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文化 第二十五期目錄
詩壇
傻話（順口溜） 伊爾根覺羅 頁①二
自我寫照（打油詩） 伊爾根覺羅 頁①二
天馬行空（打油詩） 伊爾根覺羅 頁①二
贈言（編贈公務人員） 佟福森 頁①三
論述
滿族服裝簡介（二）
劉深 頁①三
簡介『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 王永一 頁①八
清末推行滿族新式教育的背景探索 黃旭慶 頁一○
藝文
滿族文學與滿族意識 紀念老舍先生
百年誕辰 那思陸 頁卅六
參加瀋陽故宮博物院學術研討會紀要 翁福祥 頁卅八
尋根之旅（一） 廣樹誠 頁四○
語言
民族之間的語言接觸現象 張華克 頁四五
滿語會話 伊犁的農村生活（一）
廣定遠 頁四九
會務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頁五○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通知（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頁五○
本會接受捐款徵信錄暨各界提供大會贈獎名冊 頁五一
中華民國滿族協會八十八年會員大會記錄 頁五二
滿族文化 雜誌社
中華民國七十 年八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出版
社長：粘聰明 電話：二三八二二三八○
主編：張華克 電話：二三六三四四六二
副主編：王連玉 電話：二七○七二七二六
關紹蘊 電話：二二一九九三八五
業務經理：馬普東 電話：二七二○三四七七
社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十號五樓之一
電話：二三四一六四二四
印刷：公館打字印刷行 電話：二三六三三五三四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一號二樓之一
打字：張為芳打字工作室 電話：二三六三四四六二
發行方式：本刊免費寄贈會員，零售每本新台幣一五○元，國內外圖書館函索即寄。
封面左下方刊名：滿文書法ORIN
SUNJACI BILGAN MANJU SHU WEN（第二十五期滿族文化）廣定遠（滿文印ARBUN SAIN
KONGGUR）
封面：滿族業餘畫家關紹蘊（右）王連玉合攝於滿族協會
封面內：王連玉 雪姿（70.5x41.5cm）1995（上）王連玉
荷花（71.5 x 39.5cm）1995
封底：王連玉 出淤泥而不染（64.5 x
41.8cm）1994
封底內：廣定遠先生為本刊書寫滿文刊名（上）關紹蘊小姐作畫時神情
傻話（順口溜） 伊爾根覺羅
我娘叫我是傻蛋 奶奶叫我二呆瓜
老爸叫我是蠢驢 哥哥拿我沒辦法
從小愚呆如笨牛 老師常把手心打
國文詩詞背不出 英文生字記性差
算盤珠子撥不準 數學觀念亂如麻
同學笑我太差勁 親友笑我也不怕
九九歸一我太傻 腦筋阿達如菜瓜
頑劣成性不開竅 糊里糊塗我長大
如履薄冰漸成長 戰戰兢兢闖天涯
遠離家鄉到處跑 年近三十才成家
天生我材必有用 誰笑我傻誰才傻
生平不做虧心事 來台奉公又守法
幸運之神常伴我 生活安祥不自誇
傻人自會有傻福 雖無成就亦不差
自我寫照（打油詩） 伊爾根覺羅
一生從未進軍校 大學門檻又太高
既未國外去深造 海外留學辦不到
蒙藏同胞可加分 外交子女也不少
獨對滿族有偏見 又無後台和依靠
一招半式進社會 十足是個大草包
天生圓臉眼睛小 五短身材長不高
自幼讀書又不好 家道中落失學早
兵荒馬亂中成長 戰火蔓延把命逃
三十八年來台灣 離別家鄉到寶島
單打獨鬥去打工 名利二字不計較
柳暗花明又一村 台南機場去報到
顛沛生涯已過去 工作刻苦又耐勞
各人頭上一片天 生活安定樂陶陶
人說夕陽無限好 歲月催人今已老
迷迷糊糊度一生 耿直坦率不取巧
滿頭白髮不在乎 能吃能喝能睡覺
退休後寫打油詩 不倫不類不搭調
孔子面前寫文章 關公門前耍大刀
舞文弄墨非我長 各位族長勿見笑
老來臉皮比較厚 健康長壽最重要
天馬行空（打油詩）
伊爾根覺羅
試作於新店山居藏拙廬
近來寫作打油詩 不拘題材隨興至
胡云亂語又一篇 抓住靈感應未遲
天馬行空任揮灑 退休老人不喪志
想像空間無限大 自由發揮洛陽紙
只求時光易打發 日常生活玩和吃
每天出門往外跑 日子過得很踏實
日食三餐很簡便 飽食終日沒心事
給我錢財我不要 讓我做官我推辭
兩個肩膀沒壓力 自在輕鬆自顧自
都說無官一身輕 官迷心竅是白痴
晨起閒暇未出門 提筆來寫打油詩
天南地北打高空 發發牢騷出出氣
眾人皆睡我獨醒 天下多少新鮮事
人心不古世風下 禮義廉字就缺恥
自不量力爬格子 實在慚愧學寫詩
若有什麼不當處 就當笑談別呵斥
（作者伊爾根覺羅，湖北江陵正藍旗人，漢名趙覺，為人幽默風趣，詩作文思敏捷，頗受讀者好評）（照片見畫頁四右中）
贈言 佟福森
編贈公務人員
我們基層公務員 不宜好高又騖遠
惟在工作上認真 互相切磋求發展
執行任務要積極 思考一定要周延
行事力求要公正 對於功利不可貪
擔任職務無貴賤 行行皆可有表現
得志之時要虛心 過份驕傲必翻船
工作不要貪小惠 外勤不要怕艱險
日常得暇要自修 休假勿忘多充電
平時工作不用功 年終考績多淒慘
同仁相處多容忍 退讓一步天海寬
近墨黑則近朱赤 閒談莫把是非傳
勾心鬥角爭名利 虛名虛利似雲煙
風水天地輪流轉 是非得失應看淡
嘮叨雖係老聲談 皆屬至理與名言
僅在屆齡退休前 自審留白少供獻
茲以經驗作贈言 請做清白公務員
（作者為本會理事，服務於林務局，以鑽研東北民俗典故為樂，為文常見於『中國編政』雜誌）
滿族服裝簡介（二） 劉
深
六、太宗天聰六年十二月初二（一六三二年底或次年初）：據『太宗文皇帝實錄』（註一）太祖因「近者奢靡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為法制，詔示國中」，乃頒布了服裝規定，但多不能實行，故半年後又簡化規定。今為存真，仍將其整理後錄於下：
（一）八固山諸貝勒之服裝（註二）：在城中行走，冬夏俱服朝服，出外方許服便服。其帽子之式樣，及袍、靴之限制如下：
甲、帽子：
１「冬月入朝，許戴玄狐大帽」（即後來之暖朝帽）
２「閒居（本條指冬月），許戴尖纓貂帽，及貂鼠團帽」（尖纓貂帽，即菊花頂之紅絨纓貂簷暖帽。而貂鼠團帽，疑帽上為一捧纓，餘同），請參考圖五中部屬之暖帽。
３「春秋入朝，許戴尖纓貂帽」（與冬月閒居二種帽中之第一種相同）
４「夏間，許戴綴纓涼帽」（是否不分入朝及出外均如此？有待進一步探索。）
乙、衣袍：「素、蟒緞，各隨其便。不得擅服黃緞，及五爪龍等服。若係上賜，不在此例。」
（二）八家福金之服裝（福金乃貝勒之妻，又作福晉）
甲、「居家服色，前已有旨」（待考）
乙、「冬夏出外，俱許服女朝衣。冬月，許戴尖纓貂帽。夏月，戴尖纓涼帽。」
（三）滿洲、蒙古、漢人之服裝
甲、袍：
１「自都統以下、代子、將軍、護軍及牛彔下（註三）閒散富足之人以上：冬夏在城，俱被披領袍，不得服小袍。」
２「貧窮之人，服無開襟袍（即下襬不開衩之袍，詳本刊廿四期圖三及圖五）。其果貧否，聽各固山額真詳查。」
３「若出外，俱許服小袍。」（疑為前後開衩之袍）
４「閒散侍衛章京護軍，即諸貝勒下閒散護衛、章京、護軍以上，許服緞衣，餘者俱用布。」（註四）
５「應可緞者，不拘蟒素，各隨其便。惟不許用黃及杏黃、併五爪龍等服。若係上賜，不在此例。」
６「凡婦女所服，緞布各隨其夫。」
乙、腰帶、背心：「寬帶、皮棉齊肩褂（即背心，見畫頁一圖十六，本圖摘自『滿洲實錄』萬曆十二年甲申（一八五四）「太祖宥養岱理圖」），皮棉齊肩外套（即長背心，至膝），在城不許服用，出外許服用。」
丙、帽子：
１「黑狐大帽，禁止大臣自造。惟上賜許戴。」
２「冬間，許戴綴纓團帽。」
３「夏間，許戴涼帽。」
４「在城，不許戴黃狐大帽，冬月（寒天）出外許戴。」
５「其尖纓帽及雜色皮綿帽，概不許戴。」（即：不問在城或出外）
丁、靴：「緞靴，不許平人穿用」
（四）蒙古諸貝勒之妻、并蒙古婦女：
甲、衣服：「冬夏俱服女朝衣」
乙、帽子：
１「冬月戴尖纓貂帽。」
２「夏月戴尖纓涼帽。」
３「其綴纓皮帽、并綿帽及綴纓涼帽，概不許戴。」（註五）
七、太宗天聰七年（一六三三年）七月初九：距上次定服裝制度僅半年，太宗又諭曰：「朕觀我國衣帽不一，皆各人任意創製，甚不雅觀。欲辨服色，恐國人難製，是以未及分別耳，今止定入朝冠服之制（註六）。」雖如此說，但實際也將平常之服裝，重申前令，或稍予修改。今整理述於下：
（一）袍：
１「凡朝期，俱用披領。」
２「平居，穿袍（大概小袍及無開襟袍皆可）。」
（二）帽：
１「自八大臣（八貝勒之副手）以下，庶人以上，俱不許戴尖纓帽。冬則戴綴纓團皮帽，夏則戴涼帽。」
２「其黑狐大帽，係御賜者，入朝許戴，居常不許。即大臣自製黑狐帽，亦不許戴。」
３「綿帽止許襯盔。行路居家，俱不許用，著永行嚴禁。」
（三）背心、腰帶：「凡應人等，綿褂皮褂無袖者，及腰帶寬者，止許出外穿用，平居不許。」
（四）靴：「至緞靴，惟總兵官以下，旗長以上能自製者，入朝許穿。（太高之官，反而在各種場合都不能穿）庶人不許。御前轄（轄，滿語，即侍衛），及貝勒下轄員（護衛之意），與新附蒙古不禁。」
八、同年（太宗天聰七年）十一月：太宗賜給蒙古貴族之衣中，有「蟒朝服」，當時之式不詳。『皇朝禮器圖式』有蟒朝服多種，為五品以上者方有，以後會再詳談。
參、改國號為「大清」後（入關前）：太宗天聰十年四月（一六三六年）改國號為「大清國」、年號為「崇德」，本年為崇德元年，並制定君臣冠服。今由雍正時頒之『大清會典』及「初刻八旗通志」來看，所載文字頗為簡略，只規定朝服，未規定其他服裝。朝服也僅說明朝帽之頂飾及版飾，卻未說明主體。朝袍只說皇帝、皇后之朝袍顏色，亦未說明形狀及花紋。至於臣下之朝袍，連顏色亦未說明，僅規定了禁用之顏色及花紋。（註七）今暫依前述二書、太宗穿著夏朝服之畫像、乾隆『皇朝禮器圖式』及其他相關資料，敘述皇帝以至庶官之朝帽、朝帶之基本形制（皇帝加述袍）如下：
甲、朝帽：朝帽，分冬夏兩種，冬朝帽又叫暖朝帽，夏朝帽又叫涼朝帽。
冬朝帽（參考畫頁一圖十七，描自『皇朝禮器圖式』中庶官之冬朝冠）：毛皮製，紅纓為絨製，比平常帽纓為厚且長，遮住帽簷一小部分。帽帶釘於簷下，交於頷下。
夏朝帽（參考畫頁一圖十八，描自『皇朝禮器圖式』中庶官之夏朝冠）：織玉草等為帽胎，外面裱上羅，內用紅紗或紅綢為裏子。帽簷鑲上絲織品之邊。頂上綴紅色厚絨纓，但長度則比平常帽之纓為短。帽帶釘在帽內之「圈」上，交於頷下。
乙、朝帶：朝帶為皮製，外面包緞，帶上釘有四片「版」，係前後左右各一（不知何時取消後面之版），兩側版下有鐶，繫長手巾（飄帶）及荷包各一，另有解結錐、打火石、磨刀石等物。朝帽、朝帶上之鑲飾，則依服用者之地位而定，今分五大類述之，即皇帝、王公宗室、勛臣、額附、官員等。
（一）皇帝朝服
甲、朝帽：「用東珠寶石鑲頂」（見畫頁一圖廿一圖中為清太宗，太宗所戴之夏朝帽，與圖十五太祖所戴相同）
乙、朝袍：「服黃袍」（見畫頁一圖廿一圖中為清太宗，此件與圖十五太祖所穿者相同）
丙、朝帶：「束金鑲玉版嵌東珠帶」（帶有四版，圖中為圓版，嵌東珠五顆）
（二）王公宗室朝服
１親王
甲、朝帽：帽頂（頂子）有三層（參考畫頁一圖十九，描自『皇朝禮器圖式』，稍修飾之、畫頁一圖廿，描自『皇朝禮器圖式』）。上層頂銜紅寶石，中層嵌東珠八顆。夏朝帽（參考圖廿）前綴金佛像（亦名舍林），嵌東珠四顆。後綴金花，嵌東珠三顆。
乙、朝帶：帶上有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東珠一顆。
２郡王
甲、朝帽：帽頂及夏朝帽前後所嵌東珠，皆比親王少一顆，餘與親王相同。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綠松石一顆。
３貝勒
甲、朝帽：帽頂及夏朝帽前後所嵌東珠，皆比親王少二顆，餘與親王相同。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寶石一顆（未言顏色）。
４貝子
甲、朝帽：帽頂為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五顆。夏朝帽前之金佛及後之金花，各嵌東珠一顆。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藍寶石一顆。
５鎮國公
甲、朝帽：帽頂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四顆。夏朝帽前嵌東珠一顆，後綴金花，嵌綠松石一顆。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藍寶石一顆。
６輔國公
甲、朝帽：帽頂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三顆。夏朝帽前綴金花，嵌綠松石一顆。後綴金花，嵌寶石一顆（未言顏色）。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每片嵌藍寶石一顆。
７鎮國將軍
甲、朝帽：帽頂一層，上銜紅寶石。
乙、朝帶：用金鑲圓版（未言質料）四片，每片嵌紅寶石一顆。
８輔國將軍
甲、朝帽：頂上銜藍寶石。
乙、朝帶：用金鑲圓版四片，無嵌飾。
９奉國將軍
甲、朝帽：頂上銜水晶石。
乙、朝帶：用玲瓏嵌金絲之金方鐵版四片。
（三）勛臣冠服
１超品公
甲、朝帽：帽頂為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二顆。
乙、朝帶：用金鑲玉版四片（諸書皆未言其嵌飾，疑漏字。因超品公高於民公，民公尚有嵌飾，超品公更當有）。
２民公
甲、朝帽：帽頂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一顆。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每片嵌綠松石一顆。
（四）額附冠服
１固倫公主額附：冠服皆與貝子相同，若原係貝勒以上，則各照原封爵服用。
２和碩公主額附：冠服皆與超品公相同，若原爵在超品公以上，則各照原封爵服用。
３郡主額附
甲、朝帽：帽頂二層，上銜紅寶石，中節嵌東珠一顆。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每片嵌綠松石一顆。
４縣主額附
甲、朝帽：上銜紅寶石。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每片嵌紅寶石一顆。
５郡主額附
甲、朝帽：上銜藍寶石。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
６縣主額附
甲、朝帽：上銜水晶。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方鐵版四片。
７鄉君額附
甲、朝帽：用金頂。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圓版四片。
（五）官員冠服
１都統、尚書
甲、朝帽：上銜紅寶石。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每片嵌紅寶石一顆。
２內大臣、大學士、副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侍郎
甲、朝帽：上銜藍寶石。
乙、朝帶：用金圓版四片。
３一等侍衛、一等護衛、參領、前鋒參領、學士、滿啟心郎（滿洲籍之翻譯官）、郎中
甲、朝帽：上銜水晶。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鐵版四片（未言方圓）。
４二等三等侍衛、二等三等護衛、佐領、漢啟心郎、員外郎
甲、朝帽：用金頂。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圓鐵版四片。
５護軍校、主事
甲、朝帽：用金頂。
乙、朝帶：用嵌金絲之金圓鐵版二片（比他人都少兩片）。
（六）冠服通例：親王以下，官民人等，俱不許用黃色及五爪龍鳳黃緞。其馬鞍鞦轡等物，禁例亦同。皇后及以下各級婦女之帽頂、項圈，留待下回再談。
註一：見『太宗文皇帝實錄』十四卷十二頁，此外，『八旗通志初集（初刻八旗通志）』也有記載。惟上諭之用語及部分官名之譯法稍異。
註二：「八固山諸貝勒」之固山為軍事單位編制，如現代之軍、師等。因有八個，為分辨計，各予旗幟一面，漢文為行文方便計，習稱八旗。原本無旗幟之意。詳見宋承緒先生之「清初建軍過程與穆昆體制」一文（見『滿族文化』第十八期，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六月出版）
註三：牛彔為基層部隊之名，滿洲係全民皆納入軍事編制。
註四：因緞太貴之故。原句下即言「一緞之值，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緞成一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所以禁止者，非為緞疋專供上用，實有便於貧民也。」
註五：此段緊接云：「蒙古女人專尚綴纓。不知緞一疋，止足一纓之用，妄費無益也。」當時緞纓之製法待考。明末清初之松江府（在今江蘇省）士人葉夢珠，在『閱世編』一書中第八卷之「冠服」內有當時緞纓製法及價格，云：「大紅絲緯（平常帽之纓），初用拆緞，取大紅緞拆其經，取其不易亂。拆絲一兩，值銀一兩。後徑以散緯或雙絲染大紅，每兩價銀二、三錢者亦佳」。本書述及康熙卅多年之事，其述紅纓之價貴，最早也在順治之後，則太宗時尚在關外，其緞纓之貴必高於此時。
註六：『大清會典』未明言所定之服式為朝服，但次年（一六三七年）四月廿八日之上諭說：「凡出師田獵，許服便服，其餘俱令遵照國初之制（太祖天命時），仍服朝服」（見『太宗實錄』卅四卷第廿七頁）可知此時會典所定之朝服。
註七：曲阜孔府所藏衍聖公某世於順治年間之畫像，朝服為紅色。乾隆時則為「藍及石青諸色隨時用，惟不得用黃。」
（作者為本會榮譽會員，曾任職台灣省菸酒公賣局，鑽研滿族服飾多年）（照片見畫頁三右下）
簡介『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 王永一
『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是筆者於政大民族所攻讀碩士學位時所撰寫的論文，由於一直對中國滿族史及韓國的民族史感到興趣，當時就在清史專家莊吉發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這個題目，希望這本論文能讓各界對明朝時期的滿族有一個較深入的認識。
一、緣由
女真是東北地方古代民族之一，在中國史和東北史上曾有過燦爛輝煌的一頁。女真的先世源遠流長，可溯自先秦時的肅慎、兩漢時的挹婁、魏晉時的勿吉、隋唐時的靺鞨。在唐代，女真之名已見史載，宋遼金元時沿稱女真，直至明代，是時明人將女真依地理環境，分為建州、海西、野人（東海）等三部。
女真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曾經兩度建立過王朝。而金朝、清朝等均是以建州女真為主體。女真曾經吸收如：漢、朝鮮、蒙古等各個周邊民族，形成新興的民族共同體。因此，建州女真的民族史研究，是滿族史，同時也是中國民族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明代時，建州女真地處明朝中國、朝鮮兩大勢力之間，社會發展比海西女真及野人（東海）女真迅速。建州女真是滿族的直系先世，清朝肇祖猛哥帖木兒，清朝開國皇帝努爾哈齊，皆為建州女真人士。因此，對建州女真早期的民族歷史事件加以研究，相信比了解海西女真及野人（東海）女真更為重要。
二、解題
所謂『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這個題目的字面意義，可以大致解釋如下：
１、建州女真：構成建州女真的主體部族有三，一是火兒阿部（胡里改部），二是斡朵里部（吾都里部），三是一部分桃溫部（托溫部），三者均屬於元朝時的女真三萬戶，即「移闌豆漫」。建州不是部族或種族的名稱，唐代渤海率賓府有領地稱建州，明朝於永樂元年（西元一四○三年）設置建州衛，此處的女真始稱「建州女真」，其中還包括毛憐衛。
２、形成時期：在民族形成以前，人類即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成氏族、部落，過著集體群居的原始生活。直至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大分工發生，以及私有財產的出現，促使原始社會加速崩潰，氏族部落的血緣關係遂逐漸瓦解，而產生一種以一定地域聯繫為紐帶結合而成的新型人群共同體，其具有共同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文化習俗等特徵，這種新型人群共同體就是民族，而其演變過程的階段即為形成時期。
三、歷史範疇
一般歷史學者將建州女真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形成時期（或發展時期），由明永樂元年至成化三年（西元一四○三至一四六七年），起自阿哈出、猛哥帖木兒、建州三衛的並立，迄至李滿住、董山遇難前。第二階段：恢復時期，由明成化四年至萬曆三年（西元一四六八至一五七五年），起自達罕，直至王杲崛起前。第三階段：強盛時期，由明萬曆四年至萬曆四十三年（西元一五七六至一六一五年），起自王杲、王兀堂，直至努爾哈齊建立後金之前。
在第一階段即由明永樂元年至成化三年（西元一四○三至一四六七年）這段形成時期（或發展時期），此時東北地區曾發生許多重要的民族歷史事件。例如：永樂元年（西元一四○三年）明廷設置建州衛，由阿哈出擔任指揮使。三年（西元一四○五年），自建州衛析置建州左衛，由猛哥帖木兒擔任指揮使，正統七年（西元一四四二年），自建州左衛析分出建州右衛，由凡察執掌，而左衛則由董山執掌。於是，「建州三衛」並立，因而有「建州女真」一詞的出現。建州女真此時遷徙頻繁，原因在於蒙古、明朝中國、朝鮮的三重壓力及其本身內部生產關係的發展變化所致，但有意義的是，如此反促使建州左衛、建州右衛與建州衛一同完聚整合，造成女真社會的進步繁榮，社會經濟由狩獵轉向農業、生產技術也大為改良。
李滿住曾努力經營建州女真長達四十年之久，是當時建州女真的核心人物，他率部南遷致促使建州女真的集聚，並加速女真社會的發展。此外並加強對明朝政府與朝鮮政府等兩者之間的聯繫，促進民間的文化交流，可說是成果輝煌。他在建州女真形成時期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四、研究過程
本文主要是以建州女真形成時期為主軸，以分析探討歷史文獻為研究方法，由於此段民族歷史中，舉凡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都與周邊鄰族如漢民族、朝鮮民族和蒙古民族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筆者即利用中國民族關係史、族群關係史以及中國民族志等角度，參考民族學理論，進行全面性、綜合性論析。
資料運用方面，則以中韓兩國的宮書典籍為主，徵引最頻繁的文獻是韓國的『朝鮮王朝實錄』、『龍飛御天歌』、『全國地理志（東國輿地志、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等，這些都是記錄當時朝鮮李朝政府、民間與建州女真和其他女真諸部（海西、野人）的密切往來活動的珍貴史料，內容十分豐富。而國內資料方面，則以『明實錄』為主，並旁及其他史籍，如：『二十五史』、『遼海叢書』等有關女真或東北地區的記載，再者，亦參考並引用中、韓、日三國近代學者的專書著作、期刊論文等相關資料。
五、內容分析
本文共分五章，簡述如下：
第一章，建州女真的歷史背景
首先探討「女真」一詞作為民族稱號出現的由來，再論女真的先世。女真因朝代的不同而族稱有異，故依歷史時間順序排列分述。建州女真起源傳說是一種神話。而其族屬則是史實，西此，兩者一同討論，可相互呼應。
第二章，建州三衛的由來
明朝經營女真地區的策略是採用羈糜州制度，故設置建州三衛，其產生過程和施行效果值得探究，其所屬部族、所在範圍，亦值得探究。
第三章，建州女真的遷移和聚集
建州女真不論是在建衛前或建衛後，遷移都十分頻繁，這是環境所使然，建州女真須要面對周邊民族複雜的關係，亦須顧及內部部族的和諧，於是在遷移中便產生了強大的團結力量。
第四章，建州女真的社會特徵
本章探討建州女真內部社會組織的發展和對外產業經貿的往來，並論述建州女真與周邊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形，想找出建州女真走向現代文明的原因。
第五章，建州女真式微與復興
建州女真式微是因成化三年之役李滿住戰死，本章探討其經過及其影響。另外針對建州女真形成時期在滿族史的地位亦加以深入探討。
六、結論
本文探討建州女真的歷史背景，並以歸納、整理的方式將明代建州女真形成時期所發生的重要史事如民族變遷及發展過程、所屬部族、所屬衛所、地理位置等，用圖表方式列出，以便清楚了解其歷史發展的脈絡。本文並從旁觀眼光來看建州三衛並立設置的原因，及其對建州女真族發展的影響，以說明建州女真對明朝政府、朝鮮政府的政治隸屬關係。
（筆者現於漢城高麗大學攻讀史學博士學位）
清末推行滿族新式教育的背景探索 黃旭慶
教育是增進人類知識和技能，或發展人們內在素質和能力的行為活動。而透過學校教育，教育者根據一定社會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對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響，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一旦環境變遷，人們面對生活上的調適問題，便想從舊的教育進行新的變革，增加新知識，學習新技能，藉由學校教育，培育能夠因應環境變遷的人才，促成社會的進化。同樣地，清代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勢力隨著堅船利砲打開中國門戶，割地賠款不斷，洋貨外物充斥市場，中國傳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深受影響而發生急劇變遷，有識之士認為國勢不振，必須變革，以為進行學習西方軍事、語言文字的教育，便能富強。甲午戰爭爆發後，朝野人士才逐漸體認到，不由廣興教育、培植人才，不能圖強，教育層面不能再限於軍事、語文、西方器藝上，必須從教育體制著手，進行教育革新，增進人民的知識、技能，培養人民的內在素質與愛國情操。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北京創立同文館，是中國最早的一所新式學校，開啟了我國近代教育，往後陸續設立的新式學校，舉辦的教育事業，因在教育對象、教育理想、教育材料、教師地位、教學方法，學校系統與教育行政等方面，相對於傳統教育有了新的改變，可稱為「新教育」。這時，開始有八旗子弟進入新式學校學習，但僅限於少數八旗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庚子戰敗（一九○○年），新教育蓬勃發展，對滿族而言，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後始正式施行「新式教育」。所言「新式教育」，是因清末滿族教育事宜與傳統為八旗子弟所設的八旗官學不同，其教育制度、教育措施雖仿照新教育成制，在教育行政、課程內容等方面，卻又保持民族特色，與新教育略有不同，稱為滿族子弟的「新式教育」，可與近代「新教育」作個區別，也較能突顯清末滿族教育的革新與特色。
而八旗子弟教育，固然為研究重點，但新式教育對象範圍擴大，已不是八旗子弟所能全括，因早於清朝建立，滿族族名出現時，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建州女真族，而是女真族乃至其他民族共同結成的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民族共同體是在部落兼併、民族征服、人口俘獲、女真族以外的民族成分以奴隸、隸民身分加入等過程形成的，顯然包含了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旗民底下的奴隸、家丁，以及尚未編入旗籍的東北少數部族[1]。到了清末釋放家奴一體教育，解除對蒙古地區的封禁政策，對東北地區長久受滿族統治，深受滿族影響的少數族群，都相繼推廣新式教育，即使這些滿族共同體的成分，受到傳統教育的待遇並不相同，但並不能以其程度上的差別，而不將其列為清末滿族教育的研究範圍[2]，因此在討論上，以滿族子弟來替代八旗子弟，方能使滿族新式教育的研究更具全面性。
滿族統治者對其子弟的傳統教育方針基於建國的策略而來，即是以鞏固滿族的統治基礎為本，而以保存民族固有的道德技能，發揮其民族之勇氣，期能使民族之精神得以永存，能與異族相競爭[3]。但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風潮興起到民國建立期間，滿族統治者基於何種原因，願意讓八旗子弟進入同文館學習西方科學，而開始接觸到新教育？是什麼原因使滿族統治者願意改革傳統教育，開始推展滿族子弟的新式教育？新式教育的建立推行，又是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而得以持續發展？新式教育有沒有新的教育目標與教育方針？新式教育有那些教育形式？教育課程內容、教育經費如何籌辦？以及新式教育如何管理？新式教育既然與傳統教育有別，則如何與民族文化相結合？滿族教育是那麼容易推行嗎？還是有許多問題？這一連串民族教育史上的問題，確實有研究釐清的必要，是以，尋求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就是本文的研究動機所在。
從教育方面考察中國歷史演變，可以發現直至清末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開始設立新式學校以前，是具有長久歷史的傳統教育。之後，漸次演變為與從前不同的現代化教育。清末教育演變的這段教育過程，則可稱為近代教育中的新教育。
至於新教育產生的原因，可從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上來分析。社會上，主要是人口的變遷，生齒日繁[4]，貨不加增，民生聊困，加以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得力於外國軍隊與武器之力甚多，功臣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流，對西洋科學知識，推崇備至，並力主學習泰西器藝技巧。而清代中葉後，東南沿海人民移殖海外，與西洋接觸，對泰西文化中之新觀念、新思想，透過僑地與故鄉的交通往來而逐漸傳入中國，亦是促進新教育萌芽的原因之一。
文化的變遷，在於舊文化的僵固性和新文化的增加。對文化有很大影響的學校、書院教育和科舉考試，到清末形成八股文學，讀書人僅為求取功名，部份士人在謀取官職受挫後，轉而謀求其他職業，促進經濟轉型。新文化的增加則受教會傳教及辦學的影響甚大，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至咸豐十年（一八六○年）是教會辦學萌芽期，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至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教會辦學全面展開，學校已增至二千所，學生總數增至四萬人以上[5]，加上對西方器物的需求，西方的天文、算學、物理、輿圖等科學再度受到重視，教會無形中負起了傳播西洋教育和文化的角色，為舊文化注入新氣息。
經濟方面，由農業經濟漸入工商經濟，其相關人才的培養，知識的傳播就在教育。海禁一開，洋貨充斥市場，中國傳統土貨無法競爭；面對泰西堅船利砲，浸被於中國，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中國實難用弓、矛、小鎗、土砲及舟楫艇船抵禦[6]，故「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7]，刺激西藝的學習，導致對新教育的需求。
道光以後，泰西船堅砲利打開中國門戶，引發師法泰西，力圖自強的想法。清廷為求政治革新，乃有海防、洋務、維新、籌憲等自強運動，主張革新者多有立學堂、興教育、求人才的想法及行動。而自強新政中的造輪船、製機器、造鎗砲、開礦產、築鐵路、折南漕、創郵政、興農政、講礦政、練陸軍、整海軍等洋務，皆須藉教育為媒介以學習新知，由是新教育應運而興[8]。如此而言，中國的「新教育」是西方的大砲巨艦威迫[9]，搭配中國政治、社會等情形而應運產生的。
清末滿族教育受新教育與其他因素影響，也產生了與從前滿族教育內容、形式不同的教育模式，且與新教育異同互見，故稱「新式教育」。其興起與新教育產生時的背景和教育思潮，是交相錯綜，互為牽連的，在許多地方，滿族教育受到當時教育大環境的影響，加上滿族統治體制本身所醞釀的問題，新式教育得以受到重視與實行。
第一節 從傳統教育到新式教育
既言新式教育，必與滿族傳統教育不同且有改變。清末滿族子弟教育的改變，就演變趨勢來說，則從傳統教育演變為新式教育；就演變的進程來說，則受外國侵略與國內改革影響，而有階段性的改進。茲就教育模式的演變與進程說明如下：
教育模式的演變
滿族子弟教育模式的演變，簡單說是由傳統教育到新式教育。詳細地說，則是在教育對象、教育理想、教育材料、學校系統與教育行政等方面，有了不同的改變，以求符合當時的國家情勢、教育思潮及其民族生存發展的需要。
一、教育對象的演變：由限額到全面教育。滿族傳統教育對象主要是針對八旗成員的正戶人口與其他階級而言[10]，其他人口雖然可入學校讀書，但有入學考試的資格限制[11]。所設學校包括專為貴族子弟所設的宗學（滿文Uksunitaciku，教授宗室子弟讀書的學堂）、覺羅學（滿文Gioroitaciku，教習覺羅子弟讀書的學堂）[12]，為八旗子弟所設的八旗官學，為清貧子弟所設的義學。另外，也有為八旗體制下的新滿洲、錫伯、索倫、達呼爾等族群所設的官學校。此種專為八旗少數人所設的學校，可稱為旗學，學員的身分有所區分，名額、年齡也有限制，以聰明俊秀者為主要對象，專重培養少數優秀份子，其對象並未包括全體滿族人民，也不是在於養成各種人才。因此，到了清末時局變化多端，不熟謀生技能的旗民，成為國家的負擔，政府不得不加廣教育範圍，將教育對象擴及全體滿人，希望造就更多有用之人。
新式教育在使滿人具有相當的知識與能力，對外能保持獨立，對內能隨時進步，故需實施普及全族民的平民教育，使一切男女都有受基本教育的同等機會。平民教育的對象就從一般八旗正戶人口逐漸擴充到男女老少人員，八旗之外，營、站、官屯等義學生員，一律准其入學，學校中的對象也不限於旗人，有時是滿、漢兼收[13]，希冀養成各種人才，以求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二、教育理想的演變：由人格教育到愛國教育；並由偏重尚武的體育及道德的教育，演變為現代所謂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教育。從前皇太極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于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14]，「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即要教育滿洲子弟能奮勇向戰，互相支援，確保對明戰爭的勝利，並有君臣之義。後來統一之後，又提倡滿語、騎射，講究文武兼備教育，目的在使滿族貴族和旗民，保持固有的民族風格和尚武精神，避免滿族與漢族的同化，保證統治力量[15]，忠於滿族統治者，同時滿族統治者又從「按需而學、為用而修」的注意點出發，除強調保持、發揚傳統文化，也提倡學習汲取漢族的先進文化[16]。
清末一切外患，致使君主威望無法保持，八旗武力並受質疑，從前注重尚武、忠君的思想，轉變為愛國思想；只注意馬、步箭的體育精神及道德的教育，變成一面鼓勵個人立志、反省與實踐，又一面注意愛國與科學訓練，以養成有用、適合時局的健全旗民。
三、教育材料的演變：教材由文武兼備的教材趨向文武分重的專門教材。清入關以前就曾有「崇儒重道」的政策，康熙時又有「文教是先」的十六條聖訓[17]，致清統治者對子弟教育貫穿著「尊孔讀經」的用意[18]，同時提倡「國語騎射」的民族特色[19]。所以傳統教材在文方面，即包含所謂「國語」就是滿族語言文字，崇尚儒學，注重經學。教材是四書、五經、性理、通鑑等是經典教育[20]，並參與科舉考試，須學習八股文與詩賦等是文字教育；加以重視滿、漢語言文字翻譯，蒙古官學學生學習滿、蒙、藏、漢語及其翻譯[21]，是語言教育。在武方面主要是騎馬射箭及步射等訓練。
新式教育為求健全的國民，從前的文字教育、語言教育不得不演變為較實用的生活教育，譬如職業教育、農工商技能的訓練，教材脫離文字語言的限制；求富求強的要求之下，經典教育與科學教育並存，新式學校中普遍實施科學教育，包括算學、理化及其實驗；一方面是文武合一的教育，轉趨向文教與軍事分離的專業教育，軍事教育則採兵學、兵操、鎗械等教材。
四、學校系統及教育行政的演變：滿族傳統教育沒有明顯的學制，大抵循著府、州、縣儒學與國子監的層次，最高為翰林院庶常館，而且，滿族統治者為子弟所設學校，並非專為科舉準備，准子弟考試只是「誠恐進取之途未闢，至嚮學之意漸墮。」[22]所以雖廣設學校，並不形成完備的學校系統，而是形成一個複雜的教育網。傳統學校在京師和盛京有掌教宗室子弟的左、右翼宗學和掌教覺羅子弟的八旗覺羅學；京師內務府設有教導八旗官學生的咸安宮官學、景山官學，教授八旗蒙古官學生的蒙古官學，選內務府幼丁授以回回、緬甸文字的回緬官學，教內監的長房官學[23]；又有京師國子監下的八旗官學；有隸八旗都統專門招收未入官學的八旗子弟就讀的禮部義學，教授世職官員子弟的左、右翼世職官學；有隸於理藩院，教八旗子弟授以唐古特文字的唐古特學；隸內閣和理藩院教官學生授以俄羅斯文字的俄羅斯館[24]；盛京八旗官學，熱河、黑龍江、吉林等地官學；各駐防隸各旗參領的滿營官學、義學等學校。此外，教外籍學生以滿、漢文字者，有隸屬國子監掌管，教琉球學生的琉球官學與理藩院的俄羅斯學等[25]。
清末施行新學制以後，學校系統比較完備且趨單純劃一。滿族子弟學校歸如全國學制之下，層級較清楚單純；系統上，有直系系統、旁系系統之分，直系系統從蒙學堂、初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等，旁系系統有專門教育系統、附屬的師範教育系統及實業教育系統，較從前為完備。
由此，再說其教育行政，在中央方面從前只是由禮部兼管學校與貢舉兩事[26]，事實上，滿族子弟學校系統應說是一種共管局面，由皇帝一人直轄。到了清末，新式學校逐漸紛立，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學部成立前，滿族新式學堂由管學大臣兼管；學部設立後，設有尚書、侍郎、參事、視學等官，並分司掌管專門教育、師範教育、中等教育、小學教育及實業教育事宜，始有專管的完備的新式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學部下有京師督學局管理京師八旗學務，新式教育體系納於全國教育體系之下。
在地方上，各省設有學政，主管全省教育行政，滿族教育則尚有各處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城守尉等兼管，如吉林、黑龍江由當地最高軍政鎮守將軍直接管轄[27]。清代之有省教育行政專管官，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年）改設學政為提學使，其規制：「提學使司、提學使一人，掌教育行政，稽學校規程，徵考藝文師範。署設六科，曰專門，曰普通，曰實業，曰圖書，科長科員分治之。別設學務公所，有議長、議紳，以討論其事。」[28]滿族教育不出其右，或設有八旗學務處、旗務處兼管。
新式教育的進程階段
清末新教育的產生有其政治、社會背景因素，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對外迭次失敗而逐漸引出。有識之士認為中國不能再保守閉關，想用教育創造新中國，抵抗外侮，於是對改革教育的要求，加上社會、政治、經濟的情勢逼迫，促使滿族統治者對其子弟施行新式教育。以這樣的時代背景而言，滿族子弟新式教育的歷程，可約略分為接觸萌芽期、建立發展期兩期來說明。
一、接觸萌芽期，起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至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約四十年。在此四十年中又可分為兩期，自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為接觸期，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至二十七年為萌芽孕育期。
接觸期的教育是為應付特殊需要，滿族子弟開始接觸到新教育，但非專為滿族子弟而設。此時期為辦洋務，不得不設新式學校培養翻譯人才，不得不講求新式武備；軍備所需之機器與礦產開發、貿易運輸均需機器，又非講究機器之製造不可。所以設立的新式學校不外三類：外國語文學校、實業學校及海陸軍備學校。這些學校多有選派八旗子弟入學肄業，廣州同文館甚至以八旗子弟為主。而且這些學校多係專門學校性質，又未設預備學校，從舊教育出身的學生，對新式科目不易了解，對八旗子弟而言也只是摸索接觸的時期。
萌芽孕育期較接觸期進步，經過甲午戰爭，有識之士注意到整個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政策問題，所辦理的學校、課程、組織也分等、分級，有較佳之系統。此時滿族新式學校尚未正式舉辦，但是教育思潮及新式學堂的設立，卻成為滿族統治者推動子弟新式教育的風向儀，致使日後新式教育的實行水到渠成。
二、建立發展期，起自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底，約十年，亦是本文探討重點。此期經過前期的醞釀，及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實行的「新政」，促使中國新教育迅速發展，滿族統治者基於興學的需要、當時國內外情勢與民族本身的問題，也同意建立新式學校，擺脫接觸萌芽期的教育模式，並與全國的教育進度逐步發展。在這個時期教育界的重要革新包括了：（１）建立新學制，滿族學校亦有定規可循；（２）廢止科舉制度，改變文武官員之一種選舉方式；（３）普遍建立高等、中等、初等三級新式學校，取代書院及各府、州、縣儒學暨宗學、覺羅學、旗學。而滿族子弟新式教育不斷發展至民國成立後，改君主專制為民主共和，取消八旗稱號，劃一名稱，進入另一發展階段。
第二節 新式教育的接觸與教育思潮
清末由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因素，引發新教育的產生，這時的教育思潮可分為三大類：一為西語教育思潮，一為西藝教育思潮，一為西政教育思潮。其中以西語教育思潮對滿族子弟影響最多，是清末滿族接觸到新教育的開始，也是接觸萌芽期的開始。
至於「西語」、「西藝」、「西政」等教育思潮意義，大抵歸納如下：
西語教育者：大凡指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而言，或可稱為西言教育。這種教育思想，以為培養精通外國語文人才，「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敏異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駕馭之。」[29]
西藝教育者：大凡指學習泰西學術文化而言。其中包括：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汽學、天文學、地學、圖學等等，這些科目是以軍政、船政、步算為教育目的，以求船堅砲利，對抗外侮。
西政教育者：大凡指學習泰西政法刑章文物制度而言。其中包括：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等。主要思想是「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政尤急於藝」[30]。這種教育思潮起於甲午之前，盛於甲午以後。
或有學者認為西藝教育者，是一種以西語為工具，以西學為基礎，以西政為手段，接受西方文化，學習泰西器藝技巧，培育體用兼賅之人才，以建設現代化中國之教育[31]，如此就是指西藝教育為新教育的整個過程。此處為避免混淆，將西藝教育限定在學習泰西技藝之教育，即限於藝徒教育（Prentice）之範圍[32]。
談到西語學校教育，在清朝首肇端緒者為清康熙四十七年（一七○八年）所設立的俄羅斯文館。挑取俄羅斯佐領下之人為教師，選八旗蒙古、漢軍、監生、閒散子弟，學習俄國語言文字[33]。雍正時還別設西洋館，專攻拉丁文[34]。至英法聯軍戰役以後，洋務運動勃興，清廷與外國的交涉日繁，可是各國語言文字與中國不同，所以須先培植造就精通外國語言文字的翻譯人才以擔任交涉，於是又再度興起了西語教育思潮。恭親王奕訢乃主張仿照從前俄羅斯文館成例，專設機構，招收生徒，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培養傳譯人才。原奏略稱：
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從前俄羅斯文館，曾例定設立文字館學習，具有深意。今日久視為具文，未能通曉，似宜量為鼓舞，以資觀感。聞廣東、上海商人，有專習英、佛、米三國文字語言之人，請飭各該省督撫，挑誠實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並於八旗挑選天資慧聰，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備資學習。其派來之人，仿照俄羅斯館教習之例，厚其薪水，兩年後分別勤惰，其有成效者，給以獎敘……俄羅斯語言文字，仍請飭令該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所有學習各國文字之人，如能純熟，即請給以優獎，庶不致日久廢弛[35]。
該奏摺奉旨准行，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五月挑選八旗學生入館，同年六月十五日成立同文館，是為中國新教育設學堂之始[36]，亦是八旗子弟接觸到新教育的開端。其教育目標重在學習泰西語言、文字，培育翻譯人才，以當折衝樽俎之任。
後來馮桂芬鑑於當時與外人交涉，往往假手於通事，而此等人「惟藉洋人勢力，狐假虎威，欺壓平民，蔑視長官，以求其所欲」，又勾結洋兵，「欺我聾瘖，逞其簧鼓，顛倒簸弄」，且其所能，「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交涉之間，一言一字，輕重緩亟，輾轉傳述，往往影響附會，失其本指，小嫌釀成大釁。」[37]馮氏又主張推廣京師同文館之法，其議曰：
夫通習西語、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勢所不可少，與其使市井無賴獨能之，不若使讀書明理之人共能之。前見總理衙門文，新設同文館，招八旗學生，聘西人教習諸國語言文字，與漢教習相輔而行，此舉最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異敏之資出於其中，然後得西人之要領而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是。……愚以為莫如推廣同文館之法，令上海、廣州仿照辦理，各為一館，募近郡年十三歲以下之穎悟誠實文童，聘西人如法教習，仍兼聘品學兼優之舉貢生監，兼課經史文藝，不礙其上進之路。三年為期，學習有成，調京考試，量予錄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種讀書明理之人，可以咨訪，可以介紹，即從前通事無所施其伎倆，而洋務之大害去矣。至西人之擅長者，曆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書，經譯者十之一二耳，必能盡見其未譯之書，方能探頤所隱，由麤跡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於水，青出於藍？輪船火器等製，進羿之道，似亦無難，於洋務豈曰小補之哉[38]。
此主張影響甚大，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李鴻章奏設上海廣方言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廣州將軍瑞麟奏設廣州同文館；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奏設隻船政學堂，奕訢等奏請於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二館，皆同此構想。李鴻章所奏設之上海廣方言館（後改上海機器學堂），則不僅學習泰西語言、文字，並藉語文學習測算、格物、制器諸學。
教育對象則先以八旗子弟為主，其次才選漢民子弟。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三月，北京同文館又添設法文、俄文班，延請法、俄二國人為教習，其漢教習均由八旗咨傳考試錄用，各挑定八旗學生十名[39]，招生仍為旗人[40]。不過，最後北京同文館由原來的八旗子弟推廣為兼取滿、漢子弟年在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文理業已通順者」為學生；滿、漢舉貢生監，如有平日講求天文、算學、西國語言文字者，則「不拘年歲……一律收考。」[41]上海所設廣方言館，因中外交涉事件較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既多，人才斯出」[42]，後「選近郡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入學。」[43]廣東方言館則因所招收漢民學生，來去無常，兩廣總督瑞麟建議：「嗣後同文館學生專用旗人，無庸再招漢民。」[44]而且恭親王奕訢對於挑選幼童前赴外國肄業的問題，也認為要查照上海、廣東開設同文館成案，「不分滿漢子弟」，選送外國學習[45]。
為何這些新式語言學堂大多招收八旗子弟？而使得滿族子弟能先接觸到新式教育？學者羅炳綿認為此與清朝政府堅持偏狹的「滿洲本位」統治政策有關[46]。但關於同文館最初以八旗子弟為主要學員的原因，似可從學館章程舊例、翻譯的需求面及教育對象供給面等三方面來分析說明，更為適當。
一、學館章程舊例：學者陳捷先認為滿洲人自入關以後，對於中央政府衙門以及若干制度的承襲，都是經過相當理性選擇的；滿洲人是講求實際、重視自身利益的[47]。因此對於這種進入同文館當學生，有學業津貼及學習的利益，主事者自不能忽略照顧其民族子弟的好處。而且清朝辦理公務多有仿照成案舊例之便，總理衙門奏設同文館，附所擬章程六條，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一、請酌傳學生以資練習也。查舊例，俄羅斯文館額設學生二十四名，今改設同文館，事屬創始，學生不便過多，擬先傳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傳，仍不得逾二十四名之數。此項學生，臣等前在八旗中僅挑取二十名，除已傳十名外，記名人數無多，將來傳補將次完竣，應由八旗滿、蒙、漢閒散內，擇其資質聰慧、現習清文、年在十五歲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由臣等酌量入取，挨次傳補。」[48]其餘各條，包括教習的選取、人事的安排、考試稽核、餉俸給予，幾乎都是從俄羅斯文館舊章改訂。是以同文館在開辦之初，僅為培養熟識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既按俄羅斯文館成案辦理，理所當然沿襲招收八旗之例，同文館似乎只是換湯不換藥的八旗官學。
上海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仿照北京同文館例，改變不多，上海所收學生不專以八旗子弟為主，廣東則以八旗子弟為多。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上諭：
……因思總理衙門固為通商綱領，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廣州、上海為總匯之所。現據李鴻章奏稱，上海已議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而廣東事同一例，亦應仿照辦理。著庫克吉泰、晏端書於廣州駐防內，公同選閱，擇其資質聰慧，年在十四歲內外，或年二十左右而清、漢文字業能通曉、質地尚可造就者，一併揀選，延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大義，俾得通知古今，並令仍習清語，厚其廩餼，時加考查，儻一二年後學有成效，即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俾有上進之階……[49]。
這時已由統治者諭令仿照辦理，在駐防內選閱學生，同時仍須學習“經史大義”與“清文”，好比在官學課程中加習“外國語言文字”學科一般。
二、翻譯的需求面考量：同文館、方言館的設立的重要目的是要培養翻譯人才，學員資格，當然最好能略有知識，已精通漢文者為佳。而且清朝傳統教育中有科舉翻譯一科，專對八旗子弟來提倡培養語言人才，供給翻譯人員，早有注重培養八旗子弟為翻譯人才的傳統與需求。所以北京同文館選取「現習清文」的八旗子弟入學，並不意外；像廣州本已挑有八旗子弟百餘人，令其勤習分翻譯，又於其中選擇年幼性慧者二、三十人，設館教習外國語言文字，「並聘內地品學兼優之士，課以經史文藝，仍兼習清漢繙譯，以期融會貫通。」[50]廣州將軍庫克吉泰奏稱：
伏繹諭旨，既於外國文詞求其融會，又於經史大義為之講明，自非賦質明敏、清漢兼通者，未易入學。奴才前於到任時，竊見洋人在城，人心未定，恐其日久廢弛。因令八旗子弟分別肄業，強而力者專習弓馬，秀而文者兼習清漢[51]。
最後「即在廣州駐防滿漢八旗，向習清書繙譯子弟內，揀選資質聰慧、年歲二十左右者十六人，又訪擇漢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四人，共肄業生二十名，送入館中。」[52]
至於「查照成案」，選派子弟出國肄業。除了依循先例之外，如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選派京師同文館學生筆帖式（滿文Bithesi，記檔案之官）廣英等，隨同總理衙門總稅務司赫德赴英國遊歷學習，可是名為學習，主要在於想利用機會，「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資籌計」，「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53]基於考察國外情勢的需求，以及籌計利害攸關的心理，選派曉得外文又熟悉清漢文字，及懂得辦理文案的旗籍筆帖式學生，自是恰當不過。
另外，清朝利用奏摺整飭吏治，臣工以奏摺報告各項政事，奏摺成為重要文書。而清代奏摺，依其書寫文字的不同，可分為漢字摺、清字即滿字摺與滿漢字合璧摺。滿漢臣工臣工因文字表達能力不同，准用滿字或漢字繕摺具奏，但滿洲大臣辦理滿、蒙、藏事件時，例應使用滿字摺[54]。因此在辦理對外交涉事宜時，若具奏上報，同文館畢業學生充當翻譯官者，無異成為知曉清、漢、外語的最佳人選，有行政上的便利。
由此可知，當時對於翻譯人才的需求量甚大，有直接影響招收旗生的實際因素，不管從傳統上翻譯需求或現實上考察、奏報、交涉的需要，都需要有八旗子弟來參與西語教育。
三、教育對象供給面的考量：本來以招收八旗子弟為主要教育對象，有其背景來源及考慮因素，但是畢竟所育人才有限，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北京同文館增設算學館時，即招取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55]，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並准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一體考試入館。「誠以進取之途一經推廣，必有奇技異能之士出乎其中，華人之智巧聰明不在西人以下，舉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儻能專精務實，儘得其妙，則中國自強之道在此矣。」[56]此時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以為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算學、天文中來，若不從根本上用工夫，只習皮毛，仍無實用，因此需要更多相關人才，希冀從擴大招集肄習學生中廣造可用之士，為將來裝造輪船、機器之本。
不過，並非事事盡如人意，「天文算學招考正途人員，數月於茲，眾論紛爭，日甚一日，或一省中並無一二人投考者，或一省中僅有一二人願投考者，一有其人，遂為同鄉、同列之所不齒。」[57]而且就算後來遴選聰穎之士，以供精習泰西語言文字，推及學習步算測量時，卻又因「彼時投考諸人，流品不一」，「其中堪造就者不過數人」，乃「擬令該學生等與舊在同文館內八旗俊秀同在一館，俾資探討。」[58]