個鮮卑民族所建立的北方王朝的祖宗發祥地是在大興安嶺中,但是苦無實際的證據,因此學者眾說紛紜,對於鮮卑民族的發祥地始終無法確實定奪。

一直到一九八○年,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居然發現了一個位在大興安嶺北部的花崗岩山洞,在山洞入口左側的石壁上,青苔覆蓋下,赫然出現了一些一千五百年前北魏第二代皇帝拓拔燾所頒佈的文字,這些文字是由拓拔燾的使臣李敞等人親自赴此石洞祭拜後,並將拓拔燾尋根祭祖的緣由為文刻印在石壁上所產生的作品,於是『魏書』中所記載的「鮮卑石室」終於出現在世人的面前。

據說遠古時期,北魏拓拔氏的祖先鮮卑民族,發源於以嘎仙洞為中心的草原及森林交接地區,在那兒以遊牧漁獵及農耕的混合方式生活了約有三、四千年之久後,由於人口增加,生活開始感到壓力,可能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終於導致民族的南移,隨後經過相當年月後,陸續建立了橫跨華北、漠北、東北的鮮卑民族王朝,期間也參與或領導了一些文化建設,例如敦煌及雲門的佛教藝術以及大量的佛教經典翻譯工作,提供了中華文化發展極佳資源。

到了北魏第二代皇帝拓拔燾的時候,拓拔燾突然想到鮮卑民族的祖先離開發祥地嘎仙洞的故事,並據先人告知當時還有一批鮮卑先民的祭司、武士奉命留守在祖先的發源聖地,也就是一個祭祀神明與祖宗的天然花崗岩石洞。因此派遣了侍郎李敞組成探訪團,經歷千辛萬苦找到了位在北方大興安嶺中的嘎仙洞。嘎仙洞的原意,在古代鮮卑語與現代滿語(錫伯語)中都是指「聚合、村落」的意思。

令李敞十分震驚的是,居然當年留守的鮮卑族人仍然生活在以嘎仙洞為中心的草原及森林地帶。當拓拔燾聽到這個報告後,感動欣喜之餘,就將這一段歷史始末寫成文字,命令李敞再度回到嘎仙洞,將全文刻在石洞內側的石壁上。

但後來又經幾百年,鮮卑王朝隨著南北朝時代的完結而融入以後的隋唐大時代中去了。嘎仙洞的留守鮮卑族人也在人口日增下,逐漸南移,離開了曾經生活過三、四千年的嘎仙洞地區。這批最後才離開的神廟的守護者,又經歷了十八年在大興安嶺遊獵的生活,逐漸遷移到松花江附近安頓下來,也就是構成後來的錫伯族的主要成份。到了元、明、清又分別隨著人為的統治而納入滿洲民族的陣容之中。

從以上的歷史發展來看,作為構成今日滿族中錫伯部族的一員,尋根之旅,首先到鮮卑民族最早的發祥地嘎仙洞一探究竟,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事了。

今年五月廿八日,我約了錫伯族學者吳元豐君,一道兒自北京飛抵齊齊哈爾,當晚還和齊齊哈爾錫伯族聯誼會的關會長、秘書長關柏春、副秘書長安東和兩位指導關柏春先生藝術工作的老前輩以及關柏春先生的兩位新聞界、電視界的好友一道吃晚飯。

當我表明了此行目的,是來向祖先曾經居住過的山川大地表達緬懷之意後,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關柏春及安東等人就即席表示願意陪伴同行,接著齊齊哈爾無線電視台、有線電視台和報社的諸位先生也都表達了強烈的熱忱和興趣,希望能夠將這跨越一千五百年地隔萬里的台胞尋根之旅的故事,忠實的報導與記錄下來。

然而另一個較具爭議性的話題,卻也顯露出端倪來了。那就是齊齊哈爾的關會長在高度的熱情接待中,卻十分堅持錫伯族和滿族之間是兩個民族的關係,雖然我也依據歷史的證據與錫伯部族使用活的滿語、滿文來說明「兩族是一家」,但是似乎對關會長而言,仍然是想在歡聲笑談中以「一個觀念,各自表述」來結束了此一問題的爭論性。事實上,這種現象到了哈爾濱、北京或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區也不陌生。經過這幾年來與各方面的接觸,綜合歸納出造成這種錫伯族不是滿族的想法的原因及理由,大概可以為分為以下幾點:

第一、錫伯部族比較構成滿族的其他部族,較具備獨立性。以錫伯部族加入滿族的時間來看,前面曾經說過,大致可分為滿清入關時及入關後兩個階段,最遲曾至康熙年間。而入關前的錫伯部族,在清政府的改革下,與其他部族一樣,全部打散後,平均編制在滿洲八旗部隊之中,且有別於綠營漢軍和蒙古八旗。而等到康熙年間才經過談判而經由科爾沁蒙古轉入滿洲的錫伯族軍民,雖然也照前制編入了各地的滿營或混居滿營附近,但當時他們由於新近加入滿洲,生活上還保有遊牧民族的習慣,教養上也與其他融合較為久遠的部族不同,因此態度桀傲不馴,在康熙賜宴酒會上醉酒鬧事,受到康熙申斥及責罰。但等到乾隆時期,為了遣派新疆戰事之後的屯墾邊防部隊時,卻又不得不從已經散居滿洲十八個不同地點的錫伯官兵中挑選了約三千多人,集中起來派駐新疆屯駐。當時的理由是:(一)其他滿族八旗(含早期加入的錫伯部族)早已安居落戶,不便再抽調移防(二)錫伯部族長於騎射、戰鬥力與兵器製作能力為八旗之冠。在這種歷史發展的巧合下,形成了滿族卅六個部族中,唯一能夠重行集中以自己部族面貌移居的例子。

第二、移防新疆後,錫伯部族主要聚集在伊犁河南岸一直到邊境的地區,負責防衛新疆北疆的邊防。另一方面,經乾隆特准,錫伯營可以擁有土地開墾權,但同時自動放棄享受皇糧。這種地處邊陲,自力更生,邊戰鬥邊生產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因此也形成了新疆錫伯部族一種較特殊的危機意識以及小團體的聚合力。

第三、當時移防邊疆時,也有滿洲八旗(即佛滿洲、老滿洲)同往,除了清政府對新舊滿洲八旗確實有些差別態度外,由於老滿營所駐防的地區多在城市中,另外也沒有選擇自行開墾耕種的方式,仍然接受清政府的皇糧,因此在大的生活環境條件下,到了民國初年老滿營即已在文化語言上徹底漢化。

這在錫伯部族的眼中,逐漸形成了混淆視聽的現象,造成一般錫伯族民眾根本不知道滿族和自己的語文原屬相同,而誤以為所謂滿族也就是漢族的一支,甚至以為「他們」滿族根本是說漢語的,現在舉個例子來說明: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我的二哥廣定遠先生率隊拜訪東北黑龍江省富裕縣三家子村,和當地滿族老人用滿語通話,而我二哥所說的卻是所謂的「錫伯話」,這段故事與對話曾登在『滿族文化』第廿期上,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義大利比薩大學的羅倫佐還來電要求授權翻譯在他的英文著作之中呢!後來,第二年我二哥交代他的一群學生,到新疆伊犁察布查爾去作民族學實習,那群學生無意間播放了廣定遠先生在三家子村所錄的滿族老人對話錄音帶,被六牛彔(六鄉)的錫伯族關松蔭老師聽到了,關先生就直覺的說:「你們在哪錄的錫伯族老太太的講話呀!聽起來她離開察布查爾該有好一陣子了,腔調有些不同呢。」原來關先生看這群學生來自台灣,猜想一定是有一位錫伯族老太太到了台灣,這位老太太錄下了這捲錄音帶,大概是想放給親戚們聽的,所以才會又再帶回了察布查爾。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這捲錄音帶中說話的人竟是個東北滿族,根本不是什麼錫伯族的老太太。所以,當台灣學生公佈答案的時候,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說:「滿族也會講錫伯話嗎?該不是開玩笑的吧,他們不是都講漢話的嗎?為什麼那麼像我們講的話呢?」後來這捲帶子也曾放給七牛彔(七鄉)錫伯族的曾禮、佟曉等人聽過,他們也都無法分辨錄音帶中說話人的族籍,卻肯定錄音機中放出來的是錫伯話。由這個例子反映出來的是,錫伯族一般人對滿族的刻板印象,真是有些誤會,因為他們周邊所接觸的滿族確實已經不會再講滿語了,以致誤以為滿族根本是個說漢語的民族。

第四、歷史上曾累積的一些不愉快的回憶,產生了發酵作用。清太宗曾為了在政治上減少關內明朝政權的敵意,故意劃清與曾經南下的女真人金朝的關係,謊稱滿族不是女真的後代,只有「席北超墨爾根之裔」才是「珠申(女真)」,他說「夫珠申者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滿洲諱號,統緒綿遠,相傳奕世」,但事後,滿族得了天下,還是承認自己是女真後人,這就證明以前的說法具有權宜性。不只如此,清入關後,又作了多次的澄清,列舉出滿族中的每一部族,當然,錫伯又是其中之一。

但是,這個清初排除錫伯部族的記載,加上康熙因不滿錫伯部族喝酒鬧場而予懲罰之事,似乎成了現代錫伯知識份子希望淡化自己與滿族關係的最佳證例。

第五、新體制與現實利益的作用。在一九四九年新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之下,民族分類工作加強落實了。在以語言及意識等多項標準下,錫伯族沿用盛世才時代以來的分類方式,正式成為一個民族。錫伯族在新疆僅三萬人、東北地區有十七萬人,合計大約廿萬人,是少數民族中的少數。作為一個真正的少數民族中的一份子,在現行體制下,在生育及教育等方面,都享有政策的照顧及優惠,但若是歸類在滿族之下,由於大多數滿族在文化及語言上都已同化於漢族,能享受的實質優待有限,此外,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期間,當個滿族似乎更容易受到批鬥,以致那時許多滿族忽然變成漢族以避禍。因此,在這些現實利害關係衡量下,一種較為自立性的認知就愈形強烈了。

只是事實就是事實,以上這些理由或原因,仍然無法否認下列事實:

第一、錫伯語文就是滿語文。

第二、除了及少數蒙古姓氏外,所有錫伯姓氏都是滿族姓氏。除非錫伯族願意承認或證明自己原來有姓氏,後來在什麼時候放棄了,或乾脆證明自己本來無姓氏,後來是借用了滿族的姓氏。

第三、歷史檔案中,無論是佛滿洲或是伊徹滿洲裡都有錫伯部族的名號。

第四、東北各個民族一直在進行著戰爭與融合的動作,就算錫伯部族確實是鮮卑的後裔,那也不能否定滿族之中可能也有鮮卑的成分。試想北魏時鮮卑民族可是長城內外的一個大族,傳國一四九年(三八六至五三四),北魏孝文帝元宏,改拓拔姓元,禁胡服胡語,引導大群鮮卑人成了漢人,這可不意味著鮮卑民族就此滅絕了,他其實藉著新的姓氏與族稱繼續發展著,今天,誰敢保證某一個漢人是「百分之百」的漢代後裔?滿族融合了東北卅六個部族,其中當然也包含有鮮卑的成分。那麼,鮮卑民族的祖先發祥地之一「嘎仙洞」不也正是今天滿族、漢族以及許多民族的共同祖先的發源地之一嗎?(未完待續)

(作者曾任本會秘書長,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碩士,對民族學的研究深入、看法獨到)(照片見畫頁三左上左起第二人)

 

民族之間的語言接觸現象                                    張華克

每個民族之間最大的區分就是語言。民族的形成,經常是先由氏族合併為部落,再由部落合併成為民族(實例請參閱本期王永一先生大作「簡介『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民族合併時,必然伴隨著語言的接觸與融合(實例請參閱本期廣樹誠先生大作「尋根之旅」(一))。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我國歷史上就有關於蠻、夷、戎、狄的記載。所謂南蠻、東夷、西戎、北狄,都是居住在漢族周圍地區的一些其他民族,他們各有自己的語言,從現在的語言分類來看,在中國南方的語言不外漢藏、南亞、南島語系,在中國北方的語言不外阿爾泰語系,而西戎則是漢藏、阿爾泰語系匯集之所。《左傅。襄公十四年》記載戎子駒支的話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

傳十四年。春…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X。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民族的語言與漢語是不同的,相互之間不能通話。但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會盟、戰伐、兼併等,民族間的交往日益頻繁,語言的接觸不斷發生,因而後來史書上就看不到各族人士往來時要求有翻譯的記載。從這塈畯怚i以推知,所謂蠻、夷、戎、狄等民族已有不少人學會了漢語,而漢族也相對的學習了蠻、夷、戎、狄等民族語言。

魏晉以後,原來居住在我國西北、東北的一些邊疆民族開始相繼入居中原,建立國家,將漢族置於他們的統治之下。當時,這些民族基本上還處於遊牧時代,人數也比較少。像匈奴民族「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史記•匈奴列傳』記載: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駃騠、騊駼、驒奚。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契丹民族「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為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舊五代史•契丹』記載:

天祐末,阿保機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為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阿保機為天皇王。同光中,阿保機深著闢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舉其#討渤海之遼東,令禿餒、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

這些經濟、政治、文化處於較適合遊牧狀態的民族,要建立並鞏固其在漢民族農業地區的統治,都意識到要學習漢民族的農業經濟和文化,才能長治久安,就是這種客觀的要求,促使這些民族開始學習了漢語,由語言的接觸,進而成為語言的融合。

洋涇濱及混合語(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是描述語言接觸的極佳證例。洋涇濱及混合語起源自早期的航海貿易環境,其地理分布遍及亞、非、加勒比海沿岸。傳統上洋涇濱及混合語常遭歧視為歐洲語彙的贗品,現在對洋涇濱及混合語的看法已經比較中性了,常見的洋涇濱及混合語有葡萄牙語、法語、英語等。

洋涇濱是屬於兩個不同語言社會間交流的符碼(code)。據推測其產生的起源來自十八世紀時歐洲各地的海員,他們有各自不同的語言背景,航行中又要接觸沿岸的各個民族,因溝通上的需要,就製造出了各種語言的代用品,這些種語言的代用品生命週期既短、結構也不穩定,但是少數此種語言,因機緣巧合而通過了時間的考驗,開始穩定下來並廣為流傳,不過洋涇濱還是一種邊緣語言,其原因有三:

1、其言談範圍限於社會的特殊階層,像海運及貿易業中之類的,據悉「pidgin」這個字就是源自於中國式洋涇濱英文「business」的發音而造成的。

2、洋涇濱不是自然語言,所以無人將之視為母語,許多人都是為了進行異文化間的交往而後天習得的。

3、洋涇濱不擔任任何文化媒介的功能,只是特殊族群間交往的工具而已。

但洋涇濱在新興社會中,卻可能搖身一變成為許多人的母語,在這種新興社會中,由於語言文化背景不同,日常生活中只能用洋涇濱相互溝通,在這種環境中出生的兒童,開始以洋涇濱為母語,久而久之洋涇濱成為這個社會的唯一語言,到了這個地步,洋涇濱就不能再稱為洋涇濱了,適當的叫法應稱之為「混合語」。混合語通常來自語言環境較穩定的洋涇濱,像一些歐洲人的殖民地,聚集了各路的西非洲黑奴,基於事實需要,洋涇濱就演化成了混合語。

檢驗一些洋涇濱語言,就可以清楚看出,這些語言都是以知名的歐洲語言為標的語(Target language),再經洋涇濱化而形成的。萬一標的語是一種不知名的語言,這個洋涇濱語化的現象就很不容易辨識了(摘自Theodora Bynon(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57.)。洋涇濱語化的過程可以解釋成:擁有與標的語不同語言文法結構背景的成年人,簡化歐洲標的語法中複雜的曲折語素結構,如性、數、格、時態等成份而重組成語言的過程。簡化掉的標記位置,由於發音交互影響的關係,又被新的標記取代,並產生新的語法範疇系統,終於形成了新的語言。這種新的語文構詞不全的原因,常歸諸於非歐系語言的說話人「學習不完全」、無法領悟標的語言的語法所致,也有的人認為這種可能源自於說話人的母語影響。不論正確的動機為何,一般人都同意洋涇濱化的基本元素包含簡化標的語的語法結構在內。

混合語化(Creolization)代表一種語言擴張的過程,通常我們都會假設洋涇濱在擴充了文法、辭彙,並組成完整的語言後,就形成了混合語。擴充的過程中,新語法的範疇及種類(new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classes)不只來自標的語,還包含了說話人的土語成份。例如一些加勒比海混合語(Caribbean creoles)中,除了以英語、法語為基礎外,還參雜了Ewe語及其他多種西非語言成份。

雖然混合語使用了標的語以外的語法結構,又與標的語互不相通,但在分類上,混合語還是算標的語的變體。例如以英語為基礎的混合語在分類上算是英語的變體、以法語為基礎混合語在分類上算是法語的變體,支持這種分類方式的證據在於有「次混合語連續體」(post-creole continua)的存在。在牙買加、海地、夏威夷等地,混合語都有連續性的變體,這些變體能從與標的語完全不相通的,到與標的語只有一點口音差異的混合語言同時並存,發話人常依其社會地位,控制連續性的變異的特化部份,這種變異隨社會地位、地區變化而平行變化,這與我們常說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中國歷史上類似上述語言接觸的例子發生在宋朝,漢語在東北女真族地區就已經像是一種國際語言,為各民族所採用,那種漢語就是一種標準的混合語,而在進入混合語時期之前,那個地方必然也經過使用洋涇濱漢語的階段,下面這個例子摘自『三朝北盟會編』,卷廿,頁十一就說得很詳細:

第三十三程至托蕍貝勒寨,寨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之時,擄獲異國人則遷徙於此雜處,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有金國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風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是知彼固被服先王之禮義,而應對亦以華言為證。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宋朝時東北托蕍貝勒寨那個地方,寨子屬於契丹的東寨,當契丹強盛的時候,擄獲的別國人都遷徙到這個地方混居。所謂的別國人範圍很廣,包含了在契丹南邊的渤海人,北邊的鐵離人、吐渾人,東南邊的高麗人、靺鞨人、還有金國室韋人、烏舍人、契丹人、回紇人、党項人、奚人等等,以致這裡混雜了各國的奇風異俗,凡是在聚會的地方,各國人用本國語言不能相互溝通,於是還要藉助於各自所能講的「漢語」,才能瞭解對方的意思。寫這篇文章的人很得意於「漢語」在這個偏遠地區還這麼吃得開,認為這是中華禮義的功勞,所以說「是知彼固被服先王之禮義,而應對亦以華言為證」。

現在在大陸這種環境依然存在,像青海地區的漢語,就有些像托蕍貝勒寨的翻版,因為那裡有蒙古、土族、保安、東鄉、東西裕固等族混居,語言不通,交談只能藉助於漢語,混合語化的現象隨時都在發生,所以是一個尋找研究這類題材的寶庫。若從「次混合語連續體」的觀念來看,漢語無疑是一種混合語,因為從歷時上觀察,隋唐以後漢語裡滲入了處置式等新式語法,從「之乎者也」轉成了「的了嗎啦」,以斷代來看,阿爾泰語、青海漢語、北京漢語就是一個次混合語連續體。因此從語言的純度來看,如果古代的文言文是純粹的漢語,那麼現代的白話文中早已不知滲入多少的胡語成分,所以難怪我們會覺得文言文的語法習慣與白話文比較起來,差異甚大,由此也可以知道語言在經過接觸與融合之後,會產生的多麼驚人結果了。

(作者為本刊主編)(照片見畫頁三左上左起第一人)

滿語會話 伊犁的農村生活(一)                      廣定遠

一、HAHEJIYE, SEJEN BELHE, MES GASEN DE GENEM USIN NI  BOLORI MAISE WE TAM YAWE.

兒子,準備車子,我們到鄉村去看看田裡的冬麥。

二、MES EM FALEN OME JAI YAFKIYE.

我們等一會再走吧。

三、A-NE? 為什麼呢?

四、TE ALWEN WEILEN DE GENER NANE SEJEN LAW-DE  ILAHEI, EM FALEN DULUME JAI YAFKIYE.

現在上班上工人車正 多,過一會兒再走吧。

五、SEJEN  NI NIMENGGGE, KURTUN NI SUKDUN BENI KIMCIM TA ISIM NA?

仔細檢查車子的油料和輪胎的氣壓。

六、JE, TEDA GENEM ICIKIYAMIYE. 是的,這就去辦。

七、SAHENJIYE, EMIR MUKU, JER EFEN BE GUM BELHEM WAJHEI NA?

女兒,喝的水,吃的餅都弄好了吧。

八、MAFE NIYE, AIW BELHEMIYE, BIYEWERKUE, GASEN GENEME YAYA BO-DE DIYESIME DA JEM EMIR JAK BIYE, EM JU SUCI ERKV BOI MAME MAFE DINI DOR BUME DA JAFSEM BAILEM WAJERKUE.

老爺子,準備個啥,不必要的,到鄉村理任何一家都有吃喝的。帶一兩瓶老酒送給男女主人就高興,皆大歡喜了。

九、MAME NI, MONI MAK EMBAD GENG-SEM GENEM NA?

老太太,要不要一起去玩?

十、SAHENJIW DAHEWEM GAME.

把女兒帶去吧。

十一、OHEYE GUM EMBAD YAWE.

行了,大家都走吧。

十二、MIN NAHCE DIYEWER MESE BOD IN-DEM SERE, TUKU MAKDA BI BO TAM WIRKIYE.

我舅舅說要來我們家過夜,所以我留下來看家。

十三、AN ESK ERD DA BEDEREM JIHEI?

怎麼那麼早就回來了。

十四、USIMB TAM WAJEMAK, ENENG JAK JEM, EM FALEN ERH-FIYE JIHEI.

看完田,吃完午飯憩一會兒便回來了。

十五、MAISW BIYERHEM WAJEME GEL AI TIYEREM SEMAHEIYE.

小麥收割後,還要種什麼呀。

十六、DA DURUN NI HAS BOLMI TIYERIM SEMAHEI.

照過去一樣,想種玉米。

十七、ULHA NENG-NIYERI DE GENEME TALE DE ORHO BAHEM JIRKUE, HASI DA MUSIYU ORHOW GEL TIYERIM GAICI SIYAN. (未完待續)

畜生到了春天吃不到野草,還是種點苜蓿草妥當些。

(作者為本會秘書長,精通滿語文)(照片見封底內上)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間:八十八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時

二、地點: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五十號五樓

三、主席:粘聰明                記錄:廣定遠

四、出席:理事、監事(如簽到簿)(照片見畫頁二右下)

五、主席致詞:首先感謝各位理監事撥冗參加會議,本次會議重點審查八十七年決算及八十八年席預算及工作計劃及新會員入會申請,請各位踴躍發言。

六、報告事項(秘書處報告):

(一)本會八十七年度決算及八十八年度預算算暨工作計劃業已編製完成。

(二)本會會刊滿族文化第廿四期克服種種困難已經出版並分寄各委員。

(三)民視電視台名主播敖國珠女士(張華克介紹)、國立宜蘭農工專校副教授陳旺城先生(馬普東介紹)申請入會案。

七、討論事項:

(一)秘書處提案:

本會八十七年度結算及八十八年度預算及工作計劃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

(二)本會會員迭次反應降低會費由壹千圓降至貳百圓乙案,提請決議。

決議:為遵重會員權益,自本年度起會費改收貳百圓。

(三)本年會員大會舉辦時間地點提請討論案。

決議:訂八十八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假聯勤信義俱樂部舉行。

(四)民視電視台名主播敖國珠女士(張華克介紹)、國立宜蘭農工專校副教授陳旺城先生(馬普東介紹)申請入會案。

決議:通過

八、臨時動議:翁福祥族長建議為配合節令及會員時間本年春節團拜與大會同時舉辦。

主席裁示:春節團拜與會員大會一併舉行、

九、散會、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通知                        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各位族長,大家新年好:聰明率同全體理監事向族長們拜年,祝福己卯年大家都迎得好運道,萬事如意,一切順心。

本會復會以來已堂堂邁入十八個年頭了,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在望,希望族長們有信心,祇要肯團結,肯關心,本會就能破繭而出。目前大陸許多滿族自治縣和聯誼會申請本會出面,邀請他們來台作文化交流:足已證實本會在大陸受到重視,今年就要推行這項工作,本會亦將恢復每週六下午在會所舉辦學術論壇,歡迎族長們蒞臨指導。本會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將會員會費調降為每人每年兩百元,便於全家人參加大會,今年春節團拜已決定三月十三日週休二日時辦理,並有摸獎聚餐等活動,敬請族長們大家共襄盛舉,茲規定事項如左:

一、團拜時間:國曆八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二、團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六十一號聯勤信義俱樂部集賢廳(會場院內方便停車)。

三、大會程序:

九:○○至一○:○○報到,登記獎品。

一○:三○至一一:○○團拜、致詞

一一:○○至一二:○○摸獎、聚餐

一一:三○至一四:○○交流活動

附註:本次摸獎獎品除向各有關單位徵求贊助之外,仍盼族長們多予贊助,所謂求人不如求己,如果經濟情況不寬裕者不必勉強,希望這是一次快樂的聚會,中午聚餐為西餐,每客五百元,謝謝。

滿族協會理事長粘聰明

副理事長烏鉞

副理事長羅毓瑞

副理事長莫迺勤

副理事長趙淑倬(照片見畫頁四左下)

副理事長關紹蘊    鞠躬

聯絡人:翁福祥,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七段五巷四弄一號四樓,電話(○二)二二三六四八一六。

 

本會接受捐款徵信錄

月份        姓名                金額                備註

            王連玉            一萬元   

                關寶琪            一萬元            照片見畫頁四左上

                關紹蘊            一萬一千元   

                劉學銚            一萬元   

            葉荷貞            二千元   

                粘聰明            五萬元            滿族文化廿四期專用

            中央陸工會    三千四百元    大會抽獎用

                粘聰明            一千元   

                烏鉞                一萬元            照片見畫頁四右上

                關寶琪            一千元   

                趙覺                一千元   

                汪漁洋            一萬元            照片見畫頁四左中

                馬博洪            二千八百元   

 

各界提供大會贈獎名冊

姓名                贈獎(照片見畫頁四右下)

中央社工會    二千元禮券

馬普東            香皂禮盒及馬黛茶

中央文工會    東龍開飲機

張華克            台糖洋酒禮盒

台北市黨部    大禮盒

海基會            電器禮盒

粘聰明            珍膳雙層蒸鍋、進口體重計

                        進口冷熱雙用桶、高級三件茶組

                        收音機手電雙用、不鏽鋼保溫杯

市長馬英九    高級食品禮盒

肇毓銘            小禮物二件

士福金            禮盒二個

丁峻峰            巧克力禮盒

羅毓瑞            禮盒十六個

王連玉            果菜汁機

廣定遠            禮品十二份

蔡昇                收錄音機

鄭元興            香皂禮盒

許吳浥清        安全澡墊、電子捕蚊燈

翁福祥            馬黛茶八盒

虞珊珊            LaPolo錶

佟福森            雪衣

馬博洪            空間電視架

趙淑倬            高級洋酒

趙覺                香皂禮盒

趙金鏞            高級茶葉

錢多恩            照相簿

敖國珠            發財樹盆景(照片見畫頁三左中)

錢念東            正紅高級珊瑚別針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八十八年會員大會記錄

一、時間地點:八十八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六十一號聯勤信義俱樂部集賢廳

二、出席人員:如簽到簿(照片見畫頁三、四)

三、主席:粘聰明(照片見畫頁三左中)        記錄:廣定遠

四、主席致詞:為配合多數會員時間及考慮交通問題今年會員大會及新春團拜一併舉行,謝謝各位族長熱烈出席,並祝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五、貴賓致詞:原住民委員會教育文化處副處長趙和賢、台北市政府秘書金溥聰、外交部退休大使趙金鏞等。

六、報告事項(秘書處報告):

(一)本會八十七年會員大會及各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均依規定辦理並報請內政部審查。

(二)滿族文化繼續出刊發行。本廿五期擬於封面、封底等處介紹滿族業餘畫家關紹蘊、王連玉生活照及其作品。

(三)本會會費經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自八十八年起降為兩百元。

(四)本會翁福祥,廣定遠於八十七年八月份遠赴新疆伊犁邊陲走訪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及蘇拉宮滿族自治鄉作交流活動。

七、討論事項:

(一)理監事會提案:

本會八十七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提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

本會八十八年度歲入預算書經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審查完畢後提出。

決議:通過、

本會八十八年度工作計劃,提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



[1].  王戎笙等主編:《清代全史》第一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頁三四○至三四一。

[2].  齊紅深:〈滿族教育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一九九四年),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頁二三。

[3].  任時先:《中國教育思想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頁二四七。

[4].  清朝嘉慶十七年(一八三七年)至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間,民數由36169萬人增加到43189萬人,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前,中國人口剛好達到一個高峰,形成人口壓力。參見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頁三五至三六。

[5].  王戎笙等主編:《清代全史》第九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頁四一六至四一九。

[6].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一)(金陵,出版者不詳,光緒三十一年),〈奏稿〉十九,頁四五,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

[7].  魏源:《海國圖志》序,收入魏源輯述:《增廣海國圖志》(台北,珪庭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光緒乙未年上海書局石印本),頁七。

[8].  參見瞿立鶴:《清末西藝教育思潮》(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六十年六月),頁二六至頁六一。

[9].  學者王鳳喈認為:中國之「新政治」、「新教育」是西方民族之大砲巨艦所威迫出來的。參見王鳳喈編著:《中國教育史》(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頁二七三。

[10].  正戶,可說是旗人清白之家,是征服階級的骨架,分享種種特權優遇,如受教育。參見陳文石:《明清政治社會史論》(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下冊,頁五五三至五七八。

[11].  參見索爾納等纂修:《欽定學政全書》(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七年),卷四三,頁一至五,〈八旗學額〉。

[12].  清代以努爾哈齊父親顯祖的直系子孫稱宗室,成員繫黃帶子,為其所立學曰宗學;努爾哈齊祖父景祖以上先人的其他後裔稱為覺羅,成員繫紅帶子,為其所立學曰覺羅學。

[13].  梁玉多:〈清代黑龍江教育初探〉,《北方文物》(哈爾濱,北方文物雜誌社,一九九○年五月),一九九○年第二期,頁八四。

[14].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卷一○,頁二八,天聰五年閏十一月庚子,諭。

[15].  趙德祥:〈清朝前期遼寧學校教育史論〉,《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一九九五年九月),頁八四。

[16].  王秀岩:〈清初注重執政者的學習、進修與官吏的在職教育、考核〉,《遼寧大學學報》(瀋陽,遼寧大學學報編輯組,一九九二年三月),一九九二年第二期,頁一二。

[17].  參見莊吉發:〈清代政治與民間信仰〉,收入《中國政治、宗教與文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九四年六月),頁一。

[18].  張國昌:〈滿族教育在清代〉,《滿族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頁五七。

[19].  「國語」即滿語,又稱「清語」;「騎射」即能在騎馬奔馳時射箭中的。參見王鍾翰:〈“國語騎射”與滿族的發展〉,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滿族史研究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頁一九六至一九九。

[20].  韓大梅:〈清代八旗子弟的學校教育〉,《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七五。

[21].  張永江:〈清代八旗蒙古官學〉,《民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一月),一九九○年第六期,頁九六至一○二。

[22].  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卷三二九,頁一,〈禮部:貢舉:宗室鄉會試〉。

[23].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選內監十三人在萬善殿長房一帶學習漢書。參見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一二○○,頁一五至一七,〈內務府:官學:長房官學〉。

[24].  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一五,頁二○,〈內閣:職掌〉。

[25].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台北,新興書局,民國五十二年十月),卷六五,學校三,考五四五九。

[26].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國史館,民國七十五年),第四冊,志九六,職官一,禮部,卷一二一,頁三二六七。

[27].  張杰:〈清前期吉林黑龍江的八旗官學〉,《社會科學戰線》(長春,《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一九九四年三月),一九九四年第二期,頁二○五。

[28].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五冊,志一○一,職官六,卷一二六,頁三四三五。

[29].  任時先:《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上海,上海書局,一九九二年),頁二四。

[30].  張之洞:《勸學篇》(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外篇,〈設學篇〉,頁九。

[31].  瞿立鶴:《清末西藝教育思潮》,頁一八至頁二○。

[32].  瞿立鶴:《清末西藝教育思潮》,頁三。

[33].  關於俄羅斯文館設立的時間,眾說紛紜。其中以學者高文風考據較為可信,高文風依據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內閣大庫滿文檔案:康熙四十七年三月,設立俄羅斯學之上諭奏事檔,其中記載在同年三月挑取學生,同年七月十二日選定鑲黃旗俄羅斯佐領下的人員為教師。參見付克:《中國外語教育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頁一○至一一。又俄羅斯佐領: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所屬第十七佐領下係俄羅斯人,其佐領原用俄羅斯人,後改用滿洲官員領之。參見馮福格:《聽雨叢談》(台北,鼎文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卷一,頁二,〈滿洲原起〉。

[3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

[35].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台北,國風出版社,民國五十二年),卷七一,頁二四至二五,咸豐十年十一月壬戌。

[36].  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五十年五月),頁一。

[37].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光緒丁酉歲聚豐坊校刻),頁九九,〈上海設同文館議〉。

[38].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頁一○○至一○一,〈上海設同文館議〉。

[39].  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二年七月),第二冊,頁一四,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奏。

[40].  李希聖:〈譯學館沿革略〉,收入陳初輯:《京師譯學館校友錄》(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

[41].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第二冊,頁六三、六四,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三日,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奏。

[42].  張壽鏞等纂:《清朝掌故彙編內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卷四○,禮政一二,學校三:直省學堂,頁一。

[43].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台北,國風出版社,民國五十二年),卷一四,頁二,同治二年二月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摺。

[44].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八四,頁二九。同治十年十二月辛酉,廣州將軍瑞麟等奏摺。

[45].  曾國藩、李鴻章合奏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中,只提到在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穎幼童,恭親王則要求查照成案,不分滿漢,即要包含滿漢八旗子弟。參見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八二,頁四六至五二,同治十年七月丁未,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並卷八三,頁一,同治十年八月己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46].  羅炳綿:「滿洲本位」,意指以滿洲族的政權與利益為第一位,目的在保留全滿洲族的政權與利益,及不輕言改革服飾騎射語文等風俗習尚,並兼指「滿清皇帝」與「滿族親貴」二者而論。參見羅炳綿:〈總理衙門與滿洲本位政策〉,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七年六月),頁一六三至一八三。

[47].  羅炳綿:〈總理衙門與滿洲本位政策〉,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頁一八五,陳捷先評論。

[48].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八,頁二一至二二,同治元年七月丙午,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奏摺附章程。

[49].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一月),卷五七,頁七二至七三,同治二年二月丙戌,上諭。

[50].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一六,頁九,同治二年五月癸丑,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等奏。

[51].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一六,頁二七,同治二年五月癸亥,署廣州將軍庫克吉泰奏。

[52].  毛鴻賓著,孫葆田等編:《毛尚書奏稿》(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五十八年八月,清宣統二年刊本),卷一三,頁一,同治二年六月初十日,開設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摺。

[53].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三九,頁一,同治五年正月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54].  詳見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頁一五。

[55].  關於貢生的意義,可參見清末曾中進士的商衍鎏所著《清代科舉考試述略》(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頁二六至三二。

[56].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六,頁三至四,同治五年十一月庚辛,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57].  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第二冊,頁三九,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通政司通政使于凌辰摺。

[58].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九,頁三六,同治七年五月癸未,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片。

[59].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八四,頁二八至二九,同治十年十二月辛酉,大學士兩廣總督瑞麟等奏。

[60].  高時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頁七二至七四。

[61].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二七,頁八,同治三年七月甲辰,廣州將軍瑞麟等奏摺。

[62].  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第二冊,頁一一八,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文淵閣大學士兩廣總督瑞麟等摺。

[63].  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第二冊,頁一二○,光緒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廣州將軍常善等奏摺。

[64].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十一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三年四月),頁二三,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廣州將軍保年等奏摺。參見《軍機處檔.月摺包》(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第二七三九箱,七一包,一四○四三三號,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七日奉硃批,廣州將軍保年等奏摺,硃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

[65].  文慶等纂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九,頁二一,同治六年五月辛巳,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摺。

[66].  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第二冊,頁一四六,光緒十五年七月十六日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奏。

[67].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二(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二年),〈奏議〉,卷四○,頁三四。

[68].  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卷八,文教部八:學校,頁一三至一五,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摺。

[69].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一月),卷四一八,頁一九,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丙午,諭內閣。

[70].  王延熙,王樹敏輯:《皇清道咸同光奏議》(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八年),卷七,變法類,學堂,頁二三至二四。

[71].  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十月),頁九四.

[72].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卷七,頁一八至一九。

[73].  參見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頁九四至一○三。

[74].  張玉芬:〈論戊戌變法時期的教育改革〉,《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一九八五年一月),頁五五至五七。

[75].  總理衙門已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改為外務部。參見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一月),頁三○至三三。

[76].  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三九三,頁五,〈禮部:學校:官學通例〉。

[77].  王雲五主持: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史料叢書之《道咸同光四朝奏議》(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六月),第六冊,總頁二四五二至二四五四,同治十二年,王榕吉請整頓宗學疏。

[78].  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文教部八:學校,頁三,光緒八年,詹事府少詹事寶昌會籌整頓咸安公官學章程疏。

[79].  《軍機處檔.月摺包》,第二七三五箱,一二包,一二二○四三號,光緒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陝西道監察御史俊又奏摺。

[80].  《軍機處檔.月摺包》,第二七三五箱,一四包,一二二六二九號,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工部尚書管理國子監事務翁同龢奏摺。

[81].  王雲五主持: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史料叢書之《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十冊,光緒八年,總頁四四四六至四四四七。

[82].  梁啟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收入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民國五十四年八月),第一編,第七冊,頁三六五。

[83].  盛宣懷:《愚齋存稿》(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二年),上冊,〈奏疏〉卷一,頁八,光緒二十二年九月,條陳自強大計摺。

[84].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台北,新興書局,民國五十二年十月),卷一○○,學校七,考八五九三。

[85].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六,〈勸學篇序〉,頁三。

[86].  司琦:《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七十年六月),頁六,〈二、國民教育的分期〉。

[87].  參見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頁一○五至一○七。

[88].  參見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頁一○八。

[89].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七六,頁九,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諭內閣。

[90].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八六,頁二,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諭內閣。

[91].  光緒二十九年《奏定學堂章程》頒佈時,即明白諭令推廣學堂,無論官立民立,務期教學相長,成德達材,體用兼賅,以備國家任使。詳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三,頁二○,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丙午,上諭。

[92].  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九。

[93].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二,頁九,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諭。並見沈桐生輯:《光緒政要》(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卷二七,頁七四。

[94].  朱壽明纂修:《十二朝東華錄.光緒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二年),總頁四八○七,光緒二十八年正月癸酉,寶熙奏。

[95].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三,頁九,光緒二十八年正月癸酉,諭內閣。

[96].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四九五,頁一四,光緒二十八年二月癸卯,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諭旨:如所請行。

[97].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十四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三年七月),頁七四八至七五○,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信恪奏摺。硃批:著照所擬辦理,務當認真訓練隨時考察,期收實效。

[98].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二十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四年一月),頁八五六至八五七,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三日,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陳夔龍奏摺。其奏於河南駐防左右兩翼酌設漢文蒙學堂二區,滿文蒙學堂一區,查照學堂章程舉辦。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99].  《袁世凱奏摺專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五十九年十月),第七冊,頁一九九一,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並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四八,頁四,光緒三十一年八月甲辰,諭內閣。

[100].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八七,選舉四,考八四五七。

[101].  劉兆璸:《清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七七年),頁一二九。

[102].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四六,頁八,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丙辰,諭內閣。

[103].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六二,頁八,光緒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諭內閣。

[104].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七四,頁八,光緒三十三年五月戊午,諭內閣。

[105].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七十年),頁一一五至一一六,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十六日,江蘇學政唐景重奏摺。

[106].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二○○,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出使奧國大臣李經邁奏摺。

[107].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二二○,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翰林院庶吉士高桂馨呈。

[108].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三一七,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御史黃瑞麟奏摺。

[109].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頁九六一,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等奏摺。

[110].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八七,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院編修陳驤呈。

[111].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二八○,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分省補用道程淯呈。

[112].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一四五,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等奏摺。

[113].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一八○,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後選道吳劍豐呈。

[114].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一五,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兩江總督端方代奏李鴻才摺。

[11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三七一。

[116].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二五七,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暫署黑龍江巡撫程德全奏摺。

[117].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五三,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舉人李蔚然呈。

[118].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二六,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兩江總督端方奏摺。

[119].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三七,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奏摺。

[120].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五四至九五六,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寧夏副都統志銳摺。

[121].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四四,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四川補用道熊希齡呈。

[122].  參見黃美秀:《清康雍乾三朝八旗生計問題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三年七月),頁七七至一三五,第三章、第四章,八期生計問題產生之原因與解決措施。

[123].  據《清朝續文獻通考》統計一九九一年八旗戶數(東北除外),再加上估算東北旗人,當時滿族人口大約有5,260,686人。參見李燕光、關捷主編:《滿族通史》(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一○。

[124].  王延熙,王樹敏輯:《皇清道咸同光奏議》,卷三一一,戶政類,八旗生計,頁一○,同治七年沈桂芬條陳恤旗民足邊防舒國用疏。

[125].  王延熙,王樹敏輯:《皇清道咸同光奏議》,卷三一,戶政類,八旗生計,頁一一,光緒三年陝甘總督左宗棠覆奏抽調旗丁屯田新疆疏。

[126].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四四,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四川補用道熊希齡呈。

[127].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頁九五一,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胡潛呈。

[128].  〔清〕憲政編查官報局:《政治官報》(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四年),第五百九十一號,宣統元年五月初四日發行,頁九,〈摺奏類〉,翰林院侍講阿聯奏摺。

[129].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七八,頁四,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己卯,諭內閣。

[130].  《軍機處檔.月摺包》,第二七四六箱,四包,一 七五六六三號,宣統元年二月十六日,內閣侍讀學士延昌奏摺。

[131].  《軍機處檔.月摺包》,第二七四六箱,四包,一 七五六六三號,宣統元年二月十六日,內閣侍讀學士延昌奏摺。

[132].  《軍機處檔.月摺包》,第二七四六箱,四包,一 七五六六三號,宣統元年二月十六日,內閣侍讀學士延昌奏摺。

[133].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二十一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四年二月),頁三二二,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日,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陳夔龍奏摺。

[134].  籌備立憲如宣統二年、三年、四年皆有續籌八旗生計一項。參見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九○至九二,附修正逐年籌備事宜清單。

[135].  佚名輯:《宣統政紀》(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卷一○,頁五四,宣統元年閏二月己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